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自 陳行之先生的BLOG
原文在 http://blog.ifeng.com/article/9727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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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其實很軟弱——柬埔寨大屠殺的歷史警示
2011-01-20 0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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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社會集團既可能促進人類福祉，也可能成為災難之源。
20世紀是最美好的世紀，在這100年中，人類的社會組織（政府和社會集團）越來越科學嚴密，人類在技術與物質上取得的進步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但與此同時20世紀也是最血腥的世紀，國家政府和社會集團導致的人類災難持續不斷發生——我看到一份材料，單是本世紀爆發的130場戰爭，就有1.3億人喪失了生命，超過了1900年以前歷次戰爭死亡人數總和，如果再加上個別國家發生的政治清洗、武力鎮壓、種族屠殺和由於政府失職導致的天災人禍，死亡人數還要大許多。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問題：以促進社會進步和人民福祉名義組建的國家政府和形形色色的社會集團，為什麼要拿起屠刀殺人？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部分特殊人群充滿了獸性？現代文明對人類究竟意味進步還是意味倒退？我們會不會頃刻間喪失安全，同樣遭受被屠戮的命運？有沒有什麼辦法阻止國家和社會集團蛻變成為殺人機器？
為了弄清這些問題，有必要到歷史深處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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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時間節點，所處位置不同，意義卻極為相似，譬如俄國的1917年10月7日、中國的1911年10月10日和1949年10月1日、柬埔寨的1975年4月17日，就是這樣的日子。俄國那個日子意味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中國的兩個日子，前者意味著結束兩千多年帝制創建中華民國，後者意味著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失敗，共產黨執掌了政權；柬埔寨的日子則意味著美國扶植的郎諾軍事集團被推翻，紅色高棉（柬埔寨共產黨）獲得了掌管柬埔寨命運的權力。它們共通的意義，用簡單一句話說，就是國家權力發生了重大改變，或者說發生了更迭，新的統治者替代了舊的統治者。
政權更迭在人類歷史上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並不值得說道，真正值得說的是政權更迭以後發生的事情，即掌握國家權力的新統治者以何種方式統治人民？這裏大有文章。
就像當初中國選擇向蘇聯“一邊倒”一樣，紅色高棉倒向了中國，然而這種“倒向”不是發生在紅色高棉奪取政權之後，而是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的軍事裝備和意識形態支持，紅色高棉不可能戰勝郎諾軍事集團，也不可能做後來做的事情。有資料顯示，紅色高棉首領波爾布特早在1965年就與北京建立了聯繫，以後更是來往頻繁。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顯然對波爾布特構成了直接激勵。經歷過那個特殊年代的人都知道，當時已經有了“毛澤東主義”的概念，並且在世界範圍內鼓舞了許多狂熱的年輕人，1967年前後，巴黎學生就是打著“毛澤東主義”的旗號發起反叛運動的，在東京也有類似的激進組織在“造反”。在這種氛圍中，波爾布特熱血沸騰，渴望在柬埔寨開展一場“真正意義上社會革命”，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隨著柬埔寨首都金邊落入紅色高棉之手，波爾布特獲得了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造的條件，進入金邊第三天就做出了完全徹底解構城市社會，把城市居民全部驅趕到農村過共產主義生活的決定，它的外在表現就是全副武裝的紅色高棉戰士挨家挨戶驅趕人群，宣稱美國大兵馬上就要轟炸城市，全城男女老少必須全部撤離到指定區域。
有必要指出，“驅趕”不是我們熟悉的政治動員。儘管政治動員也具有脅迫的性質，比如當年由於執政集團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無力安排全國數千萬中學生就業，便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由全部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就是一種沒有個人選擇的大規模社會移動，然而這種社會移動與在柬埔寨發生的血腥武力威逼相比，畢竟溫柔了許多。
