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本豐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鮮。承平日久的朝鮮面對剛剛平定戰國亂世的日軍銳卒，一觸即潰，敗退千里，半月之內，首都漢城失守，兩個月後，朝鮮北部的重要都市平壤也慘遭淪陷。一路逃亡的朝鮮國王李昖一直北撤至鴨綠江畔的義州，並不斷地向宗主國明朝請求出兵援助。[1]
是年九月，一批來自暹羅國的朝貢使臣碰巧來到了北京城。在聽聞了同爲大明屬國的朝鮮遭到日本的侵略而幾近亡國的時事之後，義憤填膺的使臣自告奮勇地上疏明朝要求允許本國出兵直搗日本巢穴，既解救友邦朝鮮的國難，又幫助明朝懲治兇惡的敵人日本。[2]該請求雖然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批准，但是因爲種種原因最終未能付諸實行。[3]但是後來，在朝鮮參加對日軍作戰的明朝軍隊裏卻出現了包括暹羅人在內的複數外國士兵。拙稿以萬曆朝鮮之役爲背景，探討戰爭期間編入明朝軍隊的暹羅兵、黑人兵、日本兵等外國兵的情況，以管見當時東北亞世界複雜的人員交流情況。
一、朝鮮戰場上的暹羅兵
（一）明朝的“借兵暹羅”戰略
萬曆十九年（1592）九月，以“握叭喇”爲正使的暹羅遣明使向明朝主動要求出兵進搗倭巢。明人王圻所撰的《續文獻通考》對之作了如下的敍述：
萬曆二十年九月，經略侍郎宋應昌奏暹羅國正使握叭喇等願督兵蕩剿倭巢。奉旨：夷使所稱，具見忠義，事關重大，還行與兩廣總督著移文另選一能事官員與原差官並夷同往彼國宣諭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頒敕舉事。[4]
明朝“借兵暹羅”戰略的提出及其被納入政府議案，對明朝朝野震動頗大，反響強烈。兵部尚書石星和朝鮮經略宋應昌極力主張實行，並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支援。而剛剛致仕的禮部尚書于慎行則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于慎行認爲，暹羅距離太遠，根本不可能出兵。對於當時有人提出的“暹羅入境，窺我虛實，且蹂躪中華”的擔憂，于慎行“極訕笑之”，“以爲茫茫大海，不知暹羅在何方”，“所雲徵調者已可笑”，建議“待其來時，再議之可也”。[5]于慎行對暹羅國的軍事實力也有所懷疑，他認爲暹羅是個小國，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日本視之何啻培塿”，所以，在他看來，用暹羅來進攻日本，無異於自不量力的“以蠛蠓入鼎”之舉。他還認爲，三十餘年不通朝貢的偏遠小國暹羅，本朝使者很難問津其地，令其發兵往征日本更不可能。[6]
但是，和于慎行對暹羅的輕視態度完全相反，當時距離暹羅最近、與暹羅交往最多、對暹羅情況最爲瞭解的兩廣方面對暹羅出兵表示了相當的憂慮。[7]兩廣總督蕭彥在奏摺中所提到的兩廣方面“自聞報以來，粵中士庶，皇皇偶語，不勝杞憂。而司道等官，亦皆嘖嘖言之”[8]，正是這種擔憂的具體寫照。
鑒於兩廣地區對暹羅出兵一事的民心動搖，作爲兩廣督臣的蕭彥上疏請求停行“借兵暹羅”事宜。此即當時流傳頗廣的《夷心難測，借兵宜慎疏》。
在《夷心難測，借兵宜慎疏》中，蕭彥爲了諫止暹羅出兵，提出了一個更爲深刻、敏銳的問題——暹羅軍事實力的強大。蕭彥對暹羅的軍事實力表示了足夠的重視和警惕。
他首先指出，“暹羅雖世守臣貢於嘉隆之間，久以衍期”，“彼其於中國，非素效忠誠，如朝鮮比也”。故而，他把暹羅視作周朝的“狄人”、唐代的“回紇”以及兩宋時的“金”、“元”。他舉“周以狄伐鄭，而狄卒病周，唐以回紇制胡，而回紇卒病唐”以及“通金伐遼，通元伐金”的“宋之覆轍”爲鑒，指出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道理，表明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憂慮。蕭彥指出，“暹羅之強，不減日本，其狡又不減日本”。雖然在陸戰方面“暹羅不敵日本之技”，但是如果說起水戰，“日本不敵暹羅之舟”。
蕭彥認爲，倘若暹羅與日本交戰，無論勝負如何，結果都不利於明朝。如果暹羅失利，求援于明，明朝拒之無辭，援之無力，結果“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抅暹羅之釁”。而一旦暹羅打敗日本，暹羅就會“挾己之功，輕我之備”。蕭彥懼怕“異日之憂，不在日本，而在暹羅”。他認爲，明朝的“借兵暹羅”，時在遼左告急之際，是向暹羅“示之弱”，他擔心暹羅國內“有如關白者”，懼怕暹羅在日後“有所侮而動”。
