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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楊仁山居士的人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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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楊仁山居士的人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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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季宣統末年中秋節過後的第二天,南京城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內,客廳中有許多人在開會。他們都是南京佛學研究會和金陵刻經處的人員,開會的目的,是要選出一位新會長。老會長臥病在床,病情日重,所以授意他們選出一位新會長來。其次,就是老會長如果一旦不諱,如何維持金陵刻經處的存在,並使刻經事業延續不輟。


 
下午五點鐘,會議尚在進行的時候,內宅傳出了消息,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佛學研究會的老會長、一代佛學大師楊仁山文會老居士,已經安詳往生了。這是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七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楊仁山享年七十五歲。

兩天之後(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末幾中華民國誕生,由秦始皇以後歷時兩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專制政體終告結束。


楊仁山,名文會,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後來改為石台縣。他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家中。

文會的父親朴庵公,於道光十七年文會出生之前,鄉試中了舉人,接著又添了兒子——在五個女兒之後的第一個兒子,可算是雙喜臨門。更可喜的是,在生兒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朴庵公上京會試,殿試中了進士,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進士,授職京官部曹,一家人遷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長大的。


 
文會三歲時,他的父母就為他訂了親,對方是石埭鄉間蘇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歲。那時民間習俗,男孩訂親,女方總要大幾歲,一來可以照管丈夫,二來可以為家庭增加人手。習俗如此,並非楊家一家為然。

數年之後,文會已八、九歲了,石埭鄉間蘇家寄來書信,告以蘇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損了容顏。蘇父在信中說∶「我女已殘廢,汝家可另婚娶。」

這時,文會的母親孫太夫人,就以此事徵求兒子的意見,不意文會卻說∶「訂婚在前,出天花在後,不應改變婚約。再者,在人道上,殘廢人我若不要,則以後她將嫁何人?」

既然兒子這麽說,婚事就定下來了。

文會十一歲時,朴庵公帶他去見曾國藩——朴庵公與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頗有交誼。文會在曾公面前應對快捷,有問必答。曾公奇之,對朴庵公說∶「此子天資聰穎,可及早安排他去應試。」

朴庵公尚未回答,文會卻接口說∶「我何必在異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朴庵公聞言大驚失色,曾公則微笑不語。

臨別時,曾公說∶「此子將來必有大用。」


 
這以後,不論朴庵公夫婦如何勸說,文會終生不曾下過考場。〈楊仁山居士事略〉稱∶

居士童時,示現遊戲,條理秩然。九歲南歸,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為樂。性任俠,稍長,益復練習馳射擊刺之術。

這就是文會青少年時期的縮影。

文會十六歲那一年,父母為他在家鄉完婚。新婦進門之後,夫婦和睦相處,文會並沒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滿,而蘇夫人也確是治家能手,把家務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幹女人一樣,性情剛烈,脾氣很大。她絕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所自卑,她處理事情果決明快,就是不大遷就別人。

朴庵公夫婦總覺得兒子受了委曲,朴庵公勸兒子可另行納妾,孫太夫人勸兒子要振夫綱,莫要事事順從妻子。文會對他的父母說∶「我的妻子本來醜陋,別人已經看她不順眼了,我若不敬她愛她,說不定別人就要欺侮她了。至於說納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夠孝順父母,料理家務,生男育女,這也就夠了。要說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須由我自己選擇,兩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愛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計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朴庵公夫婦被兒子說得啞口無言,此事只得作罷。


就在文會完婚的前兩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據了蒙山縣,定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咸豐二年,由廣西進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吳三桂起兵時留下的大批軍械,太平軍順流而東,下漢陽、武昌、繼續東下,破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攻下了南京。

這時,受了戰爭的影響,文會一家十多口也開始轉徙避亂的生活。他們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蘇,而浙江,最後在杭州安居下來。

大約在咸豐八年,文會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到曾國藩的軍中去效力過一段時間。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有如下的敘述∶

曾國藩邀祖父去辦軍務,屢次很得奇功。一夜,祖父到曾處談時事,說到滿清之腐敗,祖父提議說我們何必自相殘殺,為異族犧牲?曾公微笑不答。第二天,對祖父說∶汝父年已老,並且後方軍需也非常重要,現派汝去辦理一切軍需,可是你不能置我於危險地位,切記!切記!祖父明白他的用意,當時就回到杭州。


 
文會回到杭州,大約是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楊家在杭州是逃難性質,租賃的住宅並不寬大。後來,楊家隔壁遷來了一家鄰居。這家鄰居的住宅,前面與楊家隔壁,兩家各有門戶,而後面院子卻無牆可隔,和楊家共一個院子。這家鄰居,也是外地遷來避難的,只有姑嫂兩人帶一個小孩。即與楊家是共院的鄰居,難免和楊家婦女有往來。有時和楊老太太閒話家常,有時向楊家借點零星東西。兩家只有文會一個人是年輕力壯的男人,遇有什麽重工作,楊老太太就會找文會為鄰居幫忙。就這樣,天長日久,文會和鄰家那位姑娘牽引出一段情緣。

鄰家那位姑娘不但知書識字,還會作詩填詞。她每天除了看護侄子外,就是讀書吟詩。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會和那姑娘接觸多了,才發現她不僅粗通文字,而是一個極有成就的才女。