如果你不願意去插隊，派駐到學校的“工宣隊”、“軍宣隊”會通過你父母親的單位給他們施壓，首先在政治上歧視，繼而停發工資，直到你“自願”了為止，不會有解放軍戰士用步槍瞄準你和你的家人。但是，紅色高棉在柬埔寨首都金邊以及其它城市採取的是一種極端暴力的方式，那不是“動員”，而是驅趕，是暴力脅迫，毫無準備的市民稍有遲疑就會遭到槍擊！真是難以想像，在那些恐怖的日子裏，柬埔寨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條街巷都有槍聲，每一條街巷的每一座住宅都在流血。
人們就像柔弱的羔羊，被惡狼驅趕著撕咬著，有的家庭因只因為等候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集體遭到槍殺；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因為延誤了撤離的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在這種血腥殘暴的驅趕中，沒有人敢於起來反抗，反抗就意味著死亡，這種場景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被驅趕到集中營的情景。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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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離開城市的人要經過長途跋涉才能夠到達指定的地方，一路上歷盡艱難，沒有食品，更沒有飲用水，很多人耐受不住勞累和饑餓倒斃在路旁，被餓死的嬰兒被丟棄在稻田裏，不知道有多少人把生命丟棄在了這條死亡之路上。
狂熱的紅色高棉一夜之間就用國家暴力摧毀了現代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建構了一個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無正規學校、無郵政電信、無公共交通、無醫院、無宗教、無法律法規、無廣播電視、無出版物、無私有財產，甚至沒有家庭的烏托邦社會，柬埔寨一下子進入到了奴隸制時代，人民成為了國家的奴隸。
我在這裏使用“烏托邦社會”這個詞，源於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專制主義社會的描述，它並沒有從最本質意義上反映紅色高棉控制下的柬埔寨社會的狀態，顯得太溫柔了。實際上，紅色高棉之類的邪惡政權，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反民主和反自由，而是躲藏在國家主權後面的徹頭徹尾的反人類犯罪團夥，他們借助暴力手段構築的是國家集中營，人民全部是集中營裏的囚犯，這也是世界上所有極權主義政權的本質特徵。
紅色高棉要把所有城裏人全部改造成為農民，這種身份轉換的方式，除了被遷徙到農村之外，還有就是進行身份核實，重新進行登記（在這件事中，可以看到當時正在中國盛行的“出身論”的直接影響），凡是做過業主或老闆的人，都會被作為剝削階級打入另冊，曾經為朗諾政權工作過的人更是被視為敵人，這些人作為階級異己分子隨時都可能被肉體消滅。
紅色高棉在全國建立了很多“農村合作社”組織，在這些組織中，無論當地農民還是城裏來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覺的鋪蓋外，所有私人財物全部充公。人們被迫安身在四面漏風的吊腳樓裏，從事著所謂共產主義的集體生產和生活，中國大躍進期間的“吃食堂”現象在這裏重新復活，每人配備碗筷，一天只吃兩餐。勞改營式的集體勞作無法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人們吃到嘴裏的糧食也就越來越少，根本無法延續生命，人們開始四處尋找野菜、草根、樹皮來充饑，蚱蜢、蟋蟀都成了美味，人人形銷骨立，衰如槁草。每天都有人餓死，活著的人連掩埋他們的氣力都沒有，屍體上爬滿蛆蟲，散發出令人窒息的惡臭。據美國的柬埔寨問題專家調查統計，在紅色高棉統治的4年時間裏，單是死於營養不良、勞累和疾病的，就達到100多萬人。
紅色高棉對人的控制和干預無所不在，即使已婚夫婦也有可能被分開編組，奧威爾反極權主義小說《1984》幻想的情節在這裏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什麼時候過夫妻生活也由紅色高棉控制，因為在他們看來那不過是一種動物性的交媾，並沒有人的意義。到了規定的“交媾”的時間必須“交媾”，並且必須開著門窗，以便於被監視者看到，否則就會受到懲罰。由於白天持續勞作，有的夫妻實在沒有興趣也沒有體力親熱，為了避免被懲罰，只好在床上佯裝“交媾”的動作，女人還要發出叫床的聲音。
所有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都把“肅反”（即清除權力鬥爭中的政治異己分子）作為革命的重要內容，紅色高棉也是一樣。紅色高棉統治柬埔寨期間統共進行了4次政治肅反和9次大規模的政治清洗，處死了無數幹部。以柬埔寨總參謀部為例：在一次大清洗中，除了總參謀長宋成倖存下來以外，所有人員統統都被殺掉了，即使是宋成，最後也被波爾布特派出的衛兵殺害了，他的9個子女與他一道被殺害。經歷過一系列肅反和清洗，柬埔寨共產黨中央高層領導幹部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肉體消滅的命運。