除了作爲軍事實體的暹羅軍隊給明朝造成的直接威脅之外，蕭彥還擔心國內會因暹羅出兵而引發“他變”。一方面是“出入夷邦，包藏禍心”的“濱海奸人”們利用暹羅出兵的機會，“投入其中，多方撥置”，這些包括“暹羅、佛朗機、滿喇咖諸國之夷”和“中國亡命”的特殊群體數量衆多，尾大難掉，而其“犬羊之性，終不可測”，“譬之廮附頸，留之不可，去之不能”，這使得明朝方面在對他們的處理上頗爲棘手。另一方面，像曾一本、林道乾那樣的“積奸巨猾”則很可能利用叵測戎心，“潛爲之主”，“入吐蕃劫盟故智，以直入廣”，如此一來，“廣不可爲矣”。故而，蕭彥認爲，借兵有害無益，“近之則害先於粵東，而究之則憂貽於國家”。
蕭彥上陳奏摺的目的是想諫止明朝的“借兵暹羅”，對暹羅的拒絕出兵反倒頗有惡成樂敗之意。他對暹羅自動拒絕出兵表示了相當的樂觀，認爲，暹羅不出兵對明朝來說雖然“有損國體”，但是“其爲害也小”。
而“以圖萬全”之計，乃是蕭彥要求的“覆議上請，亟寢前議”，自主地去“防剿倭夷”。蕭彥認爲，對於時當全盛之際的明朝來說，不存在兵力不足的顧慮，只要朝廷“下一尺之詔”，“萬兵可以立致”，而且保證“人人思奮”。所以，蕭彥認爲，“以天下之力，禦此島夷，似無甚難”。
蕭彥此疏的目的在於諫止“借兵暹羅”，在這份奏摺裏，作爲天朝上國的明朝對蠻夷之國暹羅的戒備之心躍然紙上。
“借兵暹羅”戰略被提出之後，雖然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批准，並且明朝方面也派出了使者往赴暹羅商討暹羅出兵事宜，[9]但是因種種原因最終並未實現。[10]不過，後來的朝鮮戰場上卻出現了包括暹羅兵在內的複數外國兵。
（二）朝鮮戰場上的暹羅兵
“借兵暹羅”以直搗倭巢的戰略雖然在最終並未得到實現，但朝鮮戰場上卻出現暹羅軍人的活動痕迹。韓國學者李鉉淙較早注意到了朝鮮戰場上暹羅兵的動向。
李鉉淙在其論文《壬辰の倭亂と東南アジア人の來援——大明軍の構成員として動員された琉球・シャム・インド軍の參戰記録》[11]中，將整場萬曆朝鮮之役視爲以朝鮮爲舞臺，明朝與琉球、暹羅、天竺等東南亞各國來援參戰的東亞大戰，而琉球、暹羅、天竺等國的參戰，乃是出於明朝的動員體制。本節將對這個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最早見到暹羅兵的朝鮮大臣爲禮曹判書尹根壽。萬曆二十一年（1593）四月，尹根壽在向朝鮮國王彙報情況時首次提到了明軍大將劉綎[12]帳下暹羅兵的到來：
四川、貴州之兵及暹羅人皆來。（劉）綎之爲人，最爲雅淡，秋毫不犯。”[13]
數日後，另一朝鮮官員李恒福在給國王的啓文中再次提到了劉綎軍隊裏的練兵實況，啓文中出現了“諸藩向化”這一概念：
臣問所領各處苗蠻名號，所用技藝，則總兵即呼暹羅、都蠻等諸藩向化擺列左右，各執其器，次次來呈，殊形怪狀，種種不一，眩矅人目。[14]
這些所謂的“諸藩向化”暹羅人等究竟因何而集中到劉綎帳下，是否果真如李鉉淙所說的“回應明朝的動員令而來援助戰”？這可在劉綎與李恒福的對話中找到答案：
總兵曰：“我自十三歲時從父親領兵征戰，橫行天下。將外國向化者作爲家丁。今所統率雖只五千，水陸之戰皆可用，倭賊不足畏也。且我慣于倭戰，熟知其情。”[15]
可見，李恒福所謂的作爲“諸藩向化”的暹羅兵，正是劉綎所說的“家丁”。也正是因爲領兵征戰各地的劉綎有一種收降“外國向化者”“作爲家丁”的慣例，朝鮮戰場上的劉綎部隊才帶有如此濃烈的國際情趣。
不難想象，劉綎在駕馭外國部隊時能受到朝鮮大臣“秋毫不犯”的讚譽，而沒有出現蕭彥所擔心的“所過爲墟”的“地方之憂”[16]，正是因爲這些所謂的暹羅、都蠻、天竺等“外國部隊”充其量不過是劉綎本人可以嚴格管束的私人衛隊而已。
劉綎之收羅暹羅兵等“外國向化者”“作爲家丁”，主要是通過西南一隅的對外戰爭。如萬曆十三年（1585）劉綎平定雲南羅雄的劉繼榮叛亂時，其所招降到的部衆達萬餘人之多：
……賊盡平。時首功止五十餘級，而撫降者萬餘人。[17]
但是，劉綎所率赴援朝鮮的川兵總數也就五千，其屬下家丁員額的有限可想而知。史料上沒有關於劉綎屬下家丁的資料統計，但是與他時代相當、名望相齊的大將陳璘[18]在此次赴援參戰中也有募帶親兵的記錄。
時爲補任神機七營參將的陳璘因爲廣東防汛已畢，朝廷要求他火速進京赴任，以備援朝之役。[19]但是，接到命令之後的陳璘並沒有馬上攜印上京，而是首先向朝廷提出了募帶親兵的要求：
摧鋒陷陣，非得服習之兵，利害俱與，恩信相洽者，難奏成功。……職固嘗養士，亦頗精強，但爲數不多，必須添募，乃可啓行。……除職見有家丁隨帶充役，……將見在營兵，挑選精銳，部領啓程。[20]
朝廷同意了陳璘的要求，但對他募帶親兵的數額作了如下限制：
但有堪用選鋒之兵，悉聽陳璘募帶，以五百名爲率。[21]
