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不少人都以為孫中山先生的遺囑是汪精衛起草的。但國民黨中一些元老級人物，如於右任、張繼等，在生前寫的一些回憶文章中，卻十分肯定的說，孫中山先生遺囑的起草者是吳稚暉。他們回憶說，中山先生遺囑產生的經過，大體是這樣的：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與一些國民軍將領聯名致電孫中山，邀孫先生北上指導“一切建設大計”。於是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偕宋慶齡、李烈鈞、邵元衡等二十余人，乘永豐號軍艦經上海、日本，12月31日抵達北京。  
    由於長期為革命奔波，積勞成疾，孫中山先生得了肝癌。加之此次北上，長途跋涉，操勞不息，使得病情加重。到達北京僅五天，孫中山不得不住進協和醫院進行治療。
    接受手術前，孫中山曾下一手諭，由李大釗、吳稚暉、李石曾、於右任、陳友仁五人組成政治委員會。孫中山先生曾明確指示：對於重要事情，均由該會議而後決行。並以黃昌谷為秘書（稱書記），鮑羅廷（共產國際代表）為顧問。
    1925年2月20日，孫中山病重，西醫和中醫均回天乏術。眾人一致認為，不如趁先生還清醒時，請示遺言。

    於是隨孫服侍諸人便推選中山先生之子孫科、舅子宋子文、連襟孔祥熙和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的汪精衛，帶著由政治委員會已擬定的遺囑草稿，代表大家懇請中山先生留言。
    中山先生開始不肯留言，後經眾人多次懇求，中山先生始說:“你們要我說甚麽，有沒有為我考慮？”汪精衛說：“我們已預備了一份稿子，請先生核定，現在我可以念給先生聽一聽嗎？”中山先生睜開眼睛說：“好，就念給我聽聽罷。”
    於是，汪精衛就把由政治委員會起草，並經眾人反復討論修改的遺囑草稿，念給中山先生聽。
    據於右任回憶，遺囑草稿共有兩篇，第一篇是政治遺囑，內稱：（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誌，務須依照余所著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遺囑，內容是：（余因盡瘁國事，不置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誌。此囑。）
    對這兩份遺囑，中山先生表示滿意，但當時並未簽字。

    三月十一日，孫中山病情加重，但神誌尚清醒，自知可能將不久於人世，乃對守護在病床前的親屬和汪精衛等人說：“我可能要和你們分別了，把前次念給我聽的兩篇稿子拿來，我簽字。”
    汪精衛就把遺囑稿和墨水筆呈上，中山先生吃力地在遺囑稿上簽了字。隨後由親屬宋慶齡、孫科及當時在病房守護的張靜江、吳稚暉、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賽、邵元衡、戴季陶、鄒魯、陳友仁、何香凝依次簽字為證明人，汪精衛最後又署名為“筆記者”對中山先生臨終前簽字認可的遺囑稿，於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吳稚暉的文章中說：“民國14年，國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員會，稚老與我皆任委員，……這時鮑羅廷是委員會的顧問，稚老與鮑羅廷初次交手時即一字不讓，後來討論遺囑時與鮑羅廷的爭論更加激烈。……國父遺囑的完成，吳先生有大力焉。”
    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張繼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肯定的認為，中山先生的遺囑是吳稚暉起草的。張繼的文章是這樣說的：總理（孫中山）病危時，於右任認為萬一不幸，應有詔告國人之遺命、遺誥、遺訓，名稱未定。吳稚暉針對於右任的意見提出：吾輩系平民主義，不應帶帝王語氣，建議用“遺囑”二字。
    原稿由吳稚暉起草後，眾人再三商榷修改，乃改為今文，兆銘(江精衛)亦為修改者之一，並非如黨史紀要所稱：於是兆銘等申請總理預備對同誌之遺言，由兆銘筆記。
    由此可見，中山先生的遺囑，是由於右任提議，政治委員會討論內容和名稱，吳稚暉起草，眾人反復商榷修改後，在中山先生病危時，由江精衛向中山先生口述，經中山先生審聽簽字而成。
    汪精衛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囑的重要修改人、見證人和筆記者，但並不是遺囑的最初起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