文會在十幾歲時就曾說過∶「要說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須由我自己選擇,兩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愛才行。」現在果然被他選擇到了。他愛慕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也愛慕他。兩人情苗漸長,愛意日深,周圍的人自然也感覺得出來。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會的「並妻」。


 
文會以此事和父母商議,朴庵公十分贊成,楊老太太卻說∶「遲遲再說。」原來她的兒媳——文會的蘇夫人此時有孕在身,楊老太太說遲遲再說,意思是等兒媳生產,若是男孩,文會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會再娶,兒媳也就無所抱怨了。就這樣,這件是就擱置了下來。

不意蘇夫人十月懷胎期滿,一舉得男。這一來,楊老太太站在兒媳這一邊說話了∶「妻已生子,無娶並妻之禮,若娶妾則可。」當然,這也是蘇夫人要說的話。

問題是,那個姑娘也是出身書香人家,哥哥在外省做官,斷無為人做妾媵之理。即使她願意,文會也斷不會讓他心愛之人受此委曲。

在宗法社會中,妻與妾之間,差別極大。《白虎通》謂∶「妻者,齊也。」妻與夫站在平等地位,而妾媵只比丫頭的身分高一點,是要受大妻管束的。「並妻」則不同,並妻俗稱「兩頭大」,彼此地位平等,不得互相侵犯。文會既然敬慕那位姑娘,斷無委曲她做妾之理。因此,斷然的對母親說∶「寧可不娶,也不能以此女為妾。」

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說∶「由於雙方固執不讓,婚事之議遂未成功。」


 
想像中,這是一場極大的家庭風波。蘇夫人才幹出眾而個性倔強,文會則果斷而又執拗。朴庵公和楊老太太也意見分岐——朴庵公支持兒子,老太太維護媳婦,兩老之間也難免不有所爭執。這件風波的結果,文會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而他和蘇夫人之間,也難免不以此而拉遠了夫婦的距離。

至於那位鄰家姑娘呢?想像中自然也是十分傷心。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會見面,還是遷居他處,甚而終身不嫁,黃卷青燈,以了餘年,原始資料中沒有說明,於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測了。

文會心中以後是否還有那位姑娘呢?〈我的祖父〉一文說∶

「經此一次打擊,祖父更覺世事無聊,就終日在西湖邊散步。一日,在湖邊書店裡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

趙文在「都不願過問了」一語下面,打了個括號,注釋說∶「或不盡然。蓋以後孫媳婦中,據祖父說三嫂最像該女,而對三嫂寵愛勝過別人。可見一個人情恨斬斷不是容易的事。」

楊仁山居士早期的傳記資料,有《楊仁山居士遺書》中的〈楊仁山居士事略〉、沈曾植撰〈楊居士塔銘〉、張爾田撰〈楊仁山居士別傳〉、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等,都不曾提到上面這一段「情緣」,也許是「為賢者諱」。但是,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如果沒有這一段情緣,或這段情緣有了圓滿的結果,也許就沒有以後的佛學大師楊仁山居士了。


文會遭此打擊,一時萬念皆灰,更感到世事無聊。他丟開公事家事,終日到西湖邊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邊漫步,在書肆中發現了一本《大乘起信論》,當即買下,置之案頭,家居無聊,讀別的書俱不愜意,拿起《起信論》來讀,不覺間不能釋手,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閱讀。讀了若干遍之後,忽然悟得論中奧旨,頓覺國事家事、愛情事業都是過眼雲煙。由此開始,他到處去求購佛經,埋首閱讀,他竟在佛經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處。

另有一說,謂∶「先是有不知誰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覺甚微妙,嗣於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

關於這一點,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特別辨明∶

一日,在湖邊書店裡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一說在安慶購得,乃誤,在安慶購得者乃《金剛經》)買回閱讀,日夜不離手,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

文會自從讀了《起信論》後,就開始到各書肆、寺院中去求購佛經。遇到親朋往他省者,就託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腳僧,就詢問人家來自何處寺院,寺院中有沒有佛經。他「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

朴庵公和楊老太太見兒子對佛經著了迷,心中憂愁,但又無可奈何;而文會的蘇夫人,是個剛烈倔強的女性,她對丈夫這般行徑,只有一聲不響,保持緘默,希望由時間來沖淡那一段家庭風波。

轉眼到了同治元年,文會二十六歲。洪楊的太平軍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現在進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強弩之末。是年,曾國荃大破太平軍,光復蕪湖,進圍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漸漸安定下來,楊家一家人就遷回安徽省會安慶居住。文會到了安慶,仍是埋頭在佛經中,不過問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邁的朴庵公病倒了,並且病情日益沈重。楊老太太眼見老伴臥病,而兒子鎮日裡念佛求道,不問世事,不由得心中憂急,忍不住責問兒子∶

「你父臥病在床,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和奶媳婦是婦道人家,你的孩子還小,似你這樣丟下家務不管,整日裡念經求道,我們這一家老小,將來可有何依靠?」

文會回答他母親說∶「我現在落身世界中,必盡我的天職,雖不求奢望,總能家人溫飽。我並非落髮為僧,不過是研究佛經,將來能廣大流傳,就是我的願心了。」

由夏入秋,天氣轉涼,朴庵公的病並未好轉,終至撒手西歸。一家人按照禮俗舉哀盡孝,做完七七,已屆寒冬。開春之後,文會全家把朴庵公的靈柩運回石埭,擇吉安葬。事畢回到安慶,趕上時疫流行,文會感染了時疫。病癒之後,適曾公國藩檄委他任米穀局事,他為了負擔家計,不得不出山任事。

