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提到誅殺功臣，人們自然會想到漢朝的開國皇帝劉幫，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韓信打下來的，可以說沒有韓信就沒有西漢王朝，劉幫也更不可能當皇帝。劉幫當皇帝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韓信的勢力，把當時還是“齊王”的韓信徒封爲“楚王”，使其遠離自己的發迹之地，然後又有人適時告發韓信“謀反”，劉幫又再將他再貶爲“淮陰侯”，不出幾個月他的妻子呂雉又以謀反之名將韓信誘至長樂宮砍頭。劉幫于紀元前二O二年得天下，韓信于紀元前二O一年身首異處，這對共過患難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後只相處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難怪韓信在臨刑之前發出了“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浩歎了。劉幫于處決韓信之後的六年間，又相繼把打天下時立過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頭，稍後分封的燕王盧綰被廢爲平民，連他的女婿趙王張敖的封國也被取消；韓王信則很幸運地逃往匈奴，漢初分封的七個異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將寡對漢帝國構不成實質性威脅的衡山王吳芮了。劉幫誅殺功臣的惡名也因此載入史冊。
劉邦誅殺功臣的名聲最爲響亮，但他並非做得最絕的人物；和歷史上的另外兩個帝王勾踐和朱元璋相比，劉邦的行爲簡止仁慈得象傳說中的“觀世音菩薩”。劉邦所誅殺的六個異姓王，雖然在打江山時立了大功，但他們的封國跨州連郡，各自擁有強大的軍力和財力，對漢王朝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就算他們念在和劉邦曾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的情份上不舉兵反叛，他們的後裔能否還會顧念這種情份就是一個未知數了，一旦實力膨脹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問鼎發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六個異姓王都是用兵於神的英雄豪傑，年齡也比劉邦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難於應付，劉邦抵抗得了並不表明他的後代能夠抵抗。因此那些強大的封國一朝不滅，漢帝國就一朝不能安枕。劉邦自己就是因反叛項羽才當上皇帝的，因此對封國的忠誠持懷疑態度，最安全的辦法就是事先消除隱患，把封國消滅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積叛變資本的程度。韓信在當楚王時曾收留了劉幫的天敵項羽的大將鍾離昧，招降納叛連友幫都是一件忌諱的事，就更不用說懷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劉幫對韓信的疑慮並非毫於根據。梁王彭越是因沒履行封國出兵助主的義務才招致殺身之禍的；淮南王英布則是率先舉兵發難，劉幫連回避的餘地都沒有，因此劉幫誅殺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爲了帝國的千秋大計，並非單純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狹隘之故，象和韓信並稱“漢初三傑”的張良和蕭何，劉幫不但沒殺他們還禮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勾踐和朱元璋是怎樣對待那些開國元勳的：
勾踐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負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負義的君王。紀元前四九四年，吳王國大舉進攻越王國，越王國不能抵抗，爲了保全國家，國王勾踐被迫給吳王夫差當奴隸，三年後依靠一號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國。勾踐回國後，在範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秘密重整軍備，十年生計，十年教訓，于紀元前四七三年打敗了比越王國強大十倍的吳王國，報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吳王國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踐本性的範蠡即行逃走，臨逃走時寫了一封信給越王國的宰相文仲，信上說：“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勾踐頸項特別長而嘴象鷹嘴，這種人只可共患難不可共享樂，你最好儘快離開他。”文仲看完信後大大地不以爲然，不相信世上會有這種冷血動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經遲了。勾踐親自送一把劍(吳王國宰相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劍)給文仲，質問他說：“你有七個滅人國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個就把吳王國滅掉，還剩下四個方法，你預備用來對會誰？”文仲除了自殺外別無選擇。假設範蠡沒有先見之明，結局一定不會比文仲更好。當時的越王國剛剛逃離草昧時代，人才極端饋乏，像樣的就只有文仲和範蠡兩人。勾踐雖然只殺了一人，越王國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盡，性質比劉幫要惡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說勾踐對功臣元勳象冷血動物的話，朱元璋則和蛇蠍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於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統一中國。戰場上的硝煙還未散盡，朱元璋就對功臣發動有計劃的合法屠殺。
一三八O年，“有人”告發宰相胡惟庸謀反，說他企圖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剮了兩千多刀(魚鱗剮)，屠滅三族。十年後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稱發現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於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朱無璋的兒女親家，七十七歲的李善長也包括在內，共殺死了二萬餘人。朱元璋還煞有介事地爲這次大屠殺編撰了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這些供詞是怎樣獲得的？想起來應該令人不寒而慄。)全國每個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屠殺。“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藍玉下獄，在酷刑下“召認”準備發動兵變。藍玉被淩遲處死，屠滅三族。根據“口供”(在滅絕人性的酷刑下，要什麽口供就有什麽口供)牽引，屠殺二萬餘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兩個伯爵。刑場上的鮮血大概能彙成一條小溪了。朱元璋又爲這次大屠殺編撰了一本書，名“逆黨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物件，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爲朱元璋出生入死，當他們以爲可以分享富貴時，卻被朱元璋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並殊連九族。這兩次大屠殺不過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殺。