可見，陳璘所能募帶的親兵總數充其量不過五百名，而其中的家丁數額更是寥寥可數。而與陳璘職銜相當、經歷相似的劉綎屬下的家丁數量應該不可能超出陳璘所能募帶的親兵數量太多，其帳下外國血統的家丁應當更爲有限，暹羅兵更應該是其中微乎其微的小數群體。
由此可見，劉綎麾下的暹羅等外國兵，與其說是“回應明朝動員體制的聯合國軍”，毋寧說是劉綎赴援朝鮮的“川兵”中的輔助成分——他們是“劉氏家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參加對日作戰的黑人兵
萬曆十九年（1592），日本關白豐臣秀吉企圖侵略明朝的消息通過複數的渠道傳入了明朝。明朝對日本的侵略企圖有著足夠的警惕，並提出了諸多的對策。是年十一月，兩廣總督劉繼文上奏摺給萬曆皇帝，提出了慫恿定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出兵擒斬豐臣秀吉的計策。《明神宗實錄》記載爲：
總督兩廣侍郎劉繼文備陳防倭條議。……仍將倭奴入犯情節曉諭澳夷，令其擒斬關白入獻，重加賞賚，尤銷患安邦之一策也。著如議行。[22]
該計策後來並未奏效，而史料上也並無葡萄牙出兵與日本作戰的記錄。但是，原本隸屬葡萄牙人的黑人奴隸中有一部分參加了萬曆朝鮮之役的對日作戰。
萬曆二十六年（1598）五月，朝鮮國王李昖拜訪了赴朝參戰的明朝遊擊將軍彭信古。彭信古向李昖展示了其麾下黑人兵的風采：
上幸彭遊擊信古處，設酌。上曰：“大人在京乎？南下乎？”遊擊曰：“過一月後，欲爲南下矣。”且曰：“帶來異面神兵，使之進見。”上曰：“何地之人，而何技能爲耶？”遊擊曰：“自湖廣極南，波浪國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廣也。距朝鮮十五萬餘裏也。其人善鳥銃及諸武藝。一名海鬼，黃瞳漆面，四支[肢]手足，一身皆黑，鬚髮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頂則禿脫，一匹黃絹盤結如蟠桃狀而著之頭上。能潛於海下，可戕賊船，且數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中原人亦罕見也。”[23]
此處所提到的“波浪”國，乃“葡萄牙”之音譯。這些所謂的葡萄牙人，並非真正本色的葡萄牙人，他們是葡萄牙人所奴役的黑人奴隸，所以，他們又有一個更加符合他們形象的名字“海鬼”。“海鬼”形象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黑”，蠟黃的瞳孔，漆黑的面孔，四肢手足，通身漆黑。這些“海鬼”被彭信古譽爲“異面神兵”，不僅僅是因爲通身漆黑的“異面”特徵，更由於他們“能潛於海下，可戕賊船，且數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的通神本領。
朝鮮人筆下的黑人“海鬼”在中國的典籍中往往寫作“黑鬼”。萬曆年間的廣州布政司布政使蔡汝賢在其《東夷圖說》“黑鬼”條中的描述與彭信古所介紹的內容大致相同：
黑鬼即黑番鬼，號曰鬼奴，言語嗜欲，不通性愨，無他腸，能扞主。其色黑如墨，目圓發鬈而黃……絕有力，一人可負數百觔。臨敵不畏死。入水可經行一二日。嘗見將官買以衝鋒，其值頗厚。配以華婦，生子亦黑，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爲諸夷役使，如中國之奴僕也。或曰猛過白番鬼雲。[24]
這些黑人往往“爲諸夷役使”，其奴隸的身份確信無疑。彭信古手下的黑人兵雖然來歷不明，但是因爲他們的驍勇善戰，被明朝將官“買以衝鋒”的可能性很大。當時人王士性的《廣志繹》在對黑人的描述中還涉及到了他們的買賣價格：
（香山嶴）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侖奴者，俗稱黑鬼。……其人止認其所衣食之主人，即主人之親友皆不認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買之一頭，值五六十金。[25]
一名黑人奴隸價值五六十兩銀子，可見在當時其價值確實不匪。
彭信古帳下的黑人兵在朝鮮戰場上的具體表現，因爲史料的闕載不得而知。關於他們的最終歸宿，雖然並無直接史料的記載，但是大致可以推測。《三朝平攘錄》關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九、十月份中路明軍與島津軍團作戰的“泗州之戰”的經緯有如下一段描述：