同治三年,曾國荃攻克南京,忠王李秀成被擒,太平天國滅亡。隔年,李鴻章署兩江總督,當時南京城殘破不全,遂委文會「董江寧工程之役」。這樣,文會一家人由安慶遷居南京。

文會自咸豐末年開始學佛,四、五年來,只是個人摸索,沒有善知識可資請教,沒有志同道合朋友共同研究,甚至於找一本佛經都十分困難。要問江南文物薈萃之地,何以佛經如此難找?原來洪秀全起兵,是以「上帝教」為號召。太平天國統治下的軍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強迫信奉上帝教,不得信他教,拜他神。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曾說∶

嗣是所過之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

太平天國之亂,前後十五年,太平軍所過之處,寺院經像,蕩然無存。這就是楊仁山學佛的那個時代,佛經難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寧工程局期間,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於佛學頗有研究。二人一見如故,彼此切磋佛學。由王梅叔的介紹,又認識了邵陽魏剛己、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等人,都是有志學佛的人。他們不時聚會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才能普濟眾生。這時江南佛教文物經典毀於兵燹,如能刻印佛經,廣為流傳,實是弘揚正法、續佛慧命的不二法門。於此,文會的學佛,又進入一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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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文會在南京約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經費,創辦「金陵刻經處」。選覓善本、刻印經書,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第一部經書,是魏默深輯的「凈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妙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的合刊本。

魏默深名源,默深其子,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生,早於楊仁山四十三歲,他和龔自珍是同一時代的人。默深少有才名,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以屢試不第,三十四歲時從杭州禪宗學者錢東圃學釋典,潛心禪理。五十二歲中進士,數任縣令,六十歲致仕,專修凈土,自署名菩薩戒弟子魏承貫。他手錄「凈土四經」,交其好友周貽朴刊布流通。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在杭州僧舍坐化,享年六十四歲,金陵刻經處首刊的「凈土四經」,就是魏默深手錄,周貽朴刊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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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經處自同治五年創立,至宣統三年文會逝世,四十餘年間,刻印了經典兩千餘卷,先後流通經書百萬餘卷,佛像十餘萬幀,詳見本文附錄「金陵刻經處創辦始末」,此處不贅。

文會於同治十二年,辭去江寧工程局的職務,同時也辭謝了李鴻章函聘他到北方辦工程的差事(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駐節天津)而「屏絕世事,家居讀書」。在家中「參考造像量度,及凈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請高明畫家,在他的監督指導下,繪成了一幅「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懸在家中供奉觀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苹身泛舟遊歷蘇浙各地梵剎,並便中訪求各寺院古舊的經書,供刻經處刻版刊印。聞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剎,猜想也許會有古本經書,於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無所得」,並且在外日久,旅費用完了,幾至不能回家。

這時仍有老母在堂,而兒女相繼出世,多年辦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於刻經。為了家計,於光緒元年應聘到漢口主持鹽局工程-他多年辦工程,成了工程專家。他所經辦的工程,堅固省費,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後來他的長子楊自新也辦工程,南京獅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楊自新督造的。

光緒二年,漢口鹽局工程結束,文會應老友曹鏡初之邀約,到長沙去商議設置長沙刻經處的事。同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也約他湘鄉一晤。於是到了湖南。順道遊覽南嶽,登祝融峰。也去拜訪了曾紀澤。

紀澤是曾文正公長子,字頡剛,即世稱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時,遺命紀澤,謂楊某可堪重用。以是紀澤希望與文會見見面。光緒四年七月,朝命曾紀澤為出使英法兩國大臣,紀澤約文會同行襄助。文會便以參贊名義,隨曾紀澤到了歐洲,在歐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倫結識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條文雄。以後三十年間,他和南條保持友誼,不曾中斷。南條在日本為文會搜購得我國唐代散逸的佛經註疏近三百種,文會以之在刻經處刻印流通。

光緒六年,曾紀澤改派為出使俄國大臣,約文會同行,文會堅辭回國。曾紀澤要保舉他做官,他也堅辭不受。紀澤不得已,給他長子楊自新保舉了一個六品同知。

文會回家後,仍忙他的刻經事業。惟這時經書愈刻愈多,不但經書積存的多,而經版的積存也愈來愈多。木版印書,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個字,一本十萬字的經書,就要刻出五百片經版。古語「汗牛充棟」,指的就是竹簡或木版而言,文會為了解決經版保存的問題,他和刻經處的人去了幾次蘇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處永久的藏版之所,終以經費未集,土地也沒有購成,直到光緒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齡巷建了新宅,才解決了經版的保存問題。這所巨宅,他後來捐給了金陵刻經處,列為公產,迄今仍被列為政府保護的文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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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二年,貴池劉芝田出使英國,以文會曾隨曾紀澤使英,嫻於英國國情,堅約文會同行為助。文會情不可卻,仍以參贊名義隨行,二度赴英倫。文會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國政治制度,和工業發達的原因,領悟到泰西各國富強之道,在於以實學為本。他建議劉芝田,上種種條陳給清廷政府,無奈這時西太后當國,所上條陳有如泥牛入海。文會為此對時政頗感灰心。光緒十六年,劉芝田回國出任廣東巡撫,文會也由英回國。此後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經弘法為職志。