象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爲出衆的人物，朱元璋尊稱他是“聖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因他孫兒牽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臉不認人，昔日的上賓一眨眼就成了階下囚。宋濂被貶竄到窮困的蠻荒，沒幾年就死在那裏。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劉基，他對明王朝的功績和諸葛亮對蜀漢帝國的功績不相上下，但他的結局和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渾身不自在，朱元璋將其毒死後再嫁禍到胡惟庸身上。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綁赴刑場腰斬。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慘死在鋼鞭之下。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辭職，朱元璋認爲看不起他這個皇帝，當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腦漿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難的朋友中，只有三個人保全性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常遇春運氣最好，天下還沒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達的死和處決沒啥分別，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鵝肉給他，並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視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身死。只有湯和一人壽終正寢，因爲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備承載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時每刻都擔心飛來橫禍，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歸來，合家才有笑容。結果官員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處理公務，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長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謀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兒女親家。但朱元璋對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後快。恰好其弟李存義和胡惟庸聯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長的私親)告發李存義曾交通胡惟庸謀反。獄吏對李存義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過，只好按獄吏的主意(實則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認”是奉了李善長的指使，那時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聯章交劾善長，統說是大逆應誅，一樁“謀反案”就此製造出來。此時朱元璋還要故作姿態，說李善長是大功臣，應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變，只說此次占象，應在大臣身上，須加罰殛，於是太祖遂下了嚴旨，賜善長自盡。此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所有家屬七十余人，盡行處斬。只有一子李琪，曾尚臨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說占象應在大臣，則善長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屬多至七十餘人，可見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戲給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江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滎陽侯鄭遇春等，一併押赴刑場處斬。
劉邦誅殺功臣的名聲最爲響亮，但他並非做得最絕的人物；和歷史上的另外兩個帝王勾踐和朱元璋相比，劉邦的行爲簡止仁慈得象傳說中的“觀世音菩薩”。劉邦所誅殺的六個異姓王，雖然在打江山時立了大功，但他們的封國跨州連郡，各自擁有強大的軍力和財力，對漢王朝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就算他們念在和劉邦曾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的情份上不舉兵反叛，他們的後裔能否還會顧念這種情份就是一個未知數了，一旦實力膨脹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問鼎發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六個異姓王都是用兵於神的英雄豪傑，年齡也比劉邦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難於應付，劉邦抵抗得了並不表明他的後代能夠抵抗。因此那些強大的封國一朝不滅，漢帝國就一朝不能安枕。劉邦自己就是因反叛項羽才當上皇帝的，因此對封國的忠誠持懷疑態度，最安全的辦法就是事先消除隱患，把封國消滅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積叛變資本的程度。韓信在當楚王時曾收留了劉幫的天敵項羽的大將鍾離昧，招降納叛連友幫都是一件忌諱的事，就更不用說懷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劉幫對韓信的疑慮並非毫於根據。梁王彭越是因沒履行封國出兵助主的義務才招致殺身之禍的；淮南王英布則是率先舉兵發難，劉幫連回避的餘地都沒有，因此劉幫誅殺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爲了帝國的千秋大計，並非單純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狹隘之故，象和韓信並稱“漢初三傑”的張良和蕭何，劉幫不但沒殺他們還禮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勾踐和朱元璋是怎樣對待那些開國元勳的：
