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結束，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第六兵團司令盧浚泉、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都成了人民解放軍的俘虜。這一戰役，人民解放軍殲敵47萬，東北全境解放，平津和華北甚至整個長江以北，都成了解放大軍鋒芒所懾之處。國民黨反動政府內部一片慌亂，一些人已成驚弓之鳥，一些人也在打算自己的“退路”。此役之後的第四天，淮海戰役緊接著開始了。坐在南京總統府的蔣介石就像熱鍋上的螞蟻：美國人既然靠不住，那麼靠什麼挽救自己瀕臨的滅頂之災呢?特別是前線傳來的壞消息———1948年11月23日奉命前往解圍的黃維第12兵團，也被圍在安徽宿縣西南的雙堆集，使他更亂了方寸。看來只有孤注一擲了!蔣介石即刻傳令召見時任國民黨少將化學兵司司長的愛國人士汪逢栗，要他呈送“現存化學彈藥統計表”，他要親自過目自己手裏的這張王牌。
汪逢栗察知蔣的意圖後心裏一驚：在內戰戰場使用化學武器，這不等於自己動手殺自己的同胞嗎?是極不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用化學武器殺中國同胞，已激起全中國人的憤恨，也引起世界熱愛和平人士的強烈譴責。如果此事成為事實，將是怎樣一種結果呢?自己不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嗎?汪逢栗不寒而慄。當蔣向他發問的時候，他便採用鋪陳困難、強調不利的說辭，要以種種客觀原因冷卻蔣介石對使用化學武器的熾熱。蔣仔細看過“統計表”後問：“只有這些?”汪答：“只有這些。”“為什麼不多造一些呢?”“沒有原料。”“可以向美國買一點。”“缺乏外匯。”就這樣，一個又一個不冷不熱的軟釘子，直讓蔣碰，迫使他不得不回避這些事實，只好自己搭梯自己下臺：“這個，這個問題，你們先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把研究結果告訴我。”
第二次召見時，蔣介石根本不提前面所要求“研究”的情況和結果，根本不像第一次召見時與部下尚存一點“商量”的意思，而是毫無婉轉地命令：“目前，黃維兵團正被共軍包圍，我想造十萬顆化學炮彈解救黃維，你看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汪逢栗見蔣露出了真意，而且已經決定了。想了想，又推出一個當時無法克服的困難：“十萬顆，數量倒不大，只是現在我們不但缺少化學原料，還沒有化學炸彈殼。”蔣介石聽後頗為不滿，用質問的口氣說：“用普通炸彈殼不行嗎?”“不行，化學炸彈殼不一樣，弄得不好，就變‘對付敵人’為‘對付自己’了。”
汪逢栗說的既是實情，也是有意要斷絕蔣介石內心剛剛萌發的一線希望。但蔣介石並不是那樣容易被折服的人，他罵了句“娘希匹”：“就那麼不一樣!”仍然命令“再作研究”。
果然，蔣介石雖然為生產化學武器的實際困難條件所“障礙”，但並不因此而罷手。他在第三次召見汪逢栗及另外有關人員時，轉而決定使用現有的一種毒氣，讓人看不見，又能毒死人。此前，一個歸汪主管的應用化學研究所所長酈壘厚提供了一個汪不知道的情況：1936年，為準備對付日本侵略者，我們曾做了一萬顆毒氣彈，每顆15公斤，抗戰勝利後運到四川瀘縣23廠儲存。蔣命令把這批毒彈運回南京，經試驗，催淚劑效率為90%，芥子氣為65%。蔣要求兵工廠晝夜加班製作引信，在12月11日完成。