光緒二十一年,錫蘭人達磨波羅居士來華,由英國傳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紹,與文會在上海會晤。達磨波羅以復興印度佛教為目標,希望得到文會的支持。文會對達磨波羅的抱負十分贊同,曾計劃訓練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協助達磨波羅弘揚佛教,這就是他後來創辦「祇洹精舍」的原因。

文會晚年(六十歲以後),追隨他學佛的弟子為數頗多,如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蒯若木、孫少侯、梅擷芸、歐陽漸等,是其著者。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稱∶ 惟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亦云夥矣。

光緒三十四年,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祗洹精舍。祗洹精舍是年冬季開學,翌年初春,太虛法師也入精舍就讀。《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載曰∶

春,大師以華山之策發,棲雲之慫恿,就學於南京祇洹精舍。凡半年,於古文及詩頗有進益。楊仁老授《楞嚴》,蘇曼殊授英文,諦老(諦閒法師)任學監。同學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與梅光羲、歐陽漸、邱 明,亦有同學之誼。

文會門下眾多弟子中,入民國後,實以太虛大師與歐陽漸居士二人最為突出。二人同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對近代佛學之復興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歐陽漸,字竟無,江西宜黃人,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以優貢出任廣昌縣教諭。受同鄉桂伯華之影響,從文會學佛。後以喪母、大病種種挫折,決計捨身為法,再到金陵刻經處,任校對經書之責。越年,文會病逝,以刻經處編校相屬。時值辛亥起義,革命軍攻南京,竟無於危城中守經坊四十日,經版賴以保全。

入民國後,竟無於金陵刻經處內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於內學院講《成唯識論》,門下學人畢集,如呂澄、王恩洋、聶耦耕、黃懺華、陳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門下。梁漱溟、湯用彤亦從而問學。梁任公亦受業兼旬,以病輟,報竟無書曰∶「自悵緣淺,不克久侍。然兩旬所受之熏,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

竟無後於內學院設法相大學特科,闡揚法相唯識之學。時,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緇素兩學院遙遙相對,雖屢有法義之諍,卻帶動了近代佛學的進步。

楊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緣」,促成他進入佛門,於佛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之創辦刻經處,影響到後來各地繼起的刻經處,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他之創辦祇洹精舍,門下人才輩出,促成了中國佛教的復興。他是近代佛教復興的啟蒙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韋爾契教授(Holmes Welch)譽之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文會可當之無愧。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0/11/23 上午 08:15:56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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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晚清久佚佛教典籍回歸中國對佛教的巨大影響
佛欣法師


摘要:在人類文化史上,因為承載某一種文化的重要典籍失傳,致使此種文化衰落;也因其典籍的再現,引起此種文化的復興。此種現象,屢見不鮮。佛門宗派的興衰,與其祖典的傳續與否,更是密切相關。末學才學疏淺,試從晚清久佚佛教典籍回歸中國的歷史事件,探賾索隱,顯明自家寶藏失而復得對佛教復興及宗派法脈傳承帶來的巨大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約始於東漢初(公元一世紀初),迄至南北朝(約公元六世紀中葉),此約五百餘年以經典傳譯為主,又有隨分研習、弘傳,完成了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的合併。至隋唐時期,油然勃興之諸宗創立,使佛教一掃「外來」之氣息,而成為「本有」之信仰,普及於上自帝王、下至庶民之間;其開出燦爛之花,結為豐碩之果,不僅深遠而持久地影響著國民之精神,且遠布他邦,福蔭異域,成為佛教世界化之成功典範。各宗的開宗祖師以佛之經典,開宗立派,各宗開宗的祖師,無疑是宗派理論的完備體現者,否則不可能開出一大宗派。而後繼之祖師、善知識的著作也很好地傳持了宗派的純正理論,否則不可能維持法門,傳承清淨法脈。

 

      

然而,由於歷史上戰爭不斷,又歷經幾次滅佛法難,佛經及著作常常毀於戰火硝煙中,也有的著作有倖免於毀滅,但也在中國失傳隱沒,故也使得有些宗派因祖師著作的失傳,後人在直接研讀經典之時,常有理解之難。當因緣聚合,祖師經典又回歸本土,後世學人方得祖師之心要,才顯宗義之純正,亦使佛教復興於世,眾生廣得大利。

 

      

 譬如宋初,因受五代戰亂的影響,智者大師的《法華玄義》等「天台三大部」在中國一度失傳,遂使名盛一時的天台宗一時陷入寂寞慘淡的境地,後由義寂法師從高麗請回「天台三大部」,才有了後來宋代天台宗的復興。又如南山律宗,因唐道宣律祖的「南山三大部」及宋元照律師有關疏釋的失傳,致使此宗長期蕭條,明蕅益大師以天縱之才、奇穎之悟,欲弘律宗,重振佛教,也不得不半途中止。直到清末,道宣、元照二大師著作從日本回流,才略見民國至今的復甦之氣。而對照蕅益大師《重治毗尼》與「南山三大部」,間有乖違,也實屬正常,畢竟祖典不傳,法脈中斷之故。在歷史的長河中,淨土宗則是另一番命運;經歷著鼎盛、失傳、回歸、復興的漫長過程。

 

      

今筆者著重梳理晚晴之時,楊仁山居士從日本尋回在中國失傳千年佛教典籍這一歷史事件,並重點闡釋這些典籍對佛教宗派的影響,尤其對淨土宗帶來的深刻影響,這直接關係到末法眾生的解脫之道,顯明瞭釋迦摩尼佛的出世本懷。淨土宗典籍的回歸,佛法真實利益在末法時代得以大放光芒,無數眾生將得到佛法慈悲之救度。

