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7年，漢武帝在立了劉弗陵為太子，任命了霍光等五個顧命大臣後，終於安心地走了。他七十年的人生塵埃落定。漢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裡，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重用人才、招賢納士，他嚴刑峻法、重用酷吏。漢武帝的一生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太多讓人談論的話題，關於他本人的歷史評價，更是莫衷一是，當我們回過頭來，再看這位神秘而復雜的皇帝時，我們做何評價？司馬遷又是怎樣評價漢武帝呢？

漢武帝剛剛去世，對他的評價和爭論就開始了。譽之者眾多，毀之者也眾多。班固在《漢書·武帝紀》最後的評論中間，對漢武帝下了一個非常有名的評語，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雄才大略”。我們一直用到今天，都認定班固這個評價很準確。但是班固在論述的時候，只講漢武帝的文治，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而不提的本身就是一種委婉的批評。

到了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時候，司馬光講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評價，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司馬光的評價幾乎全部是負面的。基本上否定了漢武帝在內外政策上的許多方面。

當代史學家翦伯讚先生也有兩句非常有名評價，他說漢武帝“用劍猶如用情，用情猶如用兵”。所以漢武帝這一生走完以後，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成為一個爭議最大的皇帝之一。

漢武帝時代，對應內在的儒家統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權體制。秦始皇首創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設計一整套執政方針。西漢王朝，到了漢武帝，徹底肅清了諸侯王分裂勢力，鞏固了中央政權。

武帝一朝人才輩出，但是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能善始善終者屈指可數，這說明漢武帝是個生性多疑的皇帝，不僅如此，漢武帝在強化中央集權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擊權貴即其大手筆之一。打擊不法豪強與貪官污吏，勢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極端，難免會帶來各種後遺症。酷吏王溫舒，嗜血成性，殺人為樂。漢代處決犯人，以十二月為限。春天到來，不能再殺人了，王溫舒迎風感慨：如果讓冬天再處長一個月，我的事（處決犯人）就辦完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馬遷對此直言不諱：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

漢武帝稱讚這樣的殺人魔王，提拔他擔任中尉，賜予更多的生殺大權。慘遭宮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馬遷，能不有非議嗎？大司農顏異與張湯意見不合，張湯竟然以“腹誹”罪名殺了顏異。什麼叫“腹誹”？就是肚子裡有意見。這較之一千年多年以後，秦檜構陷岳飛的“莫須有”之罪，一樣的荒誕，一樣的恐怖！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謅諛取容矣。

漢武帝的殘暴還表現在毫無人性的濫殺、殺人無度。有的濫殺，極無理性，比如在他晚年，大臣無罪被誅滅九族的就有幾十家；巫蠱之禍，太子被殺，皇後被逼死，另有十幾萬人死與非命。有的濫殺，又過於有理性，比如在自己死之前，“違天理拂人情”地處死深受自己寵愛的年僅23歲的鉤弋夫人，僅僅因為擔心“主少母壯”，存在再次出現太後專權局面的可能性，僅僅因為擔心自己死後可能綠帽子加冕。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褒有貶，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對他的文治大加讚揚：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週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絕口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表明對漢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也是批評、表揚兼而有之：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為什麼人們對漢武帝的評價分歧如此之大呢？

單一的標準評價任何人。人性本就複雜，更何況封建帝王！他的好發自本心，可能是籠絡人心的手段；他的壞是皇權使然，不得已而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們無法剝離他身上的帝王枷鎖，我們的評價，就只能在他的帝王與凡人兩種身份之間游移。當年天真無邪的“彘兒”，如何蛻變成一個既可愛又可怕的皇帝？怎麼可能一言蔽之、一書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