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用人不如曹操--評魏延悲劇
轉帖 作者：徐澄清
漢末三國時代的諸葛亮(西元181—234年)在我國古代政治家中確實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和為追求天下統一大業而鞠躬盡瘁的奮鬥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風範,確實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處。對於諸葛亮其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曾有過不少評述,可惜由於歷史的局限,或者由於“為賢者諱”之類的思想所囿,抑或由於敬仰之情,不願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對待和使用蜀國大將魏延問題上更是諱莫如深。《三國演義》中“魏延腦後有反骨”這一說,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這就須從歷史本來面貌來辨其真偽。這裏我只就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劇發點議論。
在漢末軍閥割劇、群雄爭霸的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劉備是很有抱負和膽識的,他深知人才之難得,懷著求賢若渴的心情禮賢下士,不惜“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來做自己的得力助手。當時劉備已是47歲的皇室將軍,而諸葛亮則是27歲的書生,而就是這位“鄉下知青”在見面時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的戰略決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對》裏分析和預測到魏、蜀、吳三分天下的歷史趨勢,並從政治、軍事、內政、外交諸方面作了精闢的分析,可以說它是蜀漢開國的奠基石,無愧於千古奇策的讚譽。這個戰略決策的執行開創了劉備事業的新局面,問題是諸葛亮沒能根據後來的形勢變幻發展及時修正其中已經過時的一些計畫和設想。
《隆中對》提出:據有荊、益之後再逐鹿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指劉備𨪜勇率益州之眾出秦川”,這就是說,在佔有荊州之後,應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鉗形之勢向曹操軍事集團進攻。看來,這個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無可厚非,問題是後來秦川與宛、洛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荊州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了。如果只憑益州兵馬出秦川進擊曹魏,走當年劉邦“暗渡陳倉”的老路,是很難取勝的。再則,在“赤壁之戰”12年後吳蜀聯盟已經嚴重破裂,鎮守荊州的關羽剛愎自用,違背聯吳抗曹的外交國策;對荊州極為敏感和重視的孫吳聯合曹操以“討關羽自效”,派呂蒙、陸遜抄關羽後路,“白衣渡江”襲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陽進駐宛城,並令徐晃率大軍增援被困襄陽的曹仁,同孫權南北呼應夾擊關羽,致使關羽兵敗臨沮,身隕麥城。劉備為給關羽報仇,感情用事,軍事指揮不當,結果蜀軍又遭“火燒連營”之敗,損兵三分之一,元氣大傷,逐鹿中原的雄圖已經難以實現。
探究起來,原因固然很多,主要還是當時政治、軍事、經濟重心已不在關中,而在宛、洛、許昌地區。佔據秦川關中固然重要,但荊州的戰略地位已比漢中、秦川重要得多。荊州失,蜀軍必會被封閉在秦嶺、大巴山和巫山一線以內的崇山峻嶺中,在戰略上處於極不利地位。然而,據守荊州的蜀漢大將關羽居功自傲,辱?東吳為加強吳蜀聯盟而“結親”的來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就批評關羽是破壞吳蜀聯盟,導致蜀之頹亡的始作俑者,這可能言之過重,但關羽對損害吳蜀聯盟應負很大的責任。然而以劉備之雄、諸葛之智,對荊州戰略地位對蜀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使關羽孤軍遠懸,未給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劉封、孟達之軍向關羽靠攏,更沒有令其閬中(嘉陵江中游)的張飛、江州(重慶、涪陵一帶)的趙雲兩支戰鬥力較強的精兵去增援關羽,應當說是最重要的失誤。難怪陳壽在評諸葛亮時說:“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西元223年,劉備病危,白帝托孤,諸葛亮受命於危難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穩定了局勢,並在“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獎勵農桑,與民生息”等正確政策下逐漸恢復了元氣。其後兩年“六月渡瀘”、“七擒孟獲”,安定了後方;漸漸又開創了一個“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吏不容奸,人懷自勵”的有所作為的局面。
西元227年春,諸葛亮率十萬大軍拉開了“六出祁山”北伐戰爭的序幕。這場戰爭前後經歷了六、七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諸葛亮一開始就失人失策。當時蜀軍雖銳,但在兵力數量上處於劣勢,在戰略地位上為險峻的秦嶺山脈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出奇兵制勝,速戰速決。在這一點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諸葛亮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麼,當時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卓越而可行的戰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將魏延就曾對北伐的路線提出過異議。他根據敵我地形、戰術原則等因素提出:“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懋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吏、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這應該說是個比較周全的戰略方案。如果採納這個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精兵奇襲,直搗長安,再在斜穀大軍配合下,勝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在事後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他卻不知吾境內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穀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魏延的主張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這斥責為“輕躁冒進”,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結果大好時機被喪失了。
