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中國的蒙古族開始興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橫跨歐亞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國，並在公元1259年迫使繼新羅之后統治朝鮮半島的高麗投降，蒙古勢力遂於日本隔海相望。這時，與蒙古帝國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對於日本獨立於蒙古帝國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趙邙，於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書，說日本自漢、唐以來久通中國，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開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問題，安排在他的行動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對這次遣使的目的講的極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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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國書的開頭，用“奉日本國王”字樣，以區別日本與藩國高麗的政治地位，表示君臨歐亞兩洲的帝國皇帝對尚未臣服的日本國的對等關係。續而以高麗臣服作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應選擇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將招致用兵的威嚇語言作結束。忽必烈滿懷信心的認為，地處海島的日本，對於兵踏歐亞君臨四海的大帝國的國書，是會奉若神明的。國書一到，日本可隨之前來通好，“四海一家”的願望即將實現。可是，忽必烈並不知道當時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鐮倉幕府，而幕府實權盡在執政北條時宗手中。北條氏以武士掌權，藐視公卿大臣，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統治者放在眼裡，甚至當時蒙古帝國強大到什麼程度，也是狹隘的島民們所無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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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條時宗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並沒有見到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到巨濟島就因海中風大濤險，輕信高麗使者風濤險阻之詞而輕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詔切責，並命郎赫德將書送至高麗，由高麗派使送至日本。高麗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達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岡，當時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衛的軍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將蒙古國書及高麗王書飛報幕府。這時的將軍年僅五歲，由相模守北條時宗擁立不到二年，實為傀儡。年輕高傲的北條時宗，不屑一顧的將國書交給天皇政府去討論。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長達五個月之久。　　

當時的龜山天皇政府討論五個月，終於形成一個理由：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鐮倉幕府的態度和天皇不同，正當公卿大臣議論不休的時候，執政北條時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屬武士御家人下令備戰：

　　蒙古人包藏禍心，窺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來日，宜早戒備，以防不虞。　　

幕府對蒙古帝國的戒備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軍進侵高麗時，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連署命令，命大宰府備戰。那時在岩門和大宰府附近構築工事、城郭，以防蒙軍進攻。與此同時加強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復對博多灣今津地帶的守備，由大隅、日向兩國的武士守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開始考慮用軍事力量敲開日本大門，向高麗王下達擴軍備戰的任務，並命其造戰船一千艘，大艦的載重量需達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經高麗出使日本，十二月高麗王遣門下省事申思等隨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節船到達對馬，但對馬島守軍拒絕其登陸。郎赫德束手無策，擄該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回國。忽必烈為了懷柔日本，對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領他們參觀都城。最后，命中書省作書付二人帶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國。將元書呈交幕府，幕府隨即交天皇朝廷討論。這次並非是正式國書，因而給天皇政府提供了靈活回復的條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辭不卑不亢，以不聞蒙古之國名為借口，拒絕通好，同時對忽必烈的威嚇，以“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作為回答，甚為得體。但是，各地武士未見此信，聽說朝廷回信，認為是屈從於外國的壓力，因而大嘩，鐮倉幕府遂扣信不發。　　

忽必烈不見日本回信，於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趙良弼為國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決心打開日本的大門，為趙良弼準備了三千軍隊作為武力后盾，但趙良弼棄而不用，自帶書狀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帝國，同時派忽麻林、王國昌、洪茶丘等率領一部蒙古軍隊進駐高麗國，特別在國信使出發地金洲（今慶尚道金海）附近，駐扎一部陸軍和一部海軍，為趙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麗國境內駐扎軍隊及國信使趙良弼來日的消息后，立即上報幕府與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嚴令各地武士備戰。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趙良弼一行抵達博多灣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灣的轟動。今津守率部持械圍住趙良弼問其來意。趙良弼申明來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圍之。次日，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率軍列陣於西山，然后會見趙良弼。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大宰府少貳和今津守都是當時日本的地方官職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國、上國、中國、下國等幾類，官職有帥（從三位）、大貳（從四位下）、少貳（正五位上）、守（從五位上-從六位下）、介（正六位下-從六位上）等，由此可見，今津守相當於一個今天的警察所長，而藤原經資則是一個守備區司令員之類的角色。 　　

