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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1644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禎十七年、永昌元年、順治元年，北京這座千年古都，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坐過三個皇帝。三百六十多年間後人對那一年發生在北京的歷史，以及對中國的影響的探討經久不衰。
幼時接觸這段歷史，是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個資源貧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讀那本小冊子。這篇成於抗戰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順軍入城後腐化變質的觀點，以至幾年後大軍進北京之前，毛澤東也據此告誡就要奪取天下的共產黨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訓。
歷史真的是這樣嗎？究竟是什麽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明王朝從萬曆年間開始走向衰敗，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過崇禎十七年？崇禎雖然爲人猜疑多變，可是在明朝的皇帝裏面還算是個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滿清皇太極新喪，多爾袞上臺，內部不穩，暫時不會大舉入寇。各地民變蜂擁，可是富饒的江南完好無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爲什麽偏偏就躲不過去？
李闖雖然一路斬將，也不過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輕外省，歷來在北京集結重兵。三大營號稱47萬，雖然虛額很多，但半數應該有的。戰鬥力固然不強，可是滿清多次兵臨城下，京營也算得上久經戰陣。北京的城防甚爲堅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敵兵臨城下都無法攻破。崇禎年間滿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營野戰也許不濟，守城起碼能堅持數月，此外還有紅衣大炮的幫助。闖軍攻堅能力很差，一個寧武關就損失上萬精銳，爲什麽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禎遲遲不南遷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釋，君王死社稷是壯烈，可是有哪一個願意當亡國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爲陪都，太子駐南京前朝也曾有過。崇禎不至於昏庸到這種程度，以致後來因爲皇統的問題使南明覆滅。可以說崇禎在闖軍逼近時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這