針對普通民眾，紅色高棉直接移植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施行過的“清理階級隊伍”的做法，不同的是手段更加野蠻和血腥，不僅是所謂的“異己分子”，就是任何對紅色高棉的倒行逆施稍微表達不滿的人，都會遭到屠殺，其恐怖程度空前絕後——為了節省子彈，他們殺人多用棍棒重擊或以斧頭砍殺。被屠殺的婦女大多數都遭到過紅色高棉戰士的強姦，這些婦女被蹂躪以後，再給她們蒙上雙眼，就地用木棍活活敲死。對兒童的屠殺更是令人髮指，紅色高棉戰士倒拎著雙腳，掄起來砸到樹幹上，孩子的腦漿頓時迸裂。紅色高棉政權被推翻以後，參觀者竟然還能看到樹幹上嵌著孩子的牙齒……毫不誇張地說，紅色高棉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殺人，在不到4年時間裏，總共大約有200多萬柬埔寨人遭到屠殺。就連中國人民熟知的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也未能倖免，有18個親人（1個兒子、2個女兒、2個女婿、13個孫子）被殺害，親王夫婦也遭到軟禁，如果不是中國方面關注，他同樣會成為波爾布特屠刀下的怨鬼。
“柬埔寨大屠殺”被列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猶太人大屠殺”同等的特大人類災難和反人類罪行。
面對如此觸目驚心的歷史畫面，人們也許會問：都到了這個份上，可憐的柬埔寨人為什麼不反抗？殺死一個夠本，殺死兩個賺一個，他們為什麼不反抗？
那就讓我們到自己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吧！
有人說，柬埔寨在不到4年時間裏走了一條集中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為一體的腥風血雨之路。在這條路上，中國人民付出的生命代價並不比柬埔寨人民小，為什麼同樣沒有出現大面積反抗？當我們的兒女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王申酉、錢雲會被殺死的時候，為什麼同樣沒有人義憤填膺拍案而起，大叫一聲“殺死一個夠本！殺死兩個賺一個！反了吧！”去拼個你死我活呢？
答案就在本文標題之中：人類作為群體其實很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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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群體之所以軟弱，只是因為在這個世界的某些局部區域，總是有攫取了國家政權的人物和政治集團在“國家主權”遮掩下，惡魔一般對人民使用國家暴力，而這種國家暴力在沒有外界因素介入的情況下，是極難反抗的。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並不久遠的歷史：猶太人作為一個聰慧堅韌的民族，在納粹大屠殺進行的時候也沒有形成有規模的抗暴行動，如果沒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對德國法西斯政權的持續打擊，納粹策動的大屠殺絕不會停止，那時候被屠殺的恐怕就不僅是猶太人了，所有非雅利安人——斯拉夫人、黑人、黃種人……等被納粹稱之為“劣等民族”的人都會遭到屠戮。
為什麼人間總有惡魔呢？它們是怎樣來到人間的呢？我們回到柬埔寨的話題當中，看一看波爾布特是怎樣從一個普通人變為惡魔的。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還記得，波爾布特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相當熟稔，因為他是被國家稱之為“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和戰友”的人。那時候，在中國的報紙上廣播裏到處都是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的身影，到處都是關於他們行蹤的消息——順便說一下，就像我們今天只有北朝鮮、古巴等極少數朋友一樣，那時候我們只有柬埔寨和阿爾巴尼亞是我們的朋友——與西哈努克親王一同在北京的還有一位柬埔寨人，這個被我們親切地稱作“沙羅紹特同志”的人，就是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以後改名的那個波爾布特，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這個專程到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理論、說一口流利中文的“沙羅紹特同志”，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無論柬埔寨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當時都未能預料到。
波爾布特並不是天生的惡魔，他1925年在一個農民家庭出生的時候與其他嬰兒別無二致，並且也像其他的孩子那樣成長了起來。9歲的時候，波爾布特按照柬埔寨習俗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讀書，15歲中學畢業，1949年獲得了到法國留學獎學金。在巴黎，波爾布特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大概就是這個人走上魔鬼道路的開始。1950年，波爾布特和一部分留法柬埔寨學生組織了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2年7月，波爾布特回到柬埔寨，加入到抗法武裝鬥爭之中，當年就秘密潛入中國南方某地，參加中國為柬埔寨革命者舉辦的軍政訓練班。