見到藤原經資，趙良弼斥其無禮；藤原經資請罪后，索要國書以便轉交政府。趙良弼說，國書將親獻於國王，若不允，呈大將軍亦可。藤原經資辯解說，自大宰府以東，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國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國書，何以示信？趙良弼說，隋文帝遣使來，曾郊迎成禮，唐時遣使皆得召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趙良弼的質問，義正詞嚴，藤原經資無言以對，但依舊不肯令趙良弼進京。最后，趙良弼以國書抄本交與藤原經資，藤原立即呈報幕府與朝廷。國書中說，曆次遣使通信皆為邊吏阻擾未得結果，特命少中大夫祕書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希望遣使同來，不然發生戰爭將是不幸的。　　

這次國書較上次口氣稍微委婉，將日本堅決不通好之責任，推給邊吏，給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戰爭威脅和在高麗境內駐扎大軍，以及進攻南宋的軍事行動聯系起來，很難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誠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戰禍的南宋僧侶所表現的反對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緒，以及具有巨大影響的日本僧侶非常同情南宋反對蒙古入侵的斗爭，這一切都對幕府執權的北條時宗產生影響。在廷議中，幕府堅持不作任何答復，但日本公卿對於蒙古軍進駐高麗、在金洲集結軍艦的高壓姿態，感到極度惶恐。在這種形式下，趙良弼使團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國的輿論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護，將趙良弼送至對馬島，令其回國。同時派出一個級別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團，由彌四郎帶領，以鎮西守護所使團名義，隨趙良弼去高麗。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日使彌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懷疑日使為國王所遣詐稱鎮西守護所使，遂不予以接見，令其回國。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趙良弼由高麗再次來到大宰府要求進京面見國王，大宰府守護所再次拒絕，不得以被迫回國。出使日本的國信使趙良弼回國，宣告與日本通好的努力失敗，這對於雄心勃勃，擴張欲望極強的忽必烈來說，是難以容忍的。當時，元帝國已經向東征服高麗，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亞進入歐洲，席卷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放眼天下，視線所極，也只有一個彈丸島國日本了；而且當時的日本與苟延殘喘的南宋政權關係十分密切，官方往來和民間交往十分頻繁，對南宋的抗元戰爭有較大的幫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斷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斃。　　

但是，這種強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決定發動侵日作戰的眾多原因中的一個。公元1273年2月，元軍占領南宋屏護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鎮襄陽，蒙宋之間曆時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堅戰結束，南宋的戰略防御體系被徹底打破，南宋的滅亡已指日可待。在軍事上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軍隊，如何處理這些降兵降將，成了忽必烈的一塊心病。全部編入元軍，必然會影響全軍的整體戰力，而且忽必烈對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殺降，史已有鑒，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或項羽殺秦降兵二十萬那樣，給自己留下罵名，何況當時正是打江山的關鍵時刻，濫殺降兵，必然會招致漢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終，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一個，就是發動新的戰爭，在戰爭中去消耗這些元帝國的包袱。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說中日本極為富有。根據《舊唐書》記載：“倭國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斗器。”《新唐書》也記載：“永徽中，倭獻琥珀，瑪瑙若五斗器。”掠奪財富，對於游牧民族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根本的特徵。

從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開始著手部署征日戰爭。

　　第一次東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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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耽羅島林衍起義，反對高麗王的統治，忽必烈乘機派元軍駐高麗統帥忻都、洪茶丘和高麗將軍金方慶，率軍攻入耽羅島鎮壓林衍。之后，元軍於耽羅島設招討司，駐扎鎮邊軍一千七百人，從而控制了日本與南宋間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軍可以全力進攻日本。隨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慶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議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麗王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並規定於正月十五日動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上報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東征日本。聯軍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隊計有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萬二千三百人，由征東都元帥忻都、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復亨統帥，八月出發。　　

