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家陵園共有四處：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實際上在湖北省鐘祥市還有一處，即明顯陵，只不過陵主朱祐杬生前沒有做過皇帝，死後當上了。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規模，分別是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規制比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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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明“十三陵”全景簡圖
下圖：明“十三陵”現代地圖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這麼多皇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也是惟一個由北京最高層批准同意發掘的是定陵。為什麼定陵會被選擇？根據目前已解密的相關文件，當年發掘明皇陵的“請示報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長陵。這裏面有不少歷史謎團，似乎是一種報應，又好似一種巧合，因為定陵開始建築的時候，就傳出“風水不吉利”的聲音。
發掘定陵當初其實並沒有專門的檔，而是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從已公開的檔來看，這份報告最早出現在國務院官員的手裏是發掘前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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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明“十三陵”中第一陵——長陵風水格局示意圖（《明十三陵》插圖）
下圖：規模最為宏大的長陵實景，風景如畫，真系“風水寶地”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長陵是朱棣與仁孝文皇后徐氏（開國功臣徐達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樂五年（西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後，朱棣命禮部尚書趙x（“羽”字旁，加一個“工”）、知縣王侃、給事中馬文素、江西術士廖均卿、僧人吳永和欽天監的陰陽生等，在北京擇地建陵，最後選定了昌平縣的黃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規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園就這樣規劃了出來。永樂七年（西元1409年）五月破土動工。據《明太宗實錄》記載，當時朱棣“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而為什麼封名天壽山也有來歷。朱棣生於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
然而，事情偏偏就發生了變化。
當時，身為“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的夏鼐負責發掘的具體技術指導，便讓其學生、後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作前期調研。當時去長陵時正好下大雪，趙其昌帶著探工趙同海，在長陵轉了兩三天，也沒有找到可供發掘線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發掘長陵的時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人彙報後，幾經商討，決定先試掘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的獻陵，積累經驗再發掘長陵。朱高熾是大器晚成，與他的後輩朱翊鈞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歲才繼承大位，年號洪熙。大概是沒有帝王命，僅當了10個月皇帝就死了，諡廟號仁宗，寶地名獻陵。由於在位時間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長陵的規制簡化而來，僅有基本的建築，可以說是長陵的“精減版”。由於寶城前地勢逼仄，當時為保證不破龍脈不傷風水，將祾恩殿縮小，陵宮因小山間隔分前後兩院。所以，現在大家到十三陵旅遊會發現，與他老子的長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過去《昌平山水記》上僅稱獻陵所在的玉案山為“土岡”，可見當年獻陵選址的倉促或說不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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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陵”中的獻陵，規制明顯偏小，與長陵比顯得寒酸
就在考古人員一心準備試掘獻陵的時候，吳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認為，獻陵意思不大，即使開啟了獻陵，也不可能給長陵的發掘帶來多少有價值的參考，吳、夏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楊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認為，吳、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個，“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營建年代較晚的一個，地面建築保存得比較完整，將來修復起來也容易些。第二，萬曆是明朝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會多一些。”這樣的分析依據是，定陵與長陵在營造規制上不會有太大變化，確實可為以後發掘長陵積累經驗。而作為明家專家的吳晗，當時力主發掘長陵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這在“請求報告”上也提到了），後來發掘的事實證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資料確實豐富。
但在這兩個原因之外，定陵首遭開掘，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實際上，定陵與永陵是十三陵中的“變種”，規制與長陵變化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規制與長陵相同，地宮設計與地面建築齊全，只是規模、比例變小，是長陵的“簡化版”。如果從積累長陵的發掘經驗來看，從上面七陵中選擇最為合適。可最後陰陽差錯，也可以說神差鬼使，朱翊鈞的陵寑“中標”了。如果從1956年算起，把時空推到336年前，即西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鈞在世時的情況，唯心者們或許會看到某種“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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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定陵全景（《定陵定下玄宮洞開記》插圖），周邊環境看起來就沒有長陵那麼有生氣