後來波爾布特就加入“高棉解放運動”，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等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根據日內瓦和平協議，越南於1954年撤出柬埔寨，“高棉解放運動”幾乎解體，然而這也給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成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再次進入中國南部秘密的遊擊戰訓練營深造。1957 年，波爾布特籌備成立高棉勞動者党，1962年，波爾布特當選為這個党的總書記。1963年，波爾布特轉入叢林，進行軍隊、遊擊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更名為“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1965年，波爾布特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在越南受到隆重接待，在這裏，他用三個月時間學習了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是他與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強烈感覺到到越南不會允許柬埔寨和寮國（老撾）有獨立的主權地位。這是因為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作為一個國家看待，這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 年，波爾布特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波爾布特作為“中國人民的忠誠朋友”曾經數次來到中國，並且受到處於個人崇拜頂峰、被認為神的毛澤東的接見。沒有資料顯示這兩個人究竟談了些什麼，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波爾布特同志親眼見識了中國激進的革命實驗，親眼見識了在國家暴力的壓制和威脅下，人民群眾表現出的對領袖的狂熱崇拜；親眼見識了對階級異己分子的大規模批鬥和肉體消滅；親眼見識了數千萬城市中學畢業生一夜之間被驅趕到農村；在逗留中國期間，波爾布特同志還專程到北朝鮮進行考察，在那裏他又親眼見識了獨裁者金日成搞的“千里馬運動”……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是不是有“茅塞頓開”之感，我不敢妄說，但是我相信，所有這一切都對波爾布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此人一回到柬埔寨，為什麼就成為了一個狂熱的、完全喪失了理智的政治狂人。
1975年6月到8月，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3次會見波爾布特，勸告他說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要循序漸進，不要太著急，然而他從毛澤東那裏聽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話——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的革命舉措，說：“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異常自豪，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當中國人民從報紙上（往往在第一版用通欄標題）、廣播裏（往往在“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頭條）不斷聽到“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波爾布特同志到中國訪問的消息的時候，當中國人民從“新聞簡報”（那時候，電影院放映電影之前都要加映一個十分鐘左右的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新聞紀錄影片，類似於我們目前從電視上看到的“新聞聯播”）看到波爾布特同志在工廠、農村參觀，與我們的地方負責人和普通工人、農民親切交談，甚至在下榻賓館的庭院裏和服務人員一起剪草弄花的時候，你絕對想不到正是這個人，通過他掌管的國家權力，在一刻不停地屠殺柬埔寨人民，他的雙手沾滿了柬埔寨人民的鮮血，你絕對想不到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惡魔。
某種主義製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幻象使人喪失“知”的意願，國家暴力的脅迫性管制又使人喪失“行”的能力，世界再也不是“我思”所顯示的那個“我在”，那是一種橫亙於人之上的超級存在，是它決定著人的靈魂的質地，決定著這個世界的顏色和形態——人類就是這樣成為弱者的，波爾布特和所有施行極權主義暴政的人，就是這樣成為惡魔的。
當被稱之為國家的東西不再是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看護者和守夜人，而是惡魔手裏工具的時候，人類自然會變得很軟弱。我這樣說，絲毫沒有低估人類的正義理性（即我下面將要說到的社會動能）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的意圖，我只是說，在善與惡的對決中，善並不永遠占上風，你不能期望它永遠占上風。
千萬不要忽視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警告——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崛起之前有人警告過；斯大林主義肆虐之前也有人警告過；毛澤東主義蹂躪中國社會之前更有人警告過……直至今天，仍舊有人在警告：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北朝鮮問題，北朝鮮的獨裁主義政權必將給人類帶來災難。
