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仁喜講述宗薩欽哲仁波切

   2014年7月23日 8:15

   姚仁喜講述宗薩欽哲仁波切：跟隨他，直到證悟！

   我覺得今天的安排有點嚴重，會長跟我說是跟幾位朋友來隨便聊聊的，沒有想到是演講者－聽眾的這種關係。我實在是沒有太多準備。加上最近我太太一直說我大概快要老年癡呆症了，因為我對人都記不得，對日期當然更記不清了。我常在回憶到底那一年做了什麼事情，全部都忘記了，所以可能等一下還需要會長來幫忙解釋。不過既然來了，所以也只好講了，事實上，很多發生的事，是都到後來才覺得非常特別，自己也才覺得非常幸運，一種非常特殊的因緣，到很後來才理解。

   我第一次有緣有幸見到欽哲仁波切，是在一九八四年他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在座有沒有人那時候就認識他，應該有吧？那時，我和任祥還沒有結婚，有一天下班時她來找我，我們想去看電影，打開報紙，發現沒有電影可以看的，結果就不曉得為什麼，眼光就落在報紙一角，有一個佛教演講的啟事，在天主教的耕莘文教院。那時的我完全沒有接觸過藏傳佛教，對佛教的了解也很膚淺，可是我們不知為何就胡里胡塗的去了，完全沒有原因。可是直到今天還印象深刻，記得那個場景。

   印像中欽哲仁波切坐的很高、很高，跟平常我們現在的場地不同，我跟任祥坐在那裡，當他出來的時候我們都嚇了一跳，原來西藏的仁波切也有這麼年輕的（他當時二十三歲）。然後他就開始用英文開示，我們更訝異於如此流利的英文。（那時的翻譯還不是Jimmy Ma －馬君美先生，是一位戴眼鏡的一位先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因為欽哲仁波切講英文，我才聽得比較懂，因為許多中文原譯的辭當時實在了解太少，反而聽得較不懂。我當場拿了一張小紙條記了他的開示，任祥有保留文件的習慣（有點可怕），那張筆記到現在還在，前幾年她還拿出來給我看。不過有一次我跟欽哲仁波切提起此事，他問我說：「我那天講什麼？」我羞愧地說我實在忘記了，真是可恥。不過後來就沒有再繼續接觸藏傳佛教了。印像中好像只有一次有某位仁波切來，在師大，比較像是修法，也不懂，就一直都沒有再接觸。

   九年以後，也就是一九九三年，我的朋友給我一本英文版的《西藏生死書》，同年年底，我去加州參加索甲仁波切的閉關。那時我才了解到，原來索甲仁波切的上師，就是前一世的宗薩欽哲仁波切，而且帶他長大的！我就開始想找出印像中那位二十三歲的年輕欽哲仁波切。一直找，一直找，結果找到了一張照片，是在Rigpa出版的一本叫Dzogchen的小冊子，這本冊子好像是為了嘉瓦仁波切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印的，出版的數量不多。這張照片是宗薩欽哲仁波切、雪謙冉江仁波切和頂果欽哲仁波切一起拍的，當然他那時候還是很年輕，可是比二十三歲稍微大了一點。

   一九九三年之後接觸藏傳佛教，對我一生影響極大，事後想起來，似乎在一九八四年那次有幸和欽哲仁波切結緣時，仁波切就已經在我心中種下了種子一般。當然，頑劣的我，花了九年才勉強冒了一點芽出來。不過，我還是覺得自己非常幸運，了解到很多人、包括欽哲仁波切，都一直在照顧我。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從加州閉關回來，一回來就碰上欽哲仁波切在中央日報大樓講課，講三天。又是一個似有安排的因緣，我就去了。那一陣子，因為完全被《西藏生死書》所震憾，光那一年，大概就看了大概五遍，而且書不離手。所以我去聽欽哲仁波切講課的時候，手上也還帶著那本書。我記得他最後一天講完了，有人要求要皈依，他說好，要皈依的人站起來，然後他就走下來，跟每一個要皈依的人握手，算是皈依！我也跑去跟他握手皈依，而且請他在書中前一世宗薩欽哲仁波切的照片上簽字。我記得當他看到那個照片時，他說了一句：「 Oh ！ my God ！」，然後簽了DKR三個字。

   事隔九年，我第一次閉關回來就又碰上欽哲仁波切，似乎很巧，大概後來才知道，大概不是很巧。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在暑假跟太太、小孩去美國舊金山玩，又發現欽哲仁波切在那裡開課，講薩迦派的「遠離四種執著」。那一次是Jimmy翻譯的，在一個大學的教室中，大概有五十個人左右吧。我記得在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仁波切自己一個人坐在院子裡面曬太陽，我就跑去跟他講話，就隨便聊了兩句。當然，那幾天太太帶小孩去shopping花錢去了。那一陣子很奇怪，我去倫敦，跟太太、跟兩個朋友去玩，結果正好碰上索甲仁波切在那裡開示，結果又是我太太去花錢，我去聽開示。飛來飛去就是一直碰到有這種機緣可以去接受教法。後來又有一次欽哲仁波切去法國Lerab Ling ，接受了他重要的一個灌頂。陸陸續續，有一些機緣與仁波切親近。前幾年，大概是仁波切覺得我很不行了，就出現比較多了。