當時的蒙古軍隊經過成吉思汗的訓練，軍紀森嚴，每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各為一個戰斗隊，每隊設一長率領，組織極為嚴密，因此英勇善戰，戰斗力很強。此外，元朝當時的火器使用技術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曾經威鎮歐洲，所以火炮作為此次征日作戰的祕密武器，出現在元軍的戰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隊的基礎是守、介地頭制（莊頭制）。這市是源賴朝建立幕府時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頭職的武士，多為有功於曆代將軍或執權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馬大權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從其品秩看，也不過是從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級官員；地頭，是管理公私土地進行征稅的官吏，並對其管理的土地擁有警察權，其職位更低，隸屬於守。他們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積大小，蓄養私兵。某一守率隊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為該守部隊的骨干隨同出陣，守所轄的地頭，亦率其家人、郎黨自成一隊，歸守指揮。這種主從關係構成的部隊，組織鞏固，不易潰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於君主馬前為榮，因此戰斗力頗強。但是，這種隊伍又各自為戰，指揮不統一，戰斗時偏重於一騎對一騎的單打獨斗方式，因此戰斗幾乎是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不易於指揮，無戰術可言，根本無法和元軍相抗衡，整體戰力相當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軍在忻都、洪茶丘、劉復亨三將的指揮下，十月三日從高麗合埔（今韓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駛向對馬。十月五日逼近對馬島。當地地頭宗馬允助國，召集八十余騎弛向元軍登陸據點，雙方展開激戰。由於眾寡懸殊，宗馬允助國及其嫡子養子共12人戰死，對馬守護軍全部被殲，六日占領對馬島。也有史料記載宗馬允助國是在壹歧島戰死。十四日傍晚，元軍攻入壹岐島。元軍二船約四百人先行登陸，部隊上陸列好隊伍后即立赤旗為標記，與守護軍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所率領的百余騎激戰。經高軍戰斗不利，退於城內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經高自殺殉城。十六日，元軍逼近了肥前沿海島嶼及西北沿海一帶。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區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長崎和佐賀兩縣。當時日本政府也是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設立總督府——太宰府，負責九州的軍事防衛和國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區實際上是日本對外交流的視窗，多次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蝕和軍事力量的打擊，而它的佐世葆軍港，至今還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重要基地，至於長崎，相信誰也不會忘記落在它頭上的那顆原子彈帶給世人的震驚。　　

大宰府西守護所少貳兼任“三前二島”守護藤原經資得到元軍進攻對馬的戰報后，一邊上報幕府，一邊部署防御。而戰報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鐮倉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對馬島為元軍所占領，而這時，元日第一次戰斗已經結束了。從這一情況來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對元軍侵日戰爭，沒有任何具體的部署和指揮，戰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的指揮下進行的。　　

元軍並沒有在肥前登陸向縱深發展，而是把主力轉移向博多灣。十月十九日，元軍艦隊進攻博多灣，殺散海濱守軍占領今津一帶。由於今津一帶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作戰，且距離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軍當晚回到船上，準備次日進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軍展開登陸戰，一部元軍從博多灣西部百道源濱海一帶登陸，昨晚已在此布陣的第一線指揮藤原景資所率領的五百騎兵，並沒有趁元軍登陸半途截擊，而是在元軍登陸整頓好隊型后，方才按日本當時會戰的慣例，由主攻部隊放“鳴鏑”表示進攻開始，這種戰術不過是中國春秋時期宋襄公的翻版罷了。日軍由一名武士單騎溺戰，沖在前邊，大隊騎兵隨后沖殺。當日本武士騎兵部隊逼近時，元軍鼓聲大作，殺聲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轟鳴，日本武士對元軍的戰術，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心驚膽戰，戰馬驚恐不前；兩軍剛一接触，日本武士軍隊便死傷嚴重，百道源戰場日軍“伏屍如麻”，元軍很快推進至鹿原。　　

另一部元軍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阪，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騎與元軍展開戰斗。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所率領的武士部隊，按一族一門的戰斗組織形式，輪番與占領赤阪的元軍進行殊死戰斗，終於迫使這部分元軍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元軍撤退時，肥后武士竹崎季長率自己的族人四騎，尾追元軍，負傷落馬僥幸未死。元日戰后，竹崎季長以自己參加戰斗的經驗和目睹實況為基礎，繪畫《蒙古襲來繪詞》一卷，為研究元日戰爭留下了比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畫的左面，畫有一個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鐵火炮，說明火炮在這次戰爭中的應用。《太平記》中也記載：　　

“擊鼓之后，兵刀相接，拋射出球形鐵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車輪，聲震如霹靂，光閃似閃電，一次可發射兩三個彈丸，日本兵被燒害者多人，城上倉庫著火，本應扑滅，但無暇顧及。”　　

鹿原及鳥飼一帶的元軍，繼續登陸，擴大占領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黨、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隊武士，先后趕到戰場，一隊一隊輪番進攻元軍。盡管武士軍隊人數不少，但就每一隊而言，都教元軍為少，因而死傷慘重。　　