千萬不要以為前途一片光明，千萬不要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實行自由民主制度，就以為人類世界必將擁有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千萬不要這樣以為。人類其實很軟弱，你只要就近看一下世襲的“金家王朝”統治下的北朝鮮，看一下永遠百分之百當選總統的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看一下被卡斯特羅完全擁有的古巴，看一下查韋斯的委內瑞拉之類隨時都會出現的新的獨裁政權，你就會知道，在欺壓與反抗、失去自由和爭取自由之間，還有一個漫長漫長的灰色地帶，善良而柔弱的人類只能匍匐在那裏，等待著歷史創造機緣。
他們只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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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國家或政治團體“試圖將其意願和幻象的觀念強加給一個偉大民族或整個社會之時，它們或許會得逞于一時，甚至會取得很大的成功，但終究只能是曇花一現而已。因為正像有一個物理世界的邏輯一樣，畢竟也有一個社會世界的邏輯，有某些違背了它就必將受到懲罰的法則。”（［德］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
從最終意義上說，任何極權主義政權都不可能長久，都將在歷史的某一個節點上潰解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造成這種潰解的，就是與歷史共生的使歷史自愈和向善的巨大功能，我把它稱之為社會動能。人類社會歷經50萬年而沒有毀滅，就是由於有這種社會動能的遮護，所以人類才戰勝了法西斯主義，戰勝了蘇聯及東歐的極權主義，戰勝了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世界才以目前這種形態出現在我們眼前。社會動能究竟是怎樣積蓄條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導致社會機體發生驟然改變的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事物發展中，發展變化的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同時存在，缺一不可。內因是事物存在的基礎，是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內在本質，是事物運動的源泉和動力，它規定著事物運動和發展的基本趨勢；外因則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外部條件，它通過內因作用於該事物，加速或延緩它的發展進程，它不能改變事物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這種被稱之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有一個經典定義：在所有事物中，內因都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
觀點好不好？我認為很好。但是，當我們用它來觀察社會歷史現象的時候，常常會產生出一種“攏不住”的感覺，即：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之中，社會驟變經常由外部因素直接進入而引發，反而看不到內部因素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還是以納粹德國為例：在慘絕人寰的人類災難面前，人們不能消極地等待德國國內的反法西斯組織成長為能夠與納粹勢力抗衡並擊潰他們的力量，以美國、英國和蘇聯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作為外部力量必須直接面對法西斯殺人機器，否則，人類的這場空前浩劫將永無止息。事實證明美國、英國和蘇聯是正確的，正是這個偉大的戰略同盟體現出了人類社會自愈和向善的社會動能，遏制了罪惡的戰爭，拯救了孤立無援的人類。伊拉克問題也是一樣，如果沒有美國用戰爭手段一勞永逸地解決薩達姆政權的問題，伊拉克人民也許直到今天也還在狂熱地呼喊“薩達姆萬歲！”也許直到今天他們也聞不到真正意義上的選票的味道。柬埔寨問題的最終解決，同樣是在類似歷史條件下實現的。
我必須要說到一個人了，這個人就是目前的柬埔寨首相洪森。
洪森1952年出生於柬埔寨磅湛省的一個農民家庭，13歲離開老家到金邊求學，直至讀完初中。1967年，15歲的洪森投筆從戎，參加了紅色高棉，從排長一步步晉升到師長。紅色高棉1975年4月17日攻佔金邊之後，開始瘋狂屠殺人民，洪森的信心發生了動搖，後來又因為拒絕執行屠殺穆斯林的命令而被紅色高棉追殺，洪森終於認識到波爾布特的本來面目，他將給柬埔寨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1977年，洪森毅然率領部隊逃亡越南，迅速成為反對紅色高棉邪惡政權的重要領袖。
1978年底，洪森率領部隊與越南10萬大軍一道，大舉進攻柬埔寨，只用了不到兩周時間，就於1979年1月7日攻佔了金邊，推翻了罪行累累的紅色高棉政權。