 

      

一、大事因緣

      

晚晴之際,我國古代翻譯的佛經以及一些祖師大德的著作,經過歷史上多次「法難」,遭受到巨大的損失和破壞,特別是經過清末太平天國時間長達13年之久的戰亂,則更遭到空前的、徹底的毀滅,損失殆盡。民國初年的太虛大師,對晚清時佛教狀況,也曾如此地感歎﹕「迨乎前清,其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瀕於亡矣。從全球運開,泰西文明過渡東亞,我國之政教學術莫不瞠焉其後,而佛教實後而尤後者。」

 

      

然而,歷史的演化,往往使人無法逆料。到了民國二、三十年,佛教界忽然呈現出自南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蓬勃朝氣。不只是僧眾裡人材輩出,即居士界中的佛學者,其義學精深博大,研佛人數亦不乏佼佼者。

 

      

 促使現代中國佛教復興的人當然很多,但是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則是楊仁山先生。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韋爾契教授譽楊仁山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說:「晚清所謂新學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歸依文會。」

 

      

 一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佛教界,回顧近代佛教的復興,都將楊仁山居士尊為中國近代佛教的先覺者和振興者。

 

      

楊仁山(1837∼1911),安徽石埭人,自幼喜讀奇書,博通音韻、曆算、天文輿地,及黃老莊列之說。1864年,他在歸省安葬父親時身染重病,病中得《大乘起信論》一書,竟連讀五遍,愛不釋手,洞悉書中奧義,從此遍求佛經、廣學佛法。凡有親戚朋友到外省,他都要委託他們代覓佛典,而見到行腳僧,也必詢問從何而來、有何寺廟、有無經卷。

 

      

1865年(清同治四年),楊仁山第一次來到南京,在此結識了一批同道,經常聚會,討論時事和宗教問題,由於多年戰火,經典文物被毀嚴重,明代以前所刻的藏經大多散失,當時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甚至連最常見的佛經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也難以覓到。楊仁山與道友對此佛法衰敝、經書難覓的境況,深感痛惜,認為在末法時代,只有佛教經典廣為流傳,才能共沾法益,光大佛法,普濟眾生。楊仁山感嘆:「末法有七千餘年,初分時經論不昌,何能延此長久!」在這樣的情況下,刻經流通,則是當務之急,這也正是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的一大因緣。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楊仁山與諸同志刻成邵陽魏默深(魏源)所輯《淨土四經》,楊仁山親撰《重刊淨土四經跋》。《淨土四經》的刻印,標誌著近代佛教史上極為重要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的創立。

 

      

二、典籍回流

      

因金陵刻經處這一因緣,楊仁山得以暫時辭去董理工程的公務,專事刻印事務。但因在國內尋找到的佛教經典並不多,在刻經處所刻印佛經數量並不多,主要以刻印和發行「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大悲觀音像」等為主。為能刻印更多的經典,利益更廣大的眾生,楊仁山更加竭力尋求佛教經典,以刻印流通,因國內的典籍毀壞嚴重,正當楊仁山為尋找佛經祖釋四處收索之時,他有緣得以出使國外,便向國外尋求我國佚失的典籍,在出使期間認識了日本學者南條文雄,正是這一大事因緣,他從日本帶回了無數眾多的隋唐時期高僧大德的著作,因久佚典籍的回歸,開顯了現代佛教真正復興之門。

 

      

佛教學者黃懺華對此進行了高度評價:「嘉慶以後,佛教凌夷不振,既而有太平天國之革命,寺字經典,同罹劫火。僅爾如線之佛教,蕩然無存。然未幾石埭大師楊文會出,遠紹紫柏之大業,刊印單行本《藏經》,弘布佛教於海內,又廣求失傳之古籍於海外,於是隋唐諸宗高德之章疏,復歸於中國。千百年之絕學,煥然中興。中國之佛教自是入一新時期。」

 

      

筆者在此梳理楊仁山尋回典籍這一歷史,以顯這關係著佛教復興的歷史事件的真實概況。

 

      

1878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在英國博物館見到國內遍尋不得的我國古本佛經,異常感慨,刻經弘法的決心更加堅定。1881年6月30日,在倫敦日人末松謙澄寓所,楊仁山見到了在牛津大學研究梵文的日本學者南條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約見於中國公使館,相互探討佛學,相契甚深,結道誼之交。此後,約三十年間,兩人書信往來不絕,相互訪求經典,切磋學問。先是楊文會從南條文雄等處得知,中國許多散佚的佛教重要經典,在日本多有所保存,因而起訪求之意。1890年楊氏內弟蘇少坡赴駐日大使館工作,於是楊氏即通過蘇少坡,託請南條文雄在日本代為搜集購買中國散佚之重要佛典。據現存史料可知,楊氏託請南條文雄搜購古佚佛典,主要在蘇少坡居日期間(1890—1893)。這期間,楊氏先後開具了四份求購書單,所列書目總計有221種之多。其中,經南條氏各方努力搜集到寄給楊氏的有145種,此外再加上南條氏及其他日本友人主動贈與的經書,共計約有283種。據南條文雄寫的一段文字記載:「明治二十四年以後,余與道友(註:指楊仁山)相識,所贈居士和漢內典,凡283部,而居士翻刻卻贈來者殆及10餘部,如曇鸞、道綽、善導、窺基、智旭之書,亦在其中。」