這時，另一部分元軍從博多灣東部箱崎方向登陸，占領岸邊松林，從背后夾擊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本武士。該地守軍大友賴泰的武士隊伍經不起元軍的夾擊，開始向東南方撤退。由於大友賴泰部隊的撤退，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軍腹背受敵，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軍與日軍激戰了一整天，近傍晚時候，博多灣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軍之手，日軍被迫全軍撤退，但元軍緊緊咬住不放，隨著撤退的日軍節節進逼。元軍左副帥、作戰指揮劉復亨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從高坡走下騎馬前進。這個情況被日軍前線指揮藤原景資發覺，他立即引馬搭箭，將其射落馬下。元軍統帥受傷，使進攻的勢頭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進攻。這時，日軍方擺脫元軍的追擊，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軍撤退后，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老幼婦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臨后，戰斗基本停止，受傷的左副帥劉復亨，先行上船。元軍統帥忻都召集其余將領討論明天的軍事行動。經過一天的戰斗，元軍對日本武士的勇猛戰斗，頗有懼意，而且對一隊隊參戰的武士部隊難以估計其準確數字，以為數倍於元軍。同時元軍雖然占領了灘頭陣地，但死傷不少，兵疲矢盡，並且統帥受傷，這些對久經戰陣的元軍統帥忻都產生了影響，從而不能準確地判斷出戰爭雙方的形勢。高麗軍將領金方慶比較冷靜，他看到當時的戰爭形勢對元軍比較有利，只要堅持苦戰，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陣地以待援軍。所以，他建議：“我軍雖少，但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計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決了金方慶的意見，他認為：“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於是忻都決定，全軍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師。　　

如果元軍就此班師回去，倒也不算失敗，頂多是打個平手，但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忻都決定班師的前一天晚上，博多灣出現了罕見的台風暴雨。　　

日本群島四面環海，除東北部沿海外，均被來自熱帶太平洋的暖流所環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潮，氣候形成較溫和潮濕的海洋性季風氣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間，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風襲擊；博多灣恰好正位於台風的襲擊區內，恰好就在元軍準備回國的最后時刻，台風也恰好趕到了。　　

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１.３５萬人。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面已無元軍船只，元軍撤退了。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台風趕走元軍十分驚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的活動，稱為“神風”。此后“神風”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第二次東征日本——忻都搶功，破坏作戰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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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之役”后，日本鐮倉幕府吸取了教訓，懂得以往的計划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必須從新整頓軍備，鞏固國防。北條時宗增強了本州島西部的兵力，然后開始在博多灣沿岸建造石壩壘座作為反抗元軍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壩西起今津，東至箱崎，壩高約五、六尺，厚約一丈，沿自然地形長達二十余公里。這個工程由大宰少貳藤原經資負責建造，凡在鎮西領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領地面積多少，分擔築壩的任務。該工程費時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這個石壩在元軍第二次入侵的防衛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帶尚有抗元石壘的遺跡，這里早已成了福岡市的一個著名旅游景點，大概很多中國人也去過吧，為發展日本的旅游事業作了不少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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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在加強鎮西防務力量的同時，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下達“異國征伐令”，準備入侵高麗。命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準備船只和水手，並動員鎮西和中國西部的武士參加出征部隊。原定於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準備齊妥，即刻出發，但屆時幕府並未下令出征，而是將動員起來的武士用於修築石壩，以加快石壩的進度。不過，既然幕府以出征高麗作為動員武士的借口，盡管部隊沒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經幕府批準，即自行侵擾高麗南部沿海。為此高麗王呈請忽必烈迅速進攻日本，以解本國受日本擾邊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軍入侵日本的目的，在於威嚇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無滅日的決心。忻都等元軍統帥利用忽必烈的這種想法，巧妙地掩飾了遭風敗退的事情，以“入其國敗之”的戰績，上報世祖。忽必烈信以為真，認為日軍在元軍的打擊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必將立刻與元通好。因此，大賞征日有功將士，同時決定派出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帶國書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繞過大宰府，直抵長門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縣），企圖順利地闖過關卡，到達京都或鐮倉。但長門守護卻將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報幕府。北條時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將元使送至鐮倉。　　