   開始正式成為欽哲仁波切的弟子是在仁波切在台灣教入中論第二年的前夕，我在丁乃竺家與仁波切見面。從那次以後，就開始持續有機會聽聞仁波切的開示與教法，也因而有這個因緣把這個本來沒什麼用的地方提供給仁波切做為中心之用。而自從那一次上入中論以後，每一年我都參加沒有缺席，不過常常聽到一半都睡著了，而且我承認常常第二年就忘記第一年講什麼。

   二０００年時，很榮幸又很幸運可以跟著欽哲仁波切去五台山。還記得到北京轉機時，機場空無一人，然後就看到仁波切一個人站在那裡。又有幸與他從北京一路到五台山。跟著文殊師利菩薩去五台山是會有過度興奮的狀況的，我記得有一天晚餐時，幾個朋友跟我同一桌，好像有人慫恿我跟仁波切請法，請他在台灣講巴楚仁波切的《普賢上師言教》。他坐到我們這一桌時，我就說了。我記得很清楚仁波切看著我，說OK ，我跟你make a deal （做個交易），你把它翻譯出來，我就教。我說No，仁波切，我沒有這個能力。他又瞪著我，看了三秒鐘，說Yes, you can （是的，你能）。他說你不用把它翻成很美的文章，你只要先翻過一次，我們一邊上課，一邊修改。這時候有人跑出來救命，有一位楊小姐，她今天沒有來，然後說還有兩位可以翻譯。我們就說Jimmy當然要翻譯囉，雖然Jimmy不在，但是我們認為所有的事情Jimmy都應該有一份，然後我們就分成四段，然後就把大家最不喜歡的、講地獄的那一段給Jimmy ，因為他不在，被我們善意地安排了。我分到第三段。

   回到台灣後就開始翻譯，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嚴重，所以我排了一個schedule （時間表），算了一下， 如果一天翻一頁的話，我應該可以在幾個月內把它翻完。當然我不太可能一天翻一頁，所以我就每個週末翻七頁，我翻七頁，大概要差不多四、五個鐘頭，我的中文很差，速度很慢，可是幾個月後，竟然把多四、五個鐘頭，我的中文很差，速度很慢，可是幾個月後，竟然把它翻完了。翻完了以後才發現，除了Serena Yang完成的一個章節， 其它人都還沒有翻。可是後來就停了一陣子，然後每次欽哲仁波切一來，我就覺得好像欠了一個什麼東西，很尷尬。去年開始，我就再從第一章翻起，不過後來就越來越慢。我跟大家承認，我現在大概是翻到百分之四十左右。我最近又把它拿了出來，我想再來訂一個schedule ，這個在五台山上文殊師利菩薩交待的功課，做太久好像不太好，我希望可以在短期內，（不敢答應時間），把它翻出來。

   到了二００一年，又有機會跟著仁波切去宗薩寺，對我來講那又是一個很重大的經驗。到了成都坐很糟糕的車，三天后才到宗薩寺。然後我們又騎馬騎了一天才到了一個蓮花生大士曾經閉關修行的山洞，在那兒見到了仁波切跟各國來的學生。在那裡看到宗薩寺，看到當地人是如何渴望和尊敬仁波切。仁波切回到宗薩寺的時候，居民在滿山滿谷都焚松放煙，家家戶戶把所有能夠裝花的東西，不管是什麼可樂的瓶子、茶杯、嗽口杯，所有能裝花的全部都放在門口來歡迎仁波切。

   我們在接近宗薩寺的時候，忽然碰到二百個全副武裝的康巴戰士，那個景象，完全令人忘記今夕何夕，以為是在十六、十七世紀！他們都穿豹皮呀、虎皮呀、刀呀、全副武裝，馬也全副武裝，保護仁波切進來宗薩。我們先走，當仁波切抵達時，前面先有一個由大約三、四十個最酷的年輕人開導的摩托車隊，全部都裝飾齊全，擦的亮亮的，然後是二百個武士，跟隨再大概有一百位喇嘛全部都穿戴整齊，吹號、 笛子等等，然後仁波切坐了一匹白馬進來。（問：仁波切的表情是什麼樣子？）他表情很尷尬。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表演，摩托車繞啊、馬啊，很多節目，四個村莊全部都來了，那村莊是很遠的，要走很久才會到。然後我們就跟他坐在同一個帳篷裡面，帳篷外面圍滿了人，大家就是想要看一眼仁波切就心滿意足了。我坐在那兒，覺得很慚愧， 我們如此幸運有機會和仁波切在一起，卻常常忘記了這是多珍貴的事情。我們也去了仁波切的房間，是根據以前的樣子重建的，那個房間就是在《西藏生死書》裡面索甲仁波切寫前一世宗薩欽哲仁波切那個如「諸神的天堂」的房間，非常殊勝。