越南軍隊在柬埔寨看到的情景與美國和蘇聯軍隊在納粹集中營看到的情景沒有什麼不同：枯槁的人民由於得到解放喜極而泣，他們在道路兩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像親人一樣擁抱“侵略者”，到處都是紛飛的眼淚，到處都是忘情的呼喊，到處都是歡呼的聲音。匍匐了4年之久柔弱的柬埔寨人民終於等到了歷史創造的機緣，他們終於可以像人那樣站起來了，終於可以大聲喊出“我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了！這時候的他們是剛強的，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他們彎曲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事物發展的“內部因素”才終於從“隱”轉變為“顯”，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終於做出了最後選擇。
這不僅是柬埔寨人民的節日，更是全人類的節日。
遺憾的是，這不是中國的節日。
在越南軍隊大舉進攻柬埔寨、攻佔波爾布特匪幫老巢金邊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個插曲：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6名工作人員在大使的親自帶領下，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到了柬埔寨西部的原始森林之中，在越南軍隊的奮力追擊下，連續多日風餐露宿，到了一個可以歇腳的地方，搭起了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這7個人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長達47天(見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書寫了中國外交史的奇跡。
越南軍隊攻佔金邊40天以後，即1979年2月17日，中國和越南爆發邊境戰爭，戰爭爆發的原因，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時候說：“小朋友不聽話，該打打屁股了。”我們的教科書解釋是：“對中國來說，越南在北方蠶食中越邊境，又在1978年入侵了中國的盟友民主柬埔寨，推翻了紅色高棉政權，這是赤裸裸的地區霸權主義，是對中國周邊安全的嚴重威脅。”結果就打了。
我們還是說柬埔寨。根據《瞭望新聞週刊》2001年8月一篇文章提供的數據，在1975年4月—1979年1月柬埔寨共產黨執政期間，紅色高棉在全國設置了158個監獄，18975個萬人坑，後來從這些坑中挖出了1205662具遺骸。《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說，柬埔寨共產黨統治期間，柬埔寨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當時柬埔寨總人口大約是800萬，柬埔寨解放之時只剩下600萬，這就是說，柬埔寨共產黨載不到4年時間裏至少屠殺了200多萬人民，在這些人中，華僑就占到30萬人。有人認為，紅色高棉的大屠殺在速度上超過斯大林肅反，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殘暴和野蠻程度上超過納粹，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盧旺達，在死亡人數占國民人口比例上創造了世界紀錄。
洪森和大多數柬埔寨人一樣，對越南的“入侵”極為感激，每當有人說到“越軍侵略柬埔寨”時，洪森都要激動地把“侵略”一詞糾正為“解放”。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1979年1月7日——被定義為“終結大屠殺日”成為了柬埔寨重要的國家紀念日，每年這一天，柬埔寨政府和人民都要舉行紀念活動。2009年1月7日，柬埔寨執政黨人民黨在金邊國家奧林匹克運動場舉辦大型紀念活動，慶祝結束紅色高棉血腥統治30周年，首相洪森出席了這次有4萬多人參加的盛會。柬埔寨參議院主席謝辛致辭說，今天這個日子標誌著柬埔寨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結束，他還特別感謝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評價越南軍隊在消滅紅色高棉政權中作出的重大犧牲和歷史性貢獻（見2009年1月8日柬埔寨《星洲日報》）。 我們常常說“共識”，如果沒有越南出兵，柬埔寨紅色高棉邪惡政權就不會在不到4年的時間裏垮臺，柬埔寨人民的災難只能更加深重，在東南亞就會出現另一個北朝鮮，這也就意味著，人類在走向自由與光明的道路上，還要經受更多的坎坷，付出更大的代價，這就是世界的共識。至於在這個“世界共識”裏面有沒有中國的“共識”，不論。