十月初一日，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步兵三營直抵寨下攻打。其郝三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四營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營。於是茅、葉二將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將軍木杠已打破大門一扇，城垛數處。而彭信古兵皆京城亡賴，素不習戰，亦不善火器，忽木杠破藥發，沖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時自驚亂，倭因乘隙從前小門殺出直沖，彭兵皆潰走。郝、師馬騎兵方環城而射，一見兵潰，各望風遁走。茅、葉兩營殊死闘，然已在重圍中，衆寡不敵，殺傷甚衆。藍芳威駐兵十裏外斷後，亦走，董帥不能約止，各兵遂大潰，墮崖落穽不可勝紀。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損六七百。茅營中軍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26]
彭信古麾下的三千明軍，雖然有一部分“善鳥銃及諸武藝”的黑人兵，但是因爲主要的構成者是不擅作戰的“京城亡賴”，所以當戰鬥中突變臨頭的時候，彭軍全線潰走，結果損失慘重。而其中最爲英勇善戰的黑人兵，很有可能在戰鬥中全軍覆沒。
另據《再造藩邦志》記載，早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二月，首次赴朝參戰的劉綎帳下也有過黑人兵：
……劉綎字於坤，號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縣人，領川蜀兵五千人，其中有海鬼數十名，其種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潛行海底。又有長人，形體絕大，幾二丈，不堪騎馬，乘車而來。又以兩獼猴服弓矢騎馬前導，亦能入賊中解馬繮。[27]
這些黑人兵的形象及其作戰能力，與彭信古帳下的黑人兵並無二致，其數量則是相當可觀的數十名。由此可見，劉綎不僅僅是明朝軍隊中最爲驍勇的大將，也是最具國際向心力的明軍將領。關於這些黑人兵的其他情況，因史料的闕如也缺乏可資參考的下文。
三、編入明軍的日本兵
（一）編入明軍的日本兵
編入明軍的日本兵在萬曆朝鮮之役前夜的萬曆十四、十五年間已經在當時明朝的遼東軍中出現了。據明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
丙戌、丁亥間，顧沖庵養謙撫遼左，俘得海上零倭數十，皆貸命以實行伍。私念大虜目未識島夷，可以奇勝之。一日，報虜騎入犯，命諸倭仍故裝匿中軍，候戰酣時，忽執刀跳躍齊出，虜驚未定，則霜刃及馬足，皆踣仆就戮，餘騎逬散。顧因以奏功。他日虜再入，複命如前法赴鬥，遂無一人還者。蓋虜奴知其技止此，已先爲備矣。[28]
投降明軍的日本兵統計表（萬曆21年5月∼7月） 投降人數（名） 投降時間 出典 處置 備註 4 萬曆21年6月27日 《經略複國要編》卷9“報石司馬書”（萬曆21年6月28日） 因有刺客的嫌疑而被全部斬殺 28 萬曆21年6月20日 《經略複國要編》卷9“檄李提督”（萬曆21年7月26日） 提供日軍的最新情報 6月20日自釡山投降 150餘 萬曆21年7月 《經略複國要編》卷9“報石司馬書”（萬曆7月11日） 被送往北京 當時宋應昌麾下軍中投降日本兵總數
丙戌系指萬曆十四年（1586），丁亥爲萬曆十五年（1587）。顧養謙于萬曆十三年（1585）由薊州兵備副使升擢遼東巡撫，至萬曆十七年（1588）轉任南京戶部侍郎。在這短短的二、三年間，遼東巡撫顧養謙的麾下存在過數十名零星的日本兵。曾經在對北方少數民族作戰中出奇制勝的日本兵，後因主帥戰略的失誤而全軍覆沒，以致未能參加後來的萬曆朝鮮之役。
那麽，是否有其他在此前已經編入明軍的日本兵參加了明軍的首次東征（萬曆二十年∼二十一年）？因爲史料的闕載，這一問題不得而知。但是，在首次東征軍中，出現了因爲朝鮮之役而投降明軍的日本兵。該日本兵因爲通曉明、日兩國以語言而被收編爲明軍通事。[29]
在明日講和期間的萬曆二十一年（1593）至次年九月，駐留朝鮮的明朝軍隊招降了數量龐大的日本兵。據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僅萬曆二十年（1592）五月十七日至七月十一日，向他轄下明軍投降的日本兵的數量就從90餘名上升到了150名。而未被記錄的投降于個別明朝將領的日本兵的數量，估計是上述公開記錄的數倍乃至數十倍。明軍將領劉綎在明日講和期間就不失時機的收編了大量日本兵，雖然作了比較到位的保密工作，但還是走漏蛛絲馬迹而被朝鮮方面發現了。據《宣祖實錄》二十七年（1594）正月朔庚辰條：