九月七日，剛愎自用的北條時宗，既無接受國書，也不考慮其他后果，下令將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斬首於鐮倉龍口，只放逐了四名高麗船員。因此，元使被殺的消息並沒有立刻傳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滅亡，元統一中國。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無消息。南宋降將范文虎奏請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日本政府，請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殺於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無結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決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為第二次征日的元軍統帥，同時命令高麗王再次造艦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殺的消息傳來，忽必烈征日決心始定，遂著手建立海軍。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張世杰舊部及其他自願從軍者計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組成江南軍，由范文虎統帥，從慶元（今浙江寧波）起航，跨海東征日本。這一路軍隊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於南宋滅亡后處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東北，招募沈陽、開原等地自願從軍者三千，歸洪茶丘統領。忻都仍統領蒙族軍。又任命高麗將領金方慶為征東都元帥，統帥高麗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戰船九百艘，軍糧十萬石。三軍合計近四萬人，組成東路軍，取道高麗東征日本。軍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於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兩路征東軍統帥會議，並任命宿將阿刺罕為兩路軍總指揮。會議確定，兩路軍各自擇日出發，於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島會師。同時，忽必烈命令各船攜帶農具，以備占領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堅，並作了長期征戰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軍事部署已經基本完成，即將擇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時，高麗王上書朝廷稱日本武士犯邊。於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軍出發。五月三日，元軍東路征日軍進攻對馬島的世界村（上島佐賀浦）、大明浦，守島日軍奮勇抵抗，但因重寡懸殊，全部戰死。元軍占領對馬島后，不顧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殺掠。五月二十六日，東路大軍進入隱歧島。元軍占領隱歧島后，理應按忽必烈在軍議會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軍。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戰爭的經驗，且兵力多於上次，尤其是出於對於南宋降將蔑視的心態，恐怕江南軍搶占首功，因而在沒有對日軍的防禦措施進行偵察的情況下，貿然率軍自隱歧島出發，駛向博多灣。　　

這里有必要作出解釋。在有些資料中，稱江南軍和東路軍的會師地點是壹歧島，而在有的曆史資料中，則說是隱歧島；對於東路軍先行攻占的島嶼，壹歧島還是隱歧島也爭論不清，更有人將二者混為一談。實際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點。壹歧島屬於今天的長崎縣，在九州的西南；而隱歧島則屬於本州中國地區的島根縣，在九州的北面。從第一次東征的情況看，元軍過對馬海峽，占領壹歧島，逼近肥前沿海，說明這個壹歧島就是今天長崎縣的壹歧島，而由於這里離陸地近，登陸比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東征元軍又占領過，因此第二次東征很可能就把兩軍的會師地點放在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東征中先占領的島嶼，很可能是隱歧島，在騷擾了日本的長門（今山口縣）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趕往壹歧島與江南軍會師，這也符合東路軍的進軍路線。當然，也可能忻都並未攻占隱歧島，而是直接進攻了壹歧島，然后又由此北上進攻博多灣，這也比較符合常規上習慣。筆者很難從這兩種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會師的地點應該是壹歧島 　　

六月六日，東路軍艦隊出現在博多灣附近海面。與此同時，忻都還派出一只小型艦隊，前往長門海域，以牽制長門的守軍，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軍進攻長門的消息，震驚了鐮倉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穩，輿論驚慌，以致市中無米，民有飢色。謠言一個接著一個地傳來：元軍占領九州、元軍已從東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為恐慌，在朝議中甚至有人主張迅速將朝廷遷往關東，招募武士浪人守衛京都等。后宇多天皇親臨神宮祈禱七晝夜，龜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禱，又派人去伊勢神宮祝詞：願以身代國難。各王公大臣紛紛向寺、社獻幣、寫經、誦經。　　

北九州鎮西守護所得知元軍入侵對馬、隱歧后，在鎮西奉行少貳藤原經資率領下的守護部隊立即進入沿海石壩陣地，嚴陣以待。總指揮仍為藤原經資，大友賴泰作副手，在他們領導下，有藤原領導的“三前二島”的御家人武士部隊、大友的豐后武士部隊、築后守護北條宗政、肥后守護安達成宗的、以及島津久經所率領的薩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護武士部隊。參加第一線的戰斗人員大約有四萬余人，連藤原經資的父親、八十四歲的入道覺惠都積極地參戰。此外，四國和中國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參加了九州的戰爭，宇都宮貞綱率領約六萬中國地方的武士部隊，作為增援軍在必要時將前往築前。　　