 

      

當年楊仁山託南條文雄購得的經書,至今尚有190種860冊完好保存在金陵刻經處深柳堂。古本復存,睹之令人思緒幽幽。而南條文雄在其《贈書始末》中對他們往復搜求贈與佛典的詳細記述,更是讓人感慨系之。楊仁山內弟蘇少坡赴日本時,帶去了楊仁山給南條文雄的信和求購書目,楊在信中說:「因舍親蘇少坡赴貴國之便,特以奉贈《身心語》……唐以前佚書,貴國間有存者,弟欲覓晉時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開於後,如可覓得,祈代購數種。倘寺內尊藏之本,不能購買,可屬蘇君鈔稿寄回,不勝盼禱!」南條文雄應楊仁山之請,廣為搜求,得到赤松連城等的襄助:「10月17日,余在西京向赤松連城談及的事情,希望借他藏書寄給楊氏抄寫。11月20日,赤松師寄來書籍,後又收到寄贈書籍7部,因此連同這些書寄給蘇氏,讓他轉送楊文會。」千里迢迢,幾經輾轉,收到南條送來的佛典以後,楊仁山表示了深深的謝意:「承赤松連城君贈書8冊,感謝無極。萬里同風,作法門文字交,誠千古勝緣也。雖未能把臂傾談,而展玩手寫之本,不啻睹面親承矣。」對於前前後後多年來,通過南條文雄尋回諸多隋唐古德逸書,楊仁山不禁感慨萬千,致信南條:「比年以來,承代購經籍,千有餘冊,上至梁隋,以至唐宋,貴國著述,羅列滿架,誠千載一時也!非閣下及東海君大力經營,何能裒集法寶如此之宏廣耶?」

 

      

楊仁山得到這些中國宋元以後散佚的重要經論註疏和撰述後,欣喜不已,馬上精心挑選,擇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於世。

 

      

三、傳承影響

      

楊仁山從日本尋回的佛教典籍包含很廣,其中涉及淨土、華嚴、密宗、唯識、三論等諸多方面,且多為隋唐時祖師的註疏或著作,甚至是一宗開宗之作,為一宗之源頭性著作,為祖師開宗之真義,關係著一代宗派的傳承與發展,甚至是一代佛教的靈魂所在,也顯示著眾生解脫真實之利。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戰火與滅法浩劫的銷毀,這些重要典籍多在浩劫中毀滅或失傳,祖師之教理法義也隨之隱沒,後世祖師大德也難得其解,甚至也會誤解、別解的現象,以至於宗派教理在傳承中斷的現象。如今有楊仁山尋回這些重要典籍的大事因緣,人們得見失傳千年的祖師著作,以此因緣,悲心至極之人,獨具慧眼,得見祖師著作之心目,明瞭佛法傳承之精髓,猶如千年暗室忽置一盞明燈,頓然明朗,千年幽室,歷歷在目,不必獨行暗室,摸索探幽。

 

      

這些回歸典籍對佛教宗派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並非語言所能闡釋,也非世人所能測知,今筆者僅以短淺之見,粗淺之文,簡而言之。

 

      

(一)對三論宗的影響

      

三論宗是中國隋唐時代佛教宗派。因據印度龍樹《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百論》三部論典創宗而得名。故名為三論宗,屬大乘中觀派。又因其闡揚「一切皆空」、「緣起性空」而名空宗或法性宗。後秦鳩摩羅什傳譯《三論》,盛倡龍樹、提婆之學,為創立三論宗奠定了理論基礎。後來,南朝劉宋時僧朗將鳩摩羅什、僧肇的學說傳入江南。僧朗弟子僧詮,僧詮門人法朗,數代相傳,教義漸趨成熟。法朗門人吉藏集鳩摩羅什、僧肇、僧詮、法朗等人的三論學說的大成,著《中觀論疏》10卷、《百論疏》3卷、《十二門論疏》3卷、實際上就是將龍樹、提婆等的「三論」思想予以中國化,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中國佛教三論宗。其弟子慧灌,高麗國人,後入日本傳弘三論,吉藏大師也成為日本三論宗初祖。

 

      

唐末以後,三論宗在中國日漸衰落。楊仁山從日本得回了三論宗開宗祖師的註疏《中論疏》、《百論疏》《三論疏》等三論宗典籍,重新刻印流通。由此三論之法派才能在中國復興流傳於今。錢塘張爾田著有《八不十門義釋》一卷,致力於三論研究的。民國十四年有湘江善因,主講於武昌佛學院,曾著有《中論述義》四卷。近代佛學泰斗太虛大師亦致力於三論研究,著有《十二門論講錄》、《法性空慧學概論》等,當代義學沙門印順法師也是三論學的研究者,著有《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中觀論講記》等重要著作。

 

      

(二)對唯識宗的影響

      