接待都監啓曰:“臣德馨，聞宋經略委官來到南大門外，令通事宋業男往見探問，則乃是自大丘回來者。傍有一天兵，不通言語，業男怪而問之，則是倭子云云。臣不勝驚愕，更令宋業男偕倭通事樸遇春往問，則說稱小西飛差我與唐人二名持文書到萕浦平行長處，還到京中有日雲。城中人慮有雜人潛隱之弊，令通事等多般搜訪，則書吏金允丁家有倭子，作唐人貌樣，與天兵同處雲。令宋業男、樸遇春等往問，則說稱投降劉總兵，總兵率來雲。倭子之來已久，而家主金允丁不爲陳告，請推考治罪。”
可知，因爲言語不通，朝鮮方面獲悉了一名被編入劉綎軍中的日本兵。朝鮮方面對之極爲憤慨，接待都監的“倭賊處置”要求是將日本兵“據義曳出斬之”，但懾於明軍在對日作戰中的重大作用，備邊司以及朝鮮大臣柳城龍的最終處置意見是：
倭賊來在城外，臣等不勝痛心切齒。……我國威靈不振，制命於天將，雖有至痛，不能自由。……今若曳出斬之，則所謂率來委官者勢必禁止，或生意外之變，此則前啓所謂無益而難處者也。城內病倭，更爲詳問，則乃是投降劉總兵營下而養爲家丁者雲。總兵既已受降爲兵，則似難任意處之，姑先驅出城外，勿使留在近處，且移咨于總兵，痛爲禁斷，庶或可也。[30]
即因本國“制命於天將”，故而雖然對日本兵入城深感痛切，但是只能聽任，惟一能作的就是請求將日本“驅出城外”，且移咨劉綎，請求以後“痛爲禁絕”。
《宣祖實錄》並無記載朝鮮移咨劉綎請求停止招降日本士兵的記錄，朝鮮對明軍招降日本兵的行爲似乎作了默許。
劉綎在朝鮮招募日本兵編入自己帳下，恐怕與麾下數百名的士兵減員有關。萬曆二十二年（1594）七月，劉綎與朝鮮副承旨李德悅有如下一段對話：
見兵五千亦可抵當數萬，而物故數百，好漢不多，何能有爲。[31]
因爲損失麾下數百名士兵，劉綎的遺憾可想而知。而當時頗爲流行的日軍投降，恰可幫助劉綎補充軍中的減員。關於這些被收編至帳下的日本兵，劉綎本人對他們作如下描述：
倭賊之意不在於封貢，實欲求親割地。求親者，關白爲其侄求婚于天朝，割地者，欲割漢江以南屬之倭奴，以北屬之天朝。俺營裏降倭前後出來者甚多，其言皆一樣。……[32]
除了對日本兵所提供的情報深爲關心之外，劉綎在話題中還透露了一個資訊，即投降於他的日本兵是以“前後出來”這麽一種連續投降形式而來到他的軍隊中的，其數量“甚多”。雖無具體的人數統計，具備相當規模這一推測是可以成立的。
（二）劉綎麾下的“倭千總”
萬曆二十六年（1598）八月，明軍與日軍在朝鮮進入對峙期。是時，第二次來到朝鮮作戰的明朝西路軍大將劉綎與日軍大將小西行長之間，進行了一次陰謀性質的講和活動。所謂的這次講和，其實是劉綎設計的一個圈套。關於小西行長一行從劉綎的圈套裏逃脫的經緯，諸葛元聲在其《三朝平攘錄》中有如下描述：
行長初未信，後通事累次往，綎皆單騎侯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長覘之，因信諾。八月一日，相與約定。行長將出赴會，而綎部中一倭千總密泄其謀。行長大驚起，中道遁去。[33]
這次陰謀，因爲劉綎部下的一名“倭千總”的告密而泄漏，獲悉劉綎陰謀的小西行長始明就裏，在往赴與劉綎會談的途中逃回本陣。
關於此事，日本方面的另一大將島津義弘的年譜《義弘公禦譜中》中亦有相關記載，其經緯大致相同：
慶長三年（1598）七月，劉綎屯于水原，欲攻順天。綎謂誘行長而執之。即遣吳宗道於順天……行長初疑之。宗道辭辨尤懇，且劉綎單騎馳出而迎行長于此。行長迷焉。約地而定會期。時劉綎陣中有日本人，即來於順天，以綎謀告行長，行長大驚，不與綎相會，依是綎亦空歸。[34]
那麽，《三朝平攘錄》中所見的“千總”，究竟是何等程度的明軍將領？考察明朝的軍事制度，可知明朝軍隊裏有一種叫“營”的軍事單位，一“營”之中通常有三、四名千總。他們在明朝的軍隊體系中可以算是中等程度職位的將校。關於其所下轄的士兵數量，《明史》有如下記錄：
把總領二百五十人，千總領五百人。教練有成，即當優薦，聽補中軍號。[35]
即平時千總統轄約五百名的士兵並對之施之訓練，並有機會得到升遷。在出兵作戰的時候，千總所統轄的士兵數額，則往往超出平日，其數額可升級至千人的情況較爲常見。嘉靖年間的抗倭將領朱先手下，就有一名統領一千余名北方士兵的千總王緒。[36]另萬曆二十一年（1593）與劉綎同時駐守朝鮮的將校之中，千總鄧永和躋身其間，他的麾下有“山西兵一千名”。[37]
據上述《三朝平攘錄》所記，當時的劉綎軍隊中，有一名被提拔至千總的日本兵。該年因爲激戰鮮有日軍投降者，所以可以推測這名“倭千總”很有可能是在四、五年前明日講和期間主動投降明軍的一名日本兵。他在投降後立下諸多戰功而被提拔至“千總”，並很有可能作爲劉綎帳下的重要將領而參與了誘捕小西行長的陰謀，且最終成爲了背叛明朝的泄密者。