元軍艦隊駛進博多灣才發覺，沿海灘頭築有石壩，登陸戰的實施困難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隊，偵察終日，始知志賀島和能古島防御薄弱，未築石壩，遂命令艦隊靠近志賀島下錨。元軍第一次侵入博多灣，是以突然襲擊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偵察終日未能登陸，為日軍防御贏得了整整一天時間，已不再是突襲而是強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臨時，熟習近海作戰的松浦黨御家人草野次郎經永，率少數部下分乘兩小舟偷襲元軍，是、縱火焚船，乘元軍慌亂之際斬首二十一級。這一果敢行動引誘其他武士效法，偷襲元軍徹夜不斷。元軍為預防偷襲，將大船調於外圍，日本船小難以正面沖擊。偷襲者至，元軍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損失逐漸增加。日軍統帥藤原經資下令，若無命令不準進行偷襲。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軍登陸占領志賀島，與元海軍形成犄角之勢，擴大了占領區。在博多灣的南側，有一條狹長的半島，在半島的西北角，隔著一泓碧水，竦峙著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賀島。八日和九日，元日兩軍的陸戰，就集中於這個狹長的島嶼之上。志賀島在海潮退時，露出海灘直通陸地，元軍試圖從海灘突破，進攻博多守軍后路。因此殺爭奪戰相當激烈。據《張成墓碑銘》記載：　　

八日賊遵路復來。君率纏弓弩，先登岸迎敵，奪占其要，賊弗能前。日賊軍復集，又返敗之。明日倭大會兵來戰，君統所部，入陣奮戰，賊不能支，殺傷過眾，賊敗之。　　

戰斗越來越激烈，高麗軍也投入了這場爭奪戰。日軍副指揮大友賴泰之子大友貞親親率日軍突入，擊退元軍和高麗軍，恰遇洪茶丘。幸虧王姓萬戶長率軍搶救，戰退日軍，洪茶丘方免於難。九日，日軍又發起進攻。在這狹長的灘頭陣地，元軍不能發揮其所長，恰好適應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騎的戰斗方式，因而元軍傷亡很大。據日本史書記載，元軍被殺千余人。戰斗進行到六月十三日，元軍未能前進一步。這時正值六月（公曆七月）盛夏，長期船上生活和戰斗，蔬菜、飲水供應困難，疫病不斷發生，病死者已達三千余人。元軍處境不妙，搶占博多灣的計划已難以實現。因此，忻都等決定，於六月十五日率軍撤離了志賀島，駛向壹歧島，與江南軍會師。　　

血戰之后的志賀島，卻並未平靜；相隔503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志賀島的一位名叫甚兵衛的普通農民在不經意中，卻發現了一枚價值連城的國寶——中國漢光武帝賜給日本當時倭國國王的“漢委奴國王”金印！不知道這是否又是個巧合呢？金印現存大濠公園內的福岡市美術館。印形四方，寬2.3公分，厚0.8公分，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為108克。印面文字系陰文篆書體“漢委奴國王”五個字，分成三行：第一行為“漢”字，第二行為“委奴”，第三行為“國王”。字體剛健朴厚，頗有漢代刀法遺風。現在的志賀島與半島築堤相連，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園”而名聞遐邇了

第二次東征日本——又遇神風

江南軍亦未按時到達指定會師地點。　　

五月，征日行省偵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戶島守軍皆調至大宰府，應以該島作為兩路軍的會師地點。忽必烈將此情報通知兩路軍統帥阿刺罕，由他做出決定。阿刺罕作出兩路軍會師平戶島的決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職，由於人事更動，致使范文虎江南軍未能按期出發。范文虎於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艦隊去壹歧與東路軍聯系，不幸這支艦隊誤至對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軍知道江南軍（尚不知是先遣軍）至壹歧島，總指揮藤原經資率一部分軍隊進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戰二日日軍不敵，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艦隊已經出發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況下，命江南軍於六月十八日分批開航。阿塔海於六月二十六日到慶元，這時江南軍已全部離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參與江南軍的指揮工作。此時軍中無主，身為江南軍指揮的范文虎便借機暗中操縱手下親信，使他們推舉他為兩軍主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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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虎紐押（圖1及圖2），高2.7釐米，邊寬3.5釐米。蒙古統治者不識漢字、不會簽署，官吏便以押代之。此押出土于元代范文虎夫婦墓，應是皇帝特賜之玉押。青玉伏虎紐，虎頭頂與背部保留鐵銹色玉皮，富有真實感，但作工已趨簡略，可反映元代朝廷玉器的特點。陽文押字不可識。