 唯識宗,又稱法相宗,因剖析一切事物(法)的相對真實(相)和絕對真實(性)而得名。又因強調不許有心外獨立之境,而被稱為唯識宗。創始人玄奘曾遊學印度17年,回國後先後譯出瑜伽學系的「一本十支」各論,並揉譯了《成唯識論》,奠定了唯識宗的理論基礎。其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窺基等對該宗典籍競做註疏,在理論上各有發揮。特別是窺基,直紹玄奘所傳,融會貫通,加以發揚,有「百部疏主」之稱,窺基之後,慧沼、智周傳承兩代,各有闡揚。但唯識之學,義理繁瑣,又因唐代以來的唯識學古疏失傳已久,宋以後提倡者漸希,到明代有過一時大振,但晚明的佛教學者的唯識學研究缺乏系統的傳承,對原典的詮釋難以透徹,多有局限和不足。楊仁山對晚明唯識宗慨言「《唯識》古書,亡於元末,明季諸師,深以不見為恨。」

 

      

因此,他在與日本南條文雄的通信中所羅列求購的書目中,也列有較多唯識宗的書名,也獲得了較多在中國失傳的唯識典籍。如玄奘大師弟子窺基的《因明大疏》、《成唯識論述記》,圓測疏解的《解深密經》,遁倫的《瑜伽師地論記》等唯識學早期重要著作,均於東瀛一一尋回,陸續付梓。其中《成唯識論述記》被法相宗學者,奉為準繩,自元代失傳以後,500多年,未曾得見,好學之土,每以為憾。日本南條卻購得此書。贈給楊文會,楊如獲珍寶。

 

      

有賴於這些典籍的尋回,後來的唯識學研究才得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取得重大成就。千年絕學,亦由是重光!

 

      

 國學大師兼為革命家的章太炎,亦利用唯識學的三性、四分、八識諸概念,建構起他的「以唯識為宗」的「萬法唯識」的思想體系,並試圖以法相唯識之學來融通莊子齊物論,兼以唯識學的觀念闡明佛教無我平等之主張,「以宗教發起信心」,促進士民奮起。梁啟超則以法相唯識學為基礎,闡述他的「佛教心理學」,並試之與西方康德、馬赫諸家的哲學思想相會通。歐陽竟無繼承楊仁山的佛學事業,開創「支那內學院」,以唯識學為思想取向,企圖回歸斯學原旨,並徹底反思中國佛教諸宗義理,在此種風氣的指引下,支那內學院培養出大批中國佛教的傑出學者,為一時重鎮。楊仁山的另一後學釋太虛,希圖以法相唯識學涵蓋世間一切學術,服務於其「人生佛教」之理想。

 

      

可以說,法相唯識學之復興是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之一「大事因緣」,不僅影響了近代中國的學術走向,亦間接影響了一時代的文化精神。

 

      

現代學者蘇淵雷在他所寫的《略論我國近代學者研究佛學的主要傾向和成就》文中寫道:「明末諸老以《宗鏡錄》講唯識不免有謬誤,楊仁山得《唯實述記》以刊之。然後圭臬不遺,奘、基之研討有路。刻《十二門論》、《百論》等,然後中觀之學有籍,而三論之宗復明。唯其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可謂盛矣。」

 

      

(三)對律宗的影響

      

弘一大師,南山律宗的中興者,精研戒律,被奉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然弘一大師在南山律宗的成就,也得益於南山律的創始人道宣律師「南山三大部」的回歸。唐朝道宣律師開創中國南山律宗,集律宗之大成,世稱「南山律師」,到了宋朝靈芝元照律師重振律宗以後,雖然700多年,每一代都有僧人提倡,然而「其中尚有未盡南山精微」,因為南山三大部——《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隨機羯磨疏》早已失傳。明末藕益智旭因不見古代疏記,僅寫出《毗尼事義集要》。直到清朝末年由浙江海鹽徐蔚如居士從日本請回,然後在天津刻經處刻印刊行,又經弘一大師點校、修持與弘揚,南山律宗方得以復興。

 

      

 請回南山三大部的徐蔚如,也與楊仁山尋回典籍有著很深的因緣,徐蔚如雖然沒有見過仁山先生,但由仁山先生「教宗賢首,行在彌陀」而得到學佛的門徑,所以對仁山先生非常敬仰,自認為仁山先生的私淑弟子,並著有《楊仁山居士事略》,並於1917年編輯完成《楊仁山居士遺著》,民國八年(1919)金陵刻經處刻版印行。徐蔚如對楊仁山的敬仰從他給周孟由居士的信中可見,他說:「竊謂自楊居士西歸後,當世具正知見,莫過印師。」可見楊仁山在心中的地位與印光大師等同。也許也正因為他對楊仁山的敬仰,為傳承他的弘法精神,也不遺餘力到日本尋找中國久佚的佛教典籍,在這因緣下,尋回了南山三大部,並寫信與弘一大師,希望大師能研習南山律,弘一大師看到之後,精心研習,最終放棄苦研十年的有部,而發願專弘南山律,以此成就了一帶律宗大師,讓淹沒數百年的南山律振興於中國。

 

      

(四)對淨土宗的影響

      

 淨土宗濫觴於慧遠大師,理論的建樹則先由北魏曇鸞大師撰《往生論註》,繼有道綽大師述《安樂集》,終至唐善導大師以彌陀化身之資格、念佛出光之現證,撰《觀經四帖疏》,楷定古今諸師異解;復撰《觀念法門》、《法事讚》、《往生禮讚》、《般舟讚》,規範淨業行儀。淨土一宗巍然確立,大放異彩,教化之盛,如日中天,竟使當時皇都長安,滿城斷肉,遍地佛聲。此後由承遠、法照、少康諸大師續承法流,法化無窮。

 

      