關於這名官至千總的日本兵，因爲中、日、韓三國史料的闕載，即使名字也不得而知。但是，他作爲千總而統轄五百至一千名左右的士兵是可以想見的。他所統轄士兵的國籍雖然不可考究，但是作爲日本國籍的明軍將領，指揮日本國籍的明軍士兵的可能性相對來說要高一些。
（三）四川鎮遠營中的五百“降倭銃手”
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女真之間爆發了歷史影響深遠的“薩爾滸之戰”。明軍在戰鬥中遭遇慘敗，著名將領劉綎陣亡。作爲明朝諸將中最爲驍勇的大將，劉綎之死給明朝帶來的衝擊極爲巨大，明朝“舉朝大悚”，“邊事日爲難矣”。[38]是時，“援遼效用儒士”龔利用向朝廷上了一道“揭帖”，就精兵徵發一事，強烈建議朝廷徵用原來隸屬劉綎麾下的五百名日本鳥槍手以投入與女真的作戰中：
蜀鎮遠營之降倭銃手五百，乃先都督綎之舊人，與松潘柳楊天全石砫之衆技亦相等。……且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氣有特奮者，則義勇足用矣。……恤故將精兵，諭以復仇大義，示之報國赤誠，人期用命，師克先和，審天時，度地理，秘方略，察敵情，以正合，以奇變，妙在更番進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無險易，敵無強弱，以戰則勝，攻則克守，則固其於犁庭，掃穴討罪雪恥也，如執劵以索償，探囊而取物耳。……[39]
當時在四川的“鎮遠營”爲明朝戌守邊疆的“降倭銃手五百”，是數量龐大的日本兵集團，他們原系都督劉綎昔日之部屬。其作戰能力絲毫不遜色于明朝公認的精銳“松潘柳楊天全石砫”的士兵。他們痛切地感受著昔日故主劉綎的大仇，復仇的意氣極爲高漲，拿他們與女真作戰，義勇足恃，勝利可期。
他們主要是萬曆二十一年（1593）四月（劉綎到達朝鮮王京）後至次年九月（劉綎離開朝鮮歸國）期間投降劉綎的日本兵。[40]在萬曆二十六年（1598）跟隨劉綎再次履足朝鮮與日軍作戰之際，他們中的一位直接領導“千總”向侵略者的母國將領小西行長告密，幫助小西行長逃脫了劉綎設計的圈套。
萬曆二十七年（1599）朝鮮戰爭結束之後，這些日本兵跟隨劉綎歸國往征四川播州楊應龍的叛亂，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41]
但是，此後的萬曆四十四年（1616），時任四川總兵官的劉綎因爲毆打四川馬湖知府事件而被革職回家。[42]因受革職處分而被遣回老家的劉綎不能帶兵回家，這些自朝鮮之役而編入明軍並在第二次東征戰役中參與對日作戰的的日本兵因而只能留在四川的鎮遠營而爲明朝戌守邊疆。
明朝和女真的“薩爾滸之戰”之後，在龔利用揭帖“爲身經賊圍血戰因撃遼事阽危瀝陳芻言以舒忠以裨廟算萬一事”中被提到的鎮遠營的五百名“降倭銃手”是否被明朝政府徵發不得而知。但是，一年之後的天啓元年（1621），當四川發生“藺賊之亂”時，鎮守該“鎮遠營”的士兵則僅有七百名之額。[43]
在“營”這一軍事單位裏，一般情況下應該有三千余士兵，即使在明朝後期軍備廢弛的情況下，千名以上的士兵數量還是可以確保的。但是，僅剩下七百名營兵的現狀，恐怕與其中的精銳部分五百名“降倭銃手”在天啓元年“藺賊之亂”前夜被征往北方戰場不無關係。
（四）編入明軍的其他日本兵集團
萬曆朝鮮之役中的日本兵，並不僅限於劉綎軍團。朝鮮之役後，明軍中出現了複數的日本兵集團。
上述提及的投降明軍的日本兵，其處理模式爲編入明軍。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二十一年（1593）八月投降明軍的日本兵，明政府作了如下的收編處置：
李如松先後收降解到經略軍情者一百六十餘名，除解薊八十四名，內該督臣留薊鎮六十四名，分置各路。其解京二十名，本部於譯審次日，即分發宣、大兩鎮去訖。[44]
明朝第二次東征（萬曆二十五年∼萬曆二十六年）前後，被編入遼東軍的日本兵被投入到了對北方少數民族的作戰之中。據趙士禎《神器譜》所記：
前歲（萬曆二十五年）遼左降倭二十餘人，用銃殺虜數十。
萬曆三十六年（1608），時任遼東巡按的熊廷弼就當時遼東的軍事改革向萬曆皇帝提交了一道奏摺。在奏摺中，熊廷弼就現在分作十營的廣寧鎮鎮兵，提出了重歸原先的“正兵”以及“左右兩翼”共三營的建議。關於其中最爲重要的“正兵”構成，熊廷弼提出了如下的分配建議：
正兵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軍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撥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屬標下中軍統攝，原委小中軍一員，設千總四員，把總八員管理。[45]