   雖然五台山和宗薩寺兩趟旅行表面上都好像是旅遊活動，可是我自己卻覺得心靈上收穫很多。去年我又有幸去不丹看仁波切拍新的電影，大概是最後十天左右。因為仁波切的啟發與鼓勵，我開始想去實現年輕時的一個夢想－－拍電影。去年暑假去簡短學了電影之後，到不丹去看真正的電影拍攝是非常有收穫的一趟旅程。雖然只有幾天，可是我學到很多。

   當時電影已經快要拍完了，仁波切是導演，指揮所有的人拍電影，他真的是氣定神閒的樣子。事實上拍電影是一個很複雜繁瑣的工作。

   結果最後幾天，演老頭的那個人忽然不見了。當天早上我看到Noa Jones （新片的秘書）的臉色是蒼白的，演員不見，家裡的人不知道他去哪裡，有人打聽到說他跑去印度德里了，只剩兩天就要殺青，人卻不見了。整個團隊的氣氛就變得很不一樣，所有的人都變成很緊張。

   後來仁波切來了，他就說「喔，剛剛新消息，他在德里賣蘋果，剩下兩個賣完他就回來」，真的？假的？大家還是很緊張，當然那是他隨便講的。大概全印度的西藏組織全部都在找這個人，就仁波切一個人，好像完全沒事一樣，每個人都很緊張，他完全沒有一點皺眉頭，或煩惱。我在旁邊觀察他，我覺得他實在是很了不起，因為我們仁波切常常都喜歡開玩笑，在這種危急的時候，我們一般人都會覺得天快塌下來了。過了一陣子，我就听說他坐在計算機前面，把劇本改了，然後他說改過之後反而更好。事實上那個人不見了反而讓他改了劇本，結果還真的比較好，真的是把逆境轉為順境的活生生的例子。然後就改了，沒事了，繼續拍。

   過了二天，這個人又回來了，他們就把他帶到仁波切面前來謝罪，仁波切看了他一眼，跟他講了一個他習慣的那種笑話，就好像沒事一般。回來就回來，也完全沒有說什麼，就開他一個玩笑而已。然後電影就拍完了。

   我真的覺得學到很大的一課。（問：仁波切有把劇本改回來嗎？）他沒有改回來，我親身看到，當然我們都知道仁波切很偉大，修行很高，不過在處理這種我們認為是世俗的事情，事實上他處理的方法真的是令我們非常佩服。

   當然有一個事情要講，雖然我自己沒有親身碰到，可是我一去不丹他們就跟我講，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電影中，有一場就是晚上和尚在一個大石頭下講故事，大石頭上面畫了蓮花生大士的像，據說那個場景本來是要拍一天就拍完，可是很奇怪什麼事情都不順利，一下這個一下那個，甚至在第二天發生照相機自己倒了下來的嚴重事情。

   欽哲仁波切和秋林仁波切就每天晚上修法。結果本來要拍一天的工作花了五天才拍完。可是在第五天清晨， Mal Watson跟我說，大晴天的天上下下來一種軟的冰雹（我沒看過），然後他們拍完最後一個鏡頭的那一剎那，天空出現了一個雙道彩虹（電影上有），另外有六隻黑脖子的鶴，那是全世界只剩下幾百隻，不丹稀有的動物，從彩虹下飛過去。這時，附近的村民都來了，跟仁波切頂禮，謝謝仁波切。他們說這地方本來不平靜，造成他們很大的麻煩，村民謝謝仁波切來這裡，把這個地方平息了。據說仁波切當場就跟所有的村民開示。

   我想說的是，仁波切在我們看得見的活動裡面，比如像拍電影等等，已經夠忙碌了，其實他還在我們看不見的層面，替眾生做很多其它的事情，同時在解決很多問題。我實在很有幸，能跟著宗薩欽哲仁波切，上了他很多的課，得到許多教法。他也非常照顧我，常常在我很徬徨或有需要的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我實在非常非常地感激。包括回想起來，將近二十年前就有緣碰上他，中間雖然有一大段沒有連續的日子，加上後來不經意的去上了入中論，回頭一看大概有六七年了吧，許多事情卻都串了起來，都是有道理的，越來越深入。今年又去舊金山聽《入中論》，就覺得比較輕鬆，仁波切問我說，我在這裡講和台北有什麼不同，坦白講我忘了，可是覺得好像比較聽得懂了。願我能永遠跟隨欽哲仁波切，直到證悟。

   2003年讀書會姚仁喜講談與校稿，賴麗娟中文繕寫。摘自《柔和聲》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