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涵：然而有些最偉大的西藏上師是因極爲凶惡而聞名，例如馬爾巴。他是最凶惡的。

仁波切：對，當然。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爲他們沒有自己的規劃議程。他們唯一的規劃事項就是要證悟。他們不在乎其他人說什麽、想什麽――我把這個叫做CCL（Couldn’t-care-less；全然不在乎）。那具有最大的力量。但是今天誰有呢？沒有人。

寇涵：在電影揭露關於你的事情裡，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並列出你所扮演的各個角色。身爲在西方的上師，你與西方的學生一起工作，至少在理論上他們來你這裡是爲了證悟，然而他們仍是來自這個對權威向來不信任的後現代環境。而在不丹，數以千計的不丹人却毫不懷疑地確信你是個活神仙。

仁波切：我想我在兩塊大陸 (PS:亞洲和美洲) 都僞裝得很好。我去不丹時，知道要爲他們做什麼，知道做什麼是最和諧的。因爲假如我在不丹或西藏做或說我在西方說的東西，我會陷入麻煩。那就是我先前所指的，我這樣做是因爲我不想喪失弟子，我不想受批評。當然，我能夠合理化這些行爲，說是：「哦，它起於一個善良的動機，因爲我不想要危害數百人的修道。」

寇涵：你在電影裡說到很難與衆多不丹信徒建立真正的關係，因爲他們對你的那種崇敬。但是你的西方弟子們卻有根本的自我立場，覺得「沒有人比我更崇高」。而這也帶來困難，因為任何真正的上師若要幫助學生開悟，就必須從一開始就接受上師，明白一些學生尚未明白的事情。然後，當然還有老師加在自我、以及學生對自我的認同其上的巨大壓力。在〈真師之言〉中，萊斯莉·安·派滕清楚展現出你的西方學生裡有多少人在這個議題上掙扎――連同對階級制度與權威的看法，甚至還有他們對證悟本身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等。

仁波切：對，的確。但是在兩種文化中有一個東西是類似的，就是「期望」這個罪人。在東方文化中，像是在不丹，可能有盲信，但全都有一個期望。在西方文化裡，他們也許保持懷疑態度，是世俗論者，但也有期望。那期望也許以不同的方式顯現，但基本上只有一個本質，那就是每個人都想要快樂。而這就是事情出差錯的地方。

身為佛教徒以及學佛，這和快樂一點關係都沒有。假如你學佛是為了要快樂，那麼就像是反其道而行，完全相反。證悟和快樂或不快樂都沒有關係。而這兩種文化來我這裡都是為了要快樂。那真是一切誤解的來源。

寇涵：是的。目標是要從快樂和不快樂中解脫。

仁波切：對，而我必須教導他們該期望什麼。不過這十分困難。

寇涵：置身於兩個不同的文化，這似乎對於你要做單純且真正的自己造成挑戰，因為一方面在不丹你需要扮演一個特定的、你已接受的角色――那是你要遵守的法則，是你的命運。但是在傳統情況下有某些相關的限制。而在西方由於後現代的俗世情境，也有許多限制。因此，你想單單做個完整且自然的自己，甚或是做為老師或上師，這樣的能力必然在兩種情況下都受到禁制。你能對此稍談一些嗎？

仁波切：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這全都在告訴我，底線就是我需要發展出自己的勇氣――去學習「全然不在乎」的勇氣。早晨，帶著些微良善的發心，我能開始傳法，我確信那會累積一些功德。至少我不會四處遊走，教導人們把自己炸了或是殺掉異教徒。而即使是傳法，我也只有在心情偏向靈性方面時才會做。不過現在我的工作，我的職責是要先發展出自己的「全然不在乎」。至少我需要去學習全然不在乎，我需要做得到。然後，即使我在西方得到不良風評，我也完全不在乎。一旦我做到了，那麼我就達到一定的境界，具有真正的慈悲。在那個時刻之前，一切都有些虛偽矯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