勾踐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負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負義的君王。紀元前四九四年，吳王國大舉進攻越王國，越王國不能抵抗，爲了保全國家，國王勾踐被迫給吳王夫差當奴隸，三年後依靠一號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國。勾踐回國後，在範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秘密重整軍備，十年生計，十年教訓，于紀元前四七三年打敗了比越王國強大十倍的吳王國，報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吳王國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踐本性的範蠡即行逃走，臨逃走時寫了一封信給越王國的宰相文仲，信上說：“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勾踐頸項特別長而嘴象鷹嘴，這種人只可共患難不可共享樂，你最好儘快離開他。”文仲看完信後大大地不以爲然，不相信世上會有這種冷血動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經遲了。勾踐親自送一把劍(吳王國宰相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劍)給文仲，質問他說：“你有七個滅人國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個就把吳王國滅掉，還剩下四個方法，你預備用來對會誰？”文仲除了自殺外別無選擇。假設範蠡沒有先見之明，結局一定不會比文仲更好。當時的越王國剛剛逃離草昧時代，人才極端饋乏，像樣的就只有文仲和範蠡兩人。勾踐雖然只殺了一人，越王國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盡，性質比劉幫要惡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說勾踐對功臣元勳象冷血動物的話，朱元璋則和蛇蠍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於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統一中國。戰場上的硝煙還未散盡，朱元璋就對功臣發動有計劃的合法屠殺。
一三八O年，“有人”告發宰相胡惟庸謀反，說他企圖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剮了兩千多刀(魚鱗剮)，屠滅三族。十年後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稱發現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於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朱無璋的兒女親家，七十七歲的李善長也包括在內，共殺死了二萬餘人。朱元璋還煞有介事地爲這次大屠殺編撰了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這些供詞是怎樣獲得的？想起來應該令人不寒而慄。)全國每個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屠殺。“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藍玉下獄，在酷刑下“召認”準備發動兵變。藍玉被淩遲處死，屠滅三族。根據“口供”(在滅絕人性的酷刑下，要什麽口供就有什麽口供)牽引，屠殺二萬餘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兩個伯爵。刑場上的鮮血大概能彙成一條小溪了。朱元璋又爲這次大屠殺編撰了一本書，名“逆黨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物件，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爲朱元璋出生入死，當他們以爲可以分享富貴時，卻被朱元璋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並殊連九族。這兩次大屠殺不過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殺。象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爲出衆的人物，朱元璋尊稱他是“聖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因他孫兒牽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臉不認人，昔日的上賓一眨眼就成了階下囚。宋濂被貶竄到窮困的蠻荒，沒幾年就死在那裏。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劉基，他對明王朝的功績和諸葛亮對蜀漢帝國的功績不相上下，但他的結局和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渾身不自在，朱元璋將其毒死後再嫁禍到胡惟庸身上。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綁赴刑場腰斬。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慘死在鋼鞭之下。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辭職，朱元璋認爲看不起他這個皇帝，當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腦漿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難的朋友中，只有三個人保全性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常遇春運氣最好，天下還沒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達的死和處決沒啥分別，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鵝肉給他，並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視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身死。只有湯和一人壽終正寢，因爲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備承載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時每刻都擔心飛來橫禍，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歸來，合家才有笑容。結果官員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處理公務，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長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謀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兒女親家。但朱元璋對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後快。恰好其弟李存義和胡惟庸聯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長的私親)告發李存義曾交通胡惟庸謀反。獄吏對李存義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過，只好按獄吏的主意(實則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認”是奉了李善長的指使，那時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聯章交劾善長，統說是大逆應誅，一樁“謀反案”就此製造出來。此時朱元璋還要故作姿態，說李善長是大功臣，應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變，只說此次占象，應在大臣身上，須加罰殛，於是太祖遂下了嚴旨，賜善長自盡。此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所有家屬七十余人，盡行處斬。只有一子李琪，曾尚臨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說占象應在大臣，則善長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屬多至七十餘人，可見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戲給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江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滎陽侯鄭遇春等，一併押赴刑場處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