在朱翊鈞執政時期，與現在一樣，從上層到民間有一種不太好的現象，現在民間流傳“要想富去盜墓”的說法，那時也有人眼饞地下的寶藏。當時有不少大臣痛陳盜墓這種惡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於朱翊鈞意在借宦官（太監）之手斂財斂物，竟然“默許”此現象的存在，以致於盜墓之事難禁。
從史料上可以發現，朱翊鈞斂財有術，頗有經濟頭腦，用今天的話來說，應該是一名“外向型”領導。開挖礦藏，徵收礦稅，就是他的一大發明。而默許宦官掘墓盜寶，則是另一種創造。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鈞派宦官陳奉去湖廣一帶負責採礦徵稅。在湖北荊州，陳奉及其手下無惡不作，私闖民宅，姦淫民婦，欺壓掠劫，什麼事都想幹，什麼事都幹得出，“悉發境內諸墓”，盜得寶物無數。起初，陳奉看到呈報上來的一份告密材料，說是鄉民徐鼐等人盜挖了李林甫原配楊氏的墳墓。李林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奸臣，楊貴妃楊玉環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的宰相。密告稱盜賊從楊氏墓盜得大量陪葬品，得黃金萬兩。對此事也不徹查，陳奉便責罰徐鼐等人將黃金補齊。聞報後的朱翊鈞心裏暗喜，下旨將這筆黃金全部上繳國庫充公。陳奉從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財路，於是把荊州境內名臣富豪的墳墓都給挖了，當地官憤民憤極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後偷偷向陳奉扔磚頭，責駡陳奉“該死”。
但陳奉並沒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裏想的是什麼，竟然又動起了位於今湖北省鐘祥市境內的一座皇陵——顯陵的主意。顯陵是朱翊鈞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蔣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沒有朱翊鈞的意思，陳奉敢盯上顯陵？恐怕有10個腦袋陳奉也不敢。朱祐杬本為“興獻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風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後，無子嗣，便傳位給堂兄弟朱厚熜，是為明世宗，年號嘉靖。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兒子當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雖死猶榮。於是，在中國帝王史上一場罕見的“大禮制”風波之後，朱厚熜追尊朱祐杬為恭睿獻皇帝，王陵改為帝陵。《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監楊保上奏，“（顯）陵殿門牆規模狹小，乞照天壽山諸陵制更造”。從正德十四年（1519年）開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營造改建顯陵前後花去了47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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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位於今湖北省鐘祥市境內的明顯陵（網路圖）
顯陵在棗陽礦山旁邊，陳奉便以開礦作掩護，進行盜掘。當地官員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開採，結果都遭到了陳奉的彈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陳奉，由此還引發了多起“民變”。朱翊鈞卻沒有“嚴肅處理”陳奉，僅是召回了事。這樣的皇帝，連敢挖自己祖墳的人都放過，昏不昏？罪該萬死啊！三百多年後，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報應？不知道當年吳晗、夏鼐決意發掘定陵有無想到朱翊鈞這個“罪過”，由於當事人均已過世，吳、夏當年到底是怎麼想的，與朱翊鈞的葬式（見前文《萬曆皇帝棺槨開啟後發現的天大秘密
》）一樣，也已成了歷史之謎。
定陵三百年後遭掘，還有一說，就是風水不好，當年擇地建陵之初，就發現了不吉之兆，預示以後要出大禍。
朱翊鈞是明穆宗朱載垕，即隆慶皇帝的三兒子，他10歲登基繼承大位。擇地建陵是首輔大臣張居正病逝，並被朱翊鈞治罪後的事情，繼任首輔、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的建議。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當時朱翊鈞只有21歲，還是位有理想有抱負雄心尚契的“憤青”天子，便借去天壽山春祭之機，動起了擇選萬年吉壤的念頭。當時欽天監難他擇選了幾處陵址，朱翊鈞都沒有看好，風水不佳。如有一處在石門溝，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狹窄。而其他幾處要麼位次參差，要麼砂水傾倒。但另有兩處在風水師看來卻都是上佳的風水寶地，一處是形龍山，風水師的評價是主峰高聳，諸山拱抱，河水繞腳，眾水來賀，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風閣，明堂開亮，輔弼森嚴，堪稱至尊至貴之地；另一處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風水寶地格局，山脈主勢尊嚴，水星行龍，金星站穴，左右四輔，拱顧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鈞在當年
當年
定陵風水不吉利的議論一直沒有停息過。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後，決定是否發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場爭論。
史載，萬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當年開國功臣、風水大師劉伯溫的十一世孫劉世廷，仍上疏奏稱，“大峪山壽宮龍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劉伯溫給選的址，劉世廷的風水理論應該是祖傳之術。果然在 24年後，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後又讓關外滿人奪走了江山。明亡清興，就此又是三百年，這是後話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後，劉世廷的話再次應驗——定陵被新中國發掘了。如果要說報應還真有一點，朱翊鈞和皇后的屍骨在“文革”中被同樣不信邪的紅衛兵拖出了地宮，“破除迷信”後焚燒，大峪山的風水真的有點不吉利。
從當初選址，到三百年後被掘，報應也罷，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確定有太多的謎團，不由你不感慨！
作者： 倪方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