 然而,約於五代戰亂之後,直至近代千餘年間,曇鸞、道綽、善導三大師的著作,除《往生禮讚》被唐朝智昇法師編纂於《集諸經禮懺儀》之中,得以保存之外,餘盡失傳。故宋明以來一千多年間,中國有的只是天台宗、華嚴宗乃至禪密諸宗混合的淨土法門,獨獨沒有純粹淨土宗的淨土法門。其原因就是淨土宗賴以開宗立教的根本祖典,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等失而不傳。因此善導大師的「五部九卷」著作,以及道綽大師的《安樂集》,天親菩薩的《往生論》,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這些淨土宗傳承的關鍵典籍在唐末以來很少被引用在弘揚淨土宗的大德的著作當中,唯一的例外,是宋朝的元照律師有引用到善導大師的一點思想,那是因為善導大師五部九卷當中的《往生禮讚》,被唐朝智昇法師編成《集諸經禮懺儀》,元照律師有看到。所以元照律師某一些淨土思想是傾向善導大師,而所傾向的那些觀點就是《往生禮讚》裡面所講的。後來高僧大德自修淨土或弘揚淨土,因缺乏這一法脈教典的依據,只好依據本宗的教理來解釋淨土。因而形成了雖然有人在弘揚淨土法門,卻沒有傳承淨土宗的特異歷史現象。

 

      

然而善導的《觀經疏》很早即已傳入日本,並被完整地保存下來。楊仁山從日本尋回在中國失傳一千多年的淨土宗典籍,如曇鸞大師《往生論註》、道綽大師的《安樂集》、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等,開宗祖師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方得以在中國開顯,這是淨土宗史上具有標誌意義的重大事件,也是整個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印光大師民國時代人,是離我們最近的一位淨土宗祖師,他是一位通宗通教的大善知識,又是一位從儒入佛、貫通儒佛的大學問家、大修行人、得道高僧。得遇典籍回歸的大事因緣,拜讀了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遺失千年的淨土宗重要的典籍,並立即點校刻行流通,《觀無量壽佛經善導疏》重刻序談到:「清光緒間,楊仁山居士,由東瀛請來此經《善導疏》、《無量壽經慧遠疏》、《往生論曇鸞註》。皆久佚之法寶,俱為刻行。」

 

      

印光大師閱讀善導大師著作後對善導大師讚歎不已,在與人書信中多處對善導大師及善導大師的著作的大加讚歎,如「《觀經疏》閱三遍。善導和尚專以平實事相法門,接引末世凡夫,不用觀心、約教等玄妙法門,其慈悲可謂至極無加矣。」「善導和尚,係彌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善導所說,如同佛說。」「善導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約事相發揮。」「善導和尚《四帖疏》,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

 

      

 印光大師以大悲之心,融合三位祖師的淨土思想,因眾生根機不一,隨機說法,圓融無礙,不離信願持名,提倡「敦倫盡份,閒邪存誠;深信因果,老實念佛。」與人書信中處處展現了淨土宗他力救度,專念名號往生西方的淨土思想。後人把大師一生弘揚佛法之往來書信編成《印光法師文鈔》,有《增廣》、《續編》、《三編》,總共有一百多萬字,風行天下,歷久不衰,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得以彰顯,淨土宗也因此廣為流傳。

 

      

 時間到了二十世紀末,大師的淨土思想回流中國得到了足夠時間的沉澱,佛教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關注於曇鸞道綽善導一脈之淨土教法。其中,台灣有慧淨法師於此著力最深,數十年來,窮心竭力,一門深入於善導大師淨土思想,法師所編訂的《善導大師全集》終於完整地呈現於世,使失傳千年的寶藏得以重放光芒,如日光普照中華大地,給人們的心靈提供無盡的福祉、永恆的安慰。法師隨緣教化,著作甚豐,闡釋善導大師淨土教法,平實真切,門下數位弘揚淨土法門的傑出弟子,皆長年蒙其法乳滋養,其編撰演述之法寶廣泛流通於海內外,見者莫不歡喜,十方聞者,熱切渴求。善導大師的教法也借由其弘揚,展現出原子核裂變一般的巨大力量,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念佛行人,逝者歡喜往生,生者安樂生活,極度舒緩了社會發展的巨大壓力,消解其時代的種種污染,同時光耀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世界民族之林提供豐富的精神營養、永恆的安樂依止。

 

      

四、結論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一部佛教祖師著作的回歸,對佛教的復興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這事相後有著深刻的原理,顯明瞭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傳承的力量之巨大,祖師的著作代表著法脈清淨之傳承,傳承是諸佛菩薩和歷代祖師一代一代傳授下來的佛法,法脈的清淨源流猶如金線,代代相傳無有間斷,如此純正的佛法方能如清泉般流入眾生心中;若佛法傳承中,宗派開宗之著作佚而不見,如無源之泉,縱有流水多為眾流匯合而成,雜而不純,而難免枯竭。

 

       參考書目:

1、《楊仁山居士遺著》
2、《中國佛教史》
3、《楊仁山居士傳》
4、《續高僧傳》
5、《印光大師文鈔》
6、《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
7、《清末日本傳來佛教典籍考》
8、《贈書始末》
9、《與南條文雄書》
10、《懷舊錄》
11、《中國佛教近代史》
12、《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
13、《金陵刻經處歷史點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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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乘彌陀號,飛過業障山,越過生死海,同登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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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3 上午 08:24:26
凡夫俗子
帥哥喲,離線,有人找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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