諸葛亮對魏延似乎有點偏見,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個“萬全之計”,竟將“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馬謖任為先鋒主將,硬是強調什麼“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無虞”,兜大圈子自漢中向西繞道陽平關,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嶺中緩慢笨拙地前進,使廣大將士的體力和糧秣無益地消耗在長途跋涉之中。這樣的進軍使魏方得以喘息,從容地作好迎戰準備,深溝高壘,以逸待勞,致使蜀軍失去時機。馬謖終為張𣶹所敗,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計”之後只好南歸了。其實,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馬謖,諸葛亮要負主要責任。從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當時的戰略重地,街亭之戰也是關鍵性戰役。街亭失,“進無所據”,退無所守,只得被迫放棄已取得的隴西三郡,退守漢中,導致整個北伐的失敗。照理說諸葛亮應親臨前線督戰,但他並沒有“親屆街亭”;他的指揮部應設在街亭附近,但卻設在大老遠的祁山,在當時通訊落後的情況下,指揮不靈是必然的。《尉繚子》說:“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孫子兵法》雲:“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以千里而應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六韜》雲:“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這說明,將帥要與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氣。毛澤東在讀《三國志》時批曰:“觀人觀大節,略小節,略小故,亭初戰,宜親屆街亭,致敗,後戰亮必在軍中。”這個看法是公正和深刻的。事後諸葛亮雖作了“自我批評”,請將自己貶為右將軍行丞相事,嚴懲了馬謖,但只承認自己“用人不當,有乖先帝之明”,並未能總結自己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就是對“用人不當”似乎也認識不深,好像並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議。在其後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來老一套的進軍路線,不敢取“循秦嶺而東“、大膽深入敵後的戰略。結果只能是在司馬懿堅守不戰的對策下使蜀軍呆望於堅城之下。
看來,諸葛亮一生確實謹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戰略戰術上的謹小慎微必然導致用人標準上的“知𧗤偏頗”、“求全責備”。儘管他在用人上比較能不拘一格“選賢任能”,如拔龐統、蔣琬於小縣,起楊洪、何祗於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謹慎”的作風似乎就喜歡那些謹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對於那些有點個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點,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終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僅作為借用力量。這種存在戒心的用人態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僅對魏延,對其他確有所長又有些缺點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處置極端、偏頗。如對待劉封的“剛猛難制”,諸葛亮即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剪除。其實劉封倒是一員可信用的戰將,後來劉備為此也很後悔。對有點自高自大,自詡“宜為諸葛亮之貳”的廖立,他雖也曾讚譽過他是可以與龐統相比的良才,可是長沙一失之後便不復重用。後來又因他發了點牢騷,如說孔明“不任賢達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蠻荒。對馬謖先是欣賞他在“南戰”中提出的“攻心為上”的策略,認為他是有為的人才,而對劉備托孤時所說的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意見似乎沒有認真考慮,對其失守街亭亦處置過嚴。
東漢末年是爭城奪地,群雄競起的年代,諸葛亮在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還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時代的曹操、孫權、劉備就差了一籌。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選拔和造就燦若群星的文武雄才來輔助和繼承他的事業,固然這裏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選拔人才上的求全責備、矩𧗤偏頗是一個重要原因,結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員中謹小慎微的“老實頭”居多,就是蔣琬、費衞等人也是循規有餘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精神。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劉備一生最突出地選拔了兩個人,一是諸葛亮,一是魏延,而諸葛亮對於魏延並不怎麼信任,似乎有點壓制他。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魏延仍然忍辱負重在幾十年的南征北戰中出生入死,羌中敗郭淮,入川奪取西蜀,南戰七擒孟獲,北伐任先鋒,天水收薑維、射曹操、斬王雙、死張𣶹,大戰司馬懿,驚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後力挽狂瀾,等等。治軍嚴明,“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幾乎無惡仗不與,且每戰必克。特別是他提出的奇襲長安的戰略建議實屬善遠之謀,可惜沒被諸葛亮採納。假如按魏延“循秦嶺而東”的戰略放手去幹,其前景是難以估量的。難怪魏延常歎息:“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
曹操之用人高於諸葛亮就在於他主張“任天下之智力,爭天下之歸心”,“大用者不務細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雞,思補再鳴”,“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他以大局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張繡降後嘩變,後又再次投降,曹操對他優待並封為列侯,畢諶、魏種等人都曾欺騙過曹操,被擒後還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陣營中文臣、武將輩出,從而開創了較大的局面。孫權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備於一人”之理,既能觀其短,亦會用其長,大膽起用年輕將領,委重任予周瑜、呂蒙、陸遜;他說魯肅有兩長(建議立帝王之業和聯劉抗曹)一短(借荊州給劉備),不能因其一短而損其二長。劉備的知人善任也高於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膽信任和使用他,雖然麾下良將甚多,卻始終把魏延視為卓異將才委獨當一面之任。西元219年(建安24年)劉備奪取漢中,稱漢中王。