范文虎其人，是個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輩。他原為南宋將領，是當時南宋權臣賈似道的女婿，當蒙宋襄陽攻堅戰搭計程車最激烈的時候，曾先后兩次率領南宋軍援襄，但均遭慘敗；咸淳八年（1272年）春，范文虎為保存實力，坐視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總管張順、路分鈐轄張貴陷入苦戰而不救，致使“二張”所部全軍覆滅。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對自己原來的同胞又變得異常凶殘，在元將伯顏攻占南宋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之戰時，擔任東路水軍先鋒，率先攻占鹽官縣（今浙江海寧市），切斷臨安宋軍的逃跑之路，為元朝立下大功。　　

據說當元人進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廟被洗劫一空。當時有個姓金的，世代為伶官，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見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為殿帥時，就與金某熟識。他見了金某說：“過幾天朝廷舉行宴會，你來獻技，不愁沒有吃穿。”后來金某如期前往，在宴會上表演優戲，插科打諢說：“某寺里有座大鐘，但一連幾天，寺奴都不敢敲這口鐘。主僧詢問原因，寺奴說：‘近來鐘樓上有位巨神，樣子很怪，我不敢上樓。’主僧連忙去看。那巨神見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問：‘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鐘神。’主僧反問道：‘你既是鐘神（忠臣），為何還下拜？’”以此來諷刺范文虎。　　

江南軍在七月底全軍進入指定陣地，范文虎與東路軍會師之前，所屬各部尚未與日本作戰。會師后，除部分軍隊駐守平戶島外，其余全部元軍於七月二十七日開往屯鷹島。元軍先頭部隊遭到日軍艦隊的截擊，戰斗進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軍才撤退。范文虎與忻都等相議，“欲先攻大宰府，遲疑不發”。兩路大軍會師后，軍勢大振，本應立即進攻大宰府，之所以遲疑不決，其一是因為各路指揮官內部矛盾重重，洪茶丘與高麗軍統帥金方慶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諸將所輕視，結果意見分歧，指揮難以協調；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風到來的前兆，《元史》中記載當時“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會青髯見於水上，海水作硫磺氣”，元軍兩路統帥均無航海常識，見台風前兆不知躲避，如果當時退到平戶、壹歧、對馬或高麗，尚可保全。由於在海上遲疑了一天，遂導致全軍覆沒。　　

八月一日，台風襲來，元軍船毀人溺。《元史通俗演義中》記載： 　　

“俄覺天昏地黑，四面陰霾，那車輪般的旋風，從海面騰起，頓時白浪翻騰，嘯聲大作。各舟蕩搖無主，一班舵工水手，齊聲呼噪，舟內的將士，東倒西歪，有眩暈的，有嘔吐的，就是輕舉妄動的範文虎，也覺支持不定。當下各舟亂駛，隨風飄漾，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統是逃命要緊，不管甚麼軍令，竟帶著兵船數十艘，乘風自去。”　　

元軍師喪大半，江南軍張僖所部和也速都兒所部，因見天氣惡劣，夜里停泊時，命將戰艦各去五十步下錨，因而避免了台風襲擊時各艦船互相碰撞，所以損失極小。台風過后，張僖和也速都兒即乘船各處搭救元軍將士。江南軍總指揮範文虎旗艦破碎沉沒，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張僖所救。張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議，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數，且皆為青壯戰士，可以重整旗鼓進行戰斗，利用船坏后將士沒有退路義無反顧的心理，強行登陸，因糧於敵，擴大戰果。從當時形勢來看，這個建議是可行的，但是，剛剛脫險的范文虎已經被台風奪去了斗志，堅持要立刻回師。他對張僖說：“還師之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張僖只得分船於范文虎，收集殘卒共同班師。這時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四千軍卒無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棄之不顧。張僖不忍，將船上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軍卒回國。　　

范文虎回國后，被遺留在日本海島上的元軍士卒，大部分被日軍殺害。據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從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遺留在各島的元軍士卒約三萬人。因將領皆走，眾人推舉張姓百戶長為帥，組織伐木為舟，伺機回國。八月七日，日軍乘船逐島搜捕，約三萬元軍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戰死。九日，日軍將被俘元軍帶至八角島，從中選出新歸附的南宋人和工匠、農民留作奴隸，其余盡殺之。被幕府留做奴隸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吳萬五以及江南把總沈聰等得以逃回。通過這三個人，忽必烈才知道了真相，憤怒之余將范文虎斬首。