2003 年6月，聯合國與柬埔寨政府簽署協議決定，成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對在柬埔寨犯下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的前紅色高棉高級領導人進行審判。波爾布特如何了呢？據說他在金邊陷落前一天乘一架直升飛機倉促出逃，隱秘到了泰國的原始森林之中，一直到1998年突發心臟病死亡。這個雙手沾滿柬埔寨人民鮮血的惡魔直到臨終之時對自己罪惡的一生也毫無悔意，他甚至言之鑿鑿地宣稱：“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我追求的是共產主義理想，我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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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一個政治學詞語似乎應當被我們使用了，這個詞語就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四個字最早出現於1925年，用以概括意大利法西斯所主張的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與控制，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通過《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把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做了大幅度深化和延伸，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人類政治大災難——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斯大林主義——都導入到了這一概念之中。
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否定人類意志，用所謂的“自然法則”或者“歷史法則”支配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那個被認為掌握了“自然法則”和“歷史法則”（即意識形態）的人（國家或政治團體），又可以為所欲為。納粹極權主義者屠殺猶太人、斯大林極權主義者剝奪和屠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的主觀意識中，都是在順應歷史和自然的必然法則，依據這個法則，猶太人作為“劣等種族”和地主、富農作為“階級敵人”是“註定要滅亡的”，不是因為這些人說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就是因為他們是什麼，所以他們就成了所謂的“客觀的敵人”。在阿倫特筆下，極權主義的本質體現為，為了達到某種意識形態目標，國家和政治團體有理由殺死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或“階級敵人”，因為這種屠殺順應了所謂的“歷史發展規律”。
《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於1951年，它不可能對未來60年將要發生的事情做出預測，也就是說，當我們觀照柬埔寨大屠殺和北朝鮮之類邪惡政權的時候，阿倫特所界定的極權主義儘管從主要特徵上仍然能夠概括當代極權主義特徵，但是它已經裝不下最近60年來發生的全部極權主義的歷史現象了。
我們說人類其實很軟弱，強調的正是當代世界出現的新景觀——極權主義獲得現代技術支撐以後，統治機器更為強固，統治手段更為嚴密，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從社會中完全剝離，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從位置上徹底取消，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沉默和死寂，我們聽到的全部是國家機器的巨大轟鳴。
緻密的當代極權主義統治至少造成了如下社會後果：1.國家不再是一定範圍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也不再是擁有治理社會權力的政治機構，而是蛻化成為了一個掠奪社會的利益集團；2.對內實行神秘和恐怖的特務統治，對外潛藏著戰爭威脅；3.權力傳導成為社會過程的唯一動能；4.在利益輸送機制誘導下，官僚機構、軍隊和警察成為統治機器中最得心應手的部分，出現全面的腐敗和黑化；5.通過嚴密掌控傳播手段，歷史與現實的謊言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基礎；6.社會喪失自淨功能，社會文化潰解，出現大面積道德淪喪、人性扭曲和良心泯滅；7.對人的精神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嚴密，更加不易察覺，作為極權主義社會基礎的愚民和群氓不斷產生。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生存在上述情境之中，我們就可以毫不猶豫地認為那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柬埔寨大屠殺式的反人類罪行隨時都會再次發生。
北朝鮮直到最近還在為我們提供觸目驚心的例證——韓國政府消息人士最近透露，北朝鮮當局試圖依靠公開處決來維護獨裁體制，拉開了恐怖政治的帷幕：“針對人民對三代世襲不滿情緒越來越高漲，北朝鮮宣佈，任何從不正當渠道獲取信息的人都將被公開處決，金正恩下令：要在全國聽到槍聲。”
這不正是柬埔寨大屠殺的序幕嗎？
只要沒有民主和自由的遮護，只要權力沒有被關在籠子裏，只要國家機器仍舊高懸在人民的頭上，人民就永遠是柔弱的羔羊。人類其實很軟弱，真的很軟弱，不要以為在天堂與地獄之間隔著多麼遠的距離，沒有距離。你要想到，現存的一切都有可能會在一夜之間傾覆，人作為個體隨時都會被國家暴力機器碾壓成為齏粉，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2011年1月7日，柬埔寨“終結大屠殺日”，寫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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