其時擬遷治成都,行時要拔一將領守漢中,他深知漢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來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關重要,當時麾下第一員大將關羽已留守荊州,“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然而慧眼識人,“乃拔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看來,劉備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膽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負劉備所望,坐治漢中,獨當一面,界連強魏,敵不敢犯,大去劉備北方之憂。而諸葛亮不僅“矩𧗤偏頗”,而且管得太細太死,“事必躬親”,“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使人才難得,也不利於人才的成長。王夫之在評諸葛亮時就說:“人皆局袜於循吏之矩”,“雖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氣以即於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後期弄得“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恐怕與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關係。再則,諸葛亮也不很瞭解培養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縱觀西蜀後期的重臣中,本地人並不多,後繼的蔣琬、費衞和薑維均無大的作為,反而為黃皓、譙周等人所牽制。看來,在培養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雖有“不肯下人”的缺點,但他對諸葛亮還是衷心服從的。在他與諸葛亮北伐的戰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仍然能顧全大局,沒有作出損害蜀國的事,即使在孔明死於軍中、情況十分緊急複雜時也沒有能證明魏延叛蜀歸曹魏的證據。楊儀同魏延不和已經很深,諸葛亮一死,他們的衝突更趨表面化。“諸葛亮病,謂延等雲:‘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複來也。’命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魏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舉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裴松之認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但就算是一面之詞,也可以看到楊儀造謠陷害以消滅自己政敵的惡劣行徑。就是據本傳記載,也不能說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雲諸葛亮病篤時“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衞、護軍薑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薑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孔明只是估計到魏延可能不從楊儀之命,做了一點不信任魏延的安排,當然也可能是楊儀假“丞相遺令”。果然魏延不甘為楊儀所制,反而趕在撤退前破壞棧道絕楊儀歸路。斷後一仗是薑維指揮的,也不能說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來,諸葛亮在處理楊儀與魏延的嚴重不和的問題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儘管他在主觀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線征戰迎敵,而楊儀一直在諸葛亮身邊幹事,對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實有所不同。假如諸葛亮在臨終前把他們二人召來榻前肝膽相照,曉之大義,托之重任,至少魏、楊之間的矛盾可以得到暫時緩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給他一個斷後的命令,這完全是不信任之舉。
從許多史籍的關鍵文字看,都沒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敵。最可據的是,他沒有乘斷後之機北去,卻仍是搶先南歸,即使在無心自己人殘殺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敗後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數人扶喪回蜀,要和費衞聯名宣佈北伐部署,可惜為費衞所出賣戰敗而死。再從眾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認為丞相雖死,但北伐之偉業不能中斷,應由我魏延繼續“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漢投曹,他可能有三種選擇:其一是率軍在前線倒戈,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動,待楊儀率軍撤退後再拔軍駐漢中,靜觀形勢,效當年之張魯,憑藉曾鎮守漢中之威望獨樹一幟,這也不難辦到;其三是學劉備當年奪取劉璋地盤之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回成都奪取蜀漢政權,而後剪除楊儀之軍,這也不是極難之事。然而,魏延並未選擇其中任何一條,相反地倒是明白地聲明,不要“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要率軍繼承丞相之遺志繼續北伐,這與叛蜀而降曹是無論如何扯不在一塊的。
大凡歷史的悲劇,就會有悲劇人物。當馬岱提著魏延的頭去報功時,“狷狹”陰狠的楊儀竟“起自踏之,曰‘庸奴!複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魏延為蜀國的存在和發展捨生忘死,鐵馬金戈,沒有死於對敵之戰場,而喪於自己營壘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誅,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毀於一旦。事實上,那個造謠陷害魏延的楊儀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楊儀本性“狷狹”,反復無常,是個利慾薰心的權奸;他心胸狹窄,一向和文臣武將不和。但就是這麼一個佞臣卻為諸葛亮素所器重,臨終時授以總督軍權。楊儀除掉魏延“得勝”回成都後,自詡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書令”高位後心懷怨恨,對費衞說:“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複及。”這個自白又為費衞密報了朝廷,於是“廢儀為民,徙漢嘉郡”,但楊儀惡性難改,至徙所複上書誹謗,朝廷後來要查辦他,他才自殺了。蔣琬、費衞先是縱容楊儀去除掉魏延,後又除掉楊儀,諸葛亮屍骨未寒,而內部自相殘殺。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後有楊儀之死。此番折騰之後,蜀漢元氣大傷,給蜀國造成每況愈下之勢,諸葛亮對此也負有責任。
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一千多年前當事者的是非應給以明確的判斷,研究與回味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