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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王統記

來源：中國西藏資訊中心

《西藏王統記》按藏文原意可譯為：《西藏王統世系明鑒》，書中自稱為“佛教史”。是藏族歷史著述中一部撰寫較早、影響較大的著作，同時又是一部文學作品。

關於作者，《西藏王統記》結尾處記為：“薩迦派僧人索納堅贊。”一般認為他就是薩迦五祖八思巴的侄孫、第七世薩迦法王喇嘛當巴索納堅贊。此人幼名尼瑪德衛洛卓，八歲開始學習，十七歲從堪布索納紮巴和大師白登僧格出家受比丘戒，始取法名索納堅贊。世人尊稱為喇嘛當巴（意為：師尊）或索納堅贊貝桑布（“貝桑布”，意為賢德、尊榮。加在名字之後表示崇敬）。後來，曾先後投布頓大師和邦譯師洛卓丹巴等學法。精於講授、辯論和著述，通達五明，顯密雙解。後為第斯帕莫竹巴之上師。著有因明、般若、中觀和教史等方面的作品多種。

喇嘛當巴的生卒年月，由於有關史料中沒有說明是藏曆計年的第幾個繞迎（勝生），所以產生了分歧。一種說法認為是藏曆的第五繞迥的陽水鼠年（西元１３１２年）生，陰木兔年（西元１３７５年）卒。另一種說法是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藏文《西藏王統記》的出版說明所記，認為是藏曆的第六繞迥的陰水雞年生。但是，西元卻記為１３７２年生。按西元１３７２年乃是藏曆第六繞迥的陽水鼠年。想是“雞”乃“鼠”之誤。因為，在《薩迦世系》中記為陽水鼠年生。１３７２年之說可能欠妥，因為各種材料記載：喇嘛當巴曾依止布頓•仁欽珠學法。而布頓的卒年是１３５４年。那麼，１３７２年生的人自然不能向已死十八年的布頓拜師求法了。所以，索納堅贊的生卒年代似以第一種說法為可信。

　關於成書年代，《王統記》最後記為藏曆陽土龍年，也沒有講是第幾個繞迥。按：在西元十四世紀內有兩個陽土龍年，即西元１３２８年和１３８８年。如果喇嘛當巴是本書作者的說法成立，那麼，成書年代必然是１３２８年。因為，１３８８年，喇嘛當巴已經去世十三年之久，自然難以再著書立說了。

　但是，在《王統記》談到蒙古史時，有一個夾註說：“從此，國政失于大明皇帝。”按：明朝第一個皇帝大祖朱元璋洪武元年是西元１３６８年，離《西藏王統記》成書的１３２８年已有四十年之久。再者《王統記》中還在談到漢、蒙王統時記日：“……以上（指漢，蒙王統等）是根據政教首領、族系高貴、博學多才的蔡巴普通司徒•噶維洛卓（有的譯為：司徒喜智）所撰歷史書而作的簡要敍述。”又於書之末尾談到作者著此書時所參考的眾多著述時，記有：“蔡巴等官長、擅長論著等人所著的眾多王統史，……。”按：蔡巴•噶維洛卓即《紅史》著者蔡巴•貢噶多吉出家後的法名，是當時西藏地區雄踞一方的政教首領。據此，可知《王統記》引用了《紅史》。而《紅史》成書於１３６３年，也晚于《王統記》成書的１３２８年四十五年。因此，很多人認為。既然一《王統記》作者明確聲稱參考了《紅史》，又記載了大明皇帝，則必然晚於它們，所以其成書年代應為西元１３８８年。而不是１３２８年。

這麼一來，《王統記》作者是喇嘛當巴的說法又站不住腳了。因為，前面已經說到，此時他已死去十三年了。
那麼，作者又是哪一位索納堅贊呢？

在《薩迦世系》的記載中，還有另一個索納堅贊。他的哥哥是頗有名氣的第九代薩迦法王，名叫降央欽莫納喀堅贊。他們都是喇嘛當巴索納堅贊的侄孫輩。但是，他的生卒年是西元１４０８——１４５０年，只活了四十三歲。其他情況無所記載。從目前情況看，他撰寫《王統記》的可能性是極小的。

或者說：《王統記》作者就是喇嘛當巴索納堅贊，成書年代就是１３２８年。當時他十六歲，等到晚年時，又對該書作了修改補充．此時，他才參考了蔡巴的《紅史》（他和蔡巴是有交往的）並加進了關於“大明皇帝”的關注。此說，似亦頗有道理。究竟如何，尚可進一步考查。

（統記》原文共分十八章。第一章講宇宙形成、印度古代諸王、釋迦牟尼降生及弘揚佛法。第二章講塑造釋迦牟尼佛的三身像和給三身像開光。第三章講漢、蒙王統傳承及兩地的佛教弘傳情況。第四章講“六字真言”的功德。第五章講觀音菩薩化度雪山眾生得解脫。第六章講觀音化現馬王利益眾生。第七章講獼猴與岩羅刹女繁衍蕃地人類。第八章講蕃地古代諸王。第九章講觀音身放四光，法王松贊干布出世。第十章講吞米•桑布紮由返蕃制定藏文。松贊干布制定十善正法。第十一章講自印度和尼泊爾謝松贊王的本尊像。第十二章講迎請尼泊哪構公主。第十三章講迎請文成公主。第十四章講修建大、小昭寺及其他支寺。第十五章講為大、小昭寺及其他支寺開光。第十六章講埋藏經咒寶物，使蕃民皈依佛法。第十七章講松贊干布王與赤尊、文成二妃功德圓滿，化光融入本尊觀音像胸中。第十八章講松贊干布以後請王及漢藏關係等。

作者利用藏文歷史著述十多種，還參考了漢族的文獻等，廣征博引。以詩、文結合的體裁，濃重的文學筆墨突出記述和讚頌了松贊干布對藏族的統一，與漢族的團結交往，與鄰國的交往，以及制定法律，倡制文字等豐功偉績。同時，也著重記述了倡行佛法卓有成效的贊普赤松德贊和赤日巴堅的事蹟。記錄了比較豐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料，成為藏族同類著述中的重要作品，受到藏族學者及國內外研究藏族歷史及文化的人們的重視。已有漢文及英文等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