(此說有誤：范文虎雖然在戰場上每戰必敗，但在官場上卻是當之無愧的常勝將軍！不過才十幾萬條人命的些許小事麼，豈能妨礙我們范大將軍的錦繡前程？一代英主忽必烈出於調動廣大漢人當漢奸、作走狗積極性的考慮，對這個一無是處的人渣極為器重。 1281年征日的慘敗，因他瞞報有術，直到第二年才真相大白（十幾萬人吶！如此功力，真叫如今那些黑心煤礦的小礦主們望塵莫及），被革職查辦，可沒被殺喔。而且僅僅過了一年，便東山再起，“帝令立功自贖，練兵治械於揚州”。此後，范文虎的名字在史書上仍頻頻出現，內容不是“升官啦！”便是“又升官啦！”。

公元1301年，大元朝的尚書右丞，著名的常敗將軍范文虎在享盡了一生的榮華富貴之後，終於結束了他長達26年的走狗生涯，壽終正寢了。在此之前，狗主人忽必烈已於1294年去世。距離“弘安之役”，已是20年了)　　

第二次東征日本的戰爭和第一次一樣，最終也因遭遇台風而失敗。蔡東藩所著《元史演義》中記載，江南軍十萬之眾，“有二、三萬人喪身刃下，有二、三萬人溺斃海中，還有二、三萬人，作日本俘囚。日本問是蒙古兵、高麗兵，盡行殺死。惟赦南人萬余名，令作奴隸，后來逃還中國，只有三人。”。這條記載明顯失實。據現有史料可知，元軍兩路大軍的損失輕重不一。東路大軍中高麗士卒和水手共二萬七千余人，台風后歸國者約一萬九千余人，損失約七千余人，不到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減去戰死和死於疫病者，則溺於台風的人數還要減少。由高麗水手駕船的蒙、漢軍隊的損失亦可按此類推。所以，年過五十六歲的百戶長張成，能夠在元日戰爭中得以生還，並留下一塊記述元日戰爭的墓碑銘，就不足為奇了。相反，江南軍的損失比較慘重，只有張僖和也速都兒部得以全軍返還，其余各部均損失慘重。據張僖的估計，台風過后尚有半數軍兵尚在，即五萬人左右，回師時范文虎拋棄了一些，因而“士卒十喪六、七”的估計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準備數年的侵日戰爭，因用人不當，以致江南大軍十萬之眾，三千五百艘戰艦，不見一陣，喪師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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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塚～今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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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斬塚そばに建つ蒙古軍供養塔(志賀島)　

後來忽必烈決心再度東征日本，開始建造大船、訓練海軍和培訓水手。從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勸阻或人民起義，使征日之舉未能實現。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計划也就束之高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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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名平時就放高利貸.....

等到人民起義不爽勒.....就"假仙"頒布啥德政令(字面上看起來很棒...實際上只是免幾年的利息)

給個實際例子

1441年(嘉吉1)數千名一揆成員占據京都，要求當局施行「代始之德政」，為「嘉吉的德政一揆」

於是幕府最後也放了德政令，結果全日本鄉民見狀，紛紛在各地爆發德政一揆(順便砸酒屋、土藏與毀滅單據)，結果幕府就只能一直不斷發行德政令(不覺得跟通貨膨脹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另外雖為德政，不過必不是指此政令是多麼偉大的功德與良政

其實日本古文裡  『德』 = 『錢』  所以等於『錢』政令

最初實施德政令也是因為防蒙古入侵結果搞的各地軍役繁重，許多武士窮到必須跟商人或豪農借高利貸甚至到最後必須抵押土地

幕府看不下去於是只好發佈德政令表示非武士階級，如有武士階級欠你債或土地抵押給你，一律無償歸還

所以德政令其實是為武士的經濟而實行的一個政策

但問題是土地和錢就算回來了(其實也只是免掉債務)，蒙古還是在那邊，仍然不曉得那天蒙古會不會有吃錯藥要來日本島觀光，於是幕府其下的武士仍然必須每天準備好隨時被派去九州大宰府為蒙古的日本旅遊團作接待人員，而且刻薄的總裁還不給薪水，並說路上的車馬費、飯錢與蒙古人的接待費全部自己打理

於是武士們只好組成工會擁立他們的名義董事後醍醐天皇，把掌握公司實權的那群以北條氏為首的肥貓CEO幹掉

這大概就是德政令出現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