此處所見的“降倭一百二名”，無疑就是十年前萬曆朝鮮之役之際投降明軍的日本兵。鑒於這些日本兵擅長鳥銃等先進武器，熊廷弼認爲應該將他們編入最爲精銳的“正兵營”。
編入明軍的日本兵集團，似乎並不僅僅局限于明朝的地方軍隊。在作爲明朝中央軍、最爲精銳的軍隊“京營”中，曾經出現過關於設置“倭營”的議論。萬曆後期的明朝舊將顧文綱就日益坐大的女真族的處理對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三點建議，在其第一條建議的“曰簡練舉尤可以急需”中，顧文綱提出了應照先年所議舊例，在“京營”中設置強戰鬥力的“倭營”：
仍于京營，照先年議設倭營事例，挑選精壯，另悉一枝，以備緩急，猶緊著也。[46]
顧文綱認爲，應該照先年所議舊例，挑選精壯的日本兵，在“京營”中組織一個名爲“倭營”的軍事單位可以備緩急之需。可見，當時明朝的中央和地方軍隊中，確實存在著數量龐大的在編日本兵，他們應有上千的人數，至少可備組織一個營的兵力所需。
小 結
參加萬曆朝鮮之役的明軍中的外國兵，除了上述的暹羅兵、黑人兵、日本兵之外，還有來自其他東南亞一帶地區的成員。
朝鮮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甲午，曾經拜訪過劉綎的朝鮮兵曹判書李恒福向國王彙報了劉綎軍中的練兵實況：
（劉綎）仍出示所用各樣軍器，又令所率暹羅、都蠻、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國、苗子、西番、三塞、緬國、播州、鏜鈀等投順人列立於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終日閱視。[47]
這裏所見的“都蠻、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國、苗子、西番、三塞、緬國、播州、鏜鈀”等各個國家或民族的士兵，與上述的暹羅兵、黑人兵、日本兵一樣，都是投降明朝而被編入明軍的外國兵。但是，因爲在中、日、韓三國史料上並未發現關於他們的更多記錄，所以只能留待他日的補闕。
萬曆朝鮮之役的明朝軍隊，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國際化。萬曆朝鮮之役明軍中的外國兵，以暹羅兵、黑人兵、日本兵爲主要組成成員，其數量自數十、數百乃至上千不等，他們一般都具備較爲良好的作戰能力，通過各個不同的途徑被收編到了明朝軍隊之中，並最終來到了朝鮮戰場參加了支援朝鮮的對日作戰，爲萬曆朝鮮之役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明朝軍隊裏的外國兵，也可以說是以萬曆朝鮮之役爲中心的東北亞世界在軍事人員交流方面的一個縮影，折射出了當時東北亞世界頻繁的人員往來和交流。
[1] 《對外關係史綜合年表》頁543－545，吉川弘文館，1999年；《宣祖昭敬大王實錄》（下文簡稱《宣祖實錄》）、《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實錄》（下文簡稱《宣祖修正實錄》）四月至六月條。
[2] 關於此事，明朝和朝鮮均在複數史料上有所記載。較早的一個版本是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的《續文獻通考》。見[明]王圻撰《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六“四裔考·暹羅”。
[3] 鄭潔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羅”之研究》，浙江大學2006年申請碩士學位論文。
[4] [明]王圻撰《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六“四裔考·暹羅”。
[5]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暹羅”。
[6] [清]談遷《國榷》萬曆二十年（1592）八月甲午條。
[7] 關於廣東和暹羅的地緣關係，《鹹賓錄》卷之六《南夷志·暹羅》稱暹羅“言語多類廣東”，並指出明暹之間的航程起點爲廣東香山：“其國由廣東香山縣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至。”
[8] [明]蕭彥《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難測，借兵宜慎疏”。本節中以下未標引用處均引自此疏。
[9]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六“四裔考·暹羅”。
[10] 鄭潔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羅”之研究》，浙江大學2006年申請碩士學位論文。
[11]《アジア公論》第29期，1975年。
[12] 劉綎，明末大將，《明史》卷二四七有傳。
[13] 《宣祖實錄》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戊子條。
[14] 《宣祖實錄》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丙申條。
[15] 《宣祖實錄》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丙申條。
[16] 《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難測，借兵宜慎疏”。
[17] [明]張廷玉《明史》卷二四七“劉綎傳”。
[18] 陳璘，明末大將，《明史》卷二四七有傳。
[19] 《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年（1592）六月己酉條。
[20] 《制府疏草》卷下“取用倭將官疏”。
[21] 《制府疏草》卷下“取用倭將官疏”。
[22] 《明神宗實錄》卷二四二、萬曆十九年（1591）十一月壬午條。
[23] 《宣祖實錄》宣祖三十一年（1598）五月庚戌條。
[24] [明]蔡汝賢《東夷圖說》“黒鬼”條。
[25]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廣東”。
[26] [明]諸葛元聲《三朝平攘錄》卷五“日本下”。
[27] [朝鮮]申炅用《再造藩邦志》卷之二，[臺北]珪庭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第281－283頁。
[28] 《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奇兵不可再”。
[29] 《宣祖實錄》宣祖二十七年（1594）三月戊申條。
[30] 《宣祖實錄》宣祖二十七年（1594）正月朔庚辰條。
[31] 《宣祖實錄》宣祖二十七年（1594）七月辛巳條。
[32] 同上。
[33] 《三朝平攘錄》卷五“日本下”。
[34] 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民館編《鹿児島県史料 舊記雑録後編三》，鹿兒島縣，1982年，第226頁上、下。
[35] [明]張廷玉《明史》卷一〇九“兵衛十四”。
[36] [明]萬斯同《明史》卷三二〇“朱先傳”。
[37] [明]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卷一〇“議朝鮮防守要害並善後事宜疏”（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38] [明]張廷玉《明史》卷二四七“劉綎傳”。
[39]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二二“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援遼效用儒士龔利用掲 爲身經賊圍血戰因擊遼事阽危瀝陳芻言以舒忠憤以裨廟算萬一事”。
[40] 參見鄭潔西《萬暦朝鮮役により明軍に編入された日本兵》，《東アジア文化還流》第1編第2號，朋友書店，2008年7月。
[41] 參見久芳崇《十六世紀末、日本式鉄砲の明朝への伝播——萬歷朝鮮の役から播州楊応龍の亂へ》，《東洋學報》第84卷，2002年6月。
[42] 《明神宗實錄》萬曆四十四年（1616）二月丁午條。
[43] 《國榷》卷八四、天啓元年（1621）九月壬戌條。
[44] 《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一年（1593）八月乙未條。
[45]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卷一“請並營伍疏”。
[46] 《籌遼碩畫》卷八“原任宣府懷來今候調守備顧文綱掲 爲候調有年感時思報謹陳根本要議以仰佐勝機事”。
[47]《宣祖實錄》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甲午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