就在這天下午，蔣又一次把汪逢栗找去，“我現在已決定使用這些炸彈，你的意見怎麼樣?”汪見蔣一意孤行，但又必須把他心中的那股邪火打下去，便在不引起蔣的反感的前提下，作了委婉的警告性的陳述：“這些東西的效果十分有限，效果很不理想。芥子氣的試驗資料為65%，遠遠達不到‘致勝’的要求，在高度、氣候等條件作用下，其效果還會降得更低，因此，沒有太多的應用價值。況且，化學炸彈是特種武器，一旦使用，便背上不人道的?名。我國不少同胞死于日本的化學武器之下，政府曾對此向聯合國提出控告，也曾向各盟國發出通報，反對使用化學武器。內戰中如果使用化學武器，效果不理想不說，還勢必引起國內外的輿論反對，很可能是個蝕本生意。”
有根有據、有理有節的這段話，蔣介石仍然聽不進去，竟然說：“這無大干係，這些炸彈，我是一定要用的。”話說到這一步，深知蔣為人的汪逢栗，不得不暫時不說了。他覺得自己在蔣面前人微言輕、人單勢孤，不足以對蔣的思想構成強大的壓力，必須在最短時間裏，尋找更有力量的人員，來協助自己制止這股邪火。
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素與汪逢栗交好，由於他一向對蔣忠心耿耿，深受蔣的器重，蔣對俞雖不是言聽計從，但在一些具體的專門性的問題上，往往能夠採納俞的意見。於是汪逢栗接著說：“這些炸彈是12年前俞大維任兵工署長時造下的，性能、效果他最清楚。委員長可聽聽俞大維對這些東西的意見。”一席話，既貶低了化學武器的作用，又拉出了俞大維做自己的同盟———因為他知道俞的為人，既懂國際法，又敢於同蔣爭辯。
蔣果然中了汪逢栗的計，第二天中午，汪奉命進入“候見室”，只聽到俞大維正在蔣的接見室裏，以他固有的高嗓門同蔣爭論。見此景況，汪覺得成功又多了一分希望。為了進一步擴大“戰果”，還須找幾個幫手。汪對空軍副司令王叔銘說：“委員長如果真的使用這些炸彈，你的飛機在戰區空投，飛行高度必須在500碼才能有效，到時候要看你的表演嘍!”
這番話正說到王的心底，飛機飛這麼低，那不是自找死路嗎?他馬上站到汪的一邊說：“這事你可得對委員長說說，飛機遭殃且不說，那不人道的罪名也夠咱們背的呀!”
焦急中，汪逢栗等待著蔣的再一次召見，不出所料，汪被召見了。這次召見，是人數最多，也是最後的一次。也許蔣聽了多方面的意見，一改過去的那種霸道作風。蔣說：“大家不要拘禮，我們商量一件事，黃維兵團已被共軍包圍在宿縣以西地區，形勢對我不利，我想空投毒氣炸彈為其解圍，特請大家發表意見。”
幾個人互相看了看，雖然各自的意見大體一致，可都不想“開頭炮”。最後蔣將目光停在了汪逢栗身上。汪明白此時是自己發言最恰當的時機：一是應蔣的所請，不管怎麼說，蔣也不會當著眾人的面，在會議上發脾氣，說不定，還會在眾人輿論的壓力下作參考；一是把話講完，儘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使人無法辯駁。即使有不同意見，完全推翻自己的主張也不容易，可起一錘定音的作用。他想，從正面講的道理不必講了，應從反面講化學武器對我們自己的損害———這種利害關係對於蔣這樣的人，往往比民族大義、人道主義、社會輿論更有作用。因為用化學炸彈的目的，是殺傷對方，解救黃維，而達不到這個目的，用它還有什麼意義呢?他說：“偌大的戰場，要想用我們的那一點毒彈解圍，恐難奏效。我們的毒劑炸彈性能不好，已有資料說明在前，此處不再贅述。飛機空投又必須在500碼以下的低空才能有效，這就很容易被共軍擊中。飛機被擊中這樣的例子已有很多，也不必贅述了。還有一點更是不能忽視，共產黨士兵作戰勇敢，而芥子氣是後效性毒劑，等到他們中毒時，戰鬥已經結束了。況且雙方戰鬥呈膠著狀態，彼此距離很近，毒氣發生作用，是不分敵我的……”
汪逢栗這一番利害攸關的分析，加之這些天來種種與蔣不同的意見，終於使蔣介石打消了使用化學武器的念頭，也使無數的同胞免遭無辜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