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太平天國洪秀全,讀湘軍曾國藩,始終在思考:曾得到那麼多人民擁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國,為什麼最後讓曾國藩讓湘軍給打敗了?為什麼太平軍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軍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諸多因素中什麼才是最主要的?
翻讀湘軍,除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堂等人,一個湘軍將領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稱“彭打鐵”.何謂“彭打鐵”?不徇私情,秉公執法,狠!
狠到什麼程度?僅舉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兩江總督李鴻章之弟看中,誘至署中,逾月不歸.秀才經縣經府逐級上訴無人理睬後瘋之,逢人便訴其妻讓人強行霸佔.一日偶遇“彭打鐵”,聞知來龍去脈,彭代寫狀詞後面見李鴻章.
寒喧客套之後,彭佯作不懂之態請教李大人:“有人誘奸百姓之妻該如何?”李答:“當殺.”又問:“官吏誘佔百姓之妻當如何處置?”李答:“當殺.”再問:“封疆大吏子弟誘佔百姓之妻﹐法律又該如何裁決?”至此,李鴻章始知“彭打鐵”來者不善,但仍說:“當斬.”
餘下細節不必贅述,“彭打鐵”逼著李鴻章交出了其弟.
李大人的這個弟弟久為母親寵愛,“彭打鐵”一逼,就那麼大大方方的將他交出來嗎?李聞知劣弟罪行,臉色大變,此事李確實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後方謝罪退出.
兩江總督之弟犯法﹐“彭打鐵”倘且如此不給面子,他人違紀違法遇上這位湘軍的黑臉包公,可想而知.彭後任巡江大臣後,訪知文武貪官一律嚴懲.且來往無常,行蹤不定,說不上何時就出現在你的眼前,讓你防不勝防.
“彭打鐵”現像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湘軍具備一種讓“彭打鐵”這樣的人,存在下去的組織制度和道德文化認同.如果他在李鴻章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認同,找不到對應,他是實現不了他對瘋秀才的承諾的,瘋秀才是不會和妻子團圓的.
由李鴻章繼而審視曾國藩,你會發現湘軍的領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養.相比之下,再來看看金陵城裏的洪秀全,這個所謂的農民革命領袖,後來在宮裏誰都不敢抬頭瞅他,“爺像不準常人望.”諸王見他都得事先申報層層過關.最後,凡是洪姓之人統統提官,安插到重要崗位,把個金陵城弄得烏煙瘴氣, 這種氛圍裏能出“彭打鐵”之類的人嗎?
所以,“彭打鐵”現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個單一現像,它是當時湘軍治軍帶兵之嚴的一個縮影.這樣一支軍隊打敗太平天國就不難理解了.
但湘軍有“彭打鐵”,大清有湘軍有曾國藩為什麼沒能強大起來呢?後來也洋務運動了卻還是不行呢?究其原因﹐湘軍和“彭打鐵”的進步,只是相對於太平天國洪秀全的進步,這種進步帶有明顯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鐵”､有了李鴻章､有了曾國藩､湘軍所向無敵,這三個人一沒了呢?同樣,洋務運動有了李鴻章,但一個李鴻章能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改變中國嗎?
曾國藩戰勝太平天國:人權的勝利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名義上是清朝皇帝﹐實際上是當時的湘軍統帥曾國藩。
曾國藩(公元1811─1872年)﹐字滌生﹐湖南湘鄉人。在清朝道光年間﹐他是一個信奉程朱理學的道學家﹐已官至內閣學士﹐歷兼禮､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鹹豐年間﹐因清朝正規軍綠營腐敗已極﹐不堪太平軍一擊﹐清朝需要新的武裝﹐故令曾國藩丁懮在籍時辦理團練﹐進而建立湘軍﹐對抗太平天國。在同治年間﹐打敗太平天國以後﹐他著重辦理洋務。後人將其著作編為《曾文正公全集》。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南京以西方的***為教義﹐以神權政治為推動力﹐以太平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三位一體﹐力量雄厚。曾國藩以宋明道學為理論﹐以清朝政權為靠山﹐以湘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與太平天國的三位一體勢均力敵。但他率領湘軍追襲太平軍﹐到安慶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慶紮下大營﹐與南京遙遙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國一步一步地因洪楊內訌而分裂﹐他才乘機攻下南京﹐滅了太平天國。
湘軍的骨幹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學家或與道學有密切關係者﹐如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李續宜等人。其中突出者為羅澤南。可見﹐湘軍不是由武人建立起來的﹐而是由文人特別是道學家建立起來的。曾國藩本人是一個道學家。羅澤南是專門講學的道學大師﹐學者稱為羅羅山先生。曾國藩發出了建軍的號召﹐羅澤南率領他的學生前來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學生李續賓都先後戰死了。這不能說都是出於私人的交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出於共同的激憤﹐這個目標和激憤集中表現在曾國藩的所謂《討粵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說太平天國“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這幾句話說出了曾國藩､羅澤南等人共同的激憤和目標。“為之所”﹐就是說要有一個對付的辦法﹐他們組織湘軍就是一個辦法。
照這些話看起來﹐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鬥爭﹐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鬥爭﹐即有西方宗教鬥爭中所謂“聖戰”的意義。這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鬥爭的歷史意義。曾國藩認識到﹐在這個鬥爭中所要保護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綱常名教。從這一點說曾國藩是守舊的﹐他反對中國進步。籠統地說是這個樣子﹐但分析起來看﹐守舊和進步是相對而言的。綱常名教對於神權政治來說還是進步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人權之上的。這裏所說的人權是對於神權而言﹐並不是資產階級所說的人權。西方在文藝復興時代﹐出現了人道主義﹐這個人道也是對於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神道說的﹐人道主義是作為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對立面而出現的。西方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的人道主義與西方的神權政治作鬥爭﹐為西方的近代化開闢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鋒。同西方相比﹐中國是落後了﹐所以要向西方學習。神權政治正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正是這個缺點。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就要把中國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紀﹐使中國的近代化推遲了幾個世紀。
當時﹐西方帝國主義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大都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通商﹐一個是傳教。通商是向中國的經濟侵略﹐從經濟上剝削中國﹐使中國人永遠貧窮﹔傳教是向中國的文化侵略﹐使中國人永遠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以國家政權力量推行***﹐這就起了帝國主義所不能起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覺﹐但客觀上就是如此。
曾國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國的後退﹐他在這一方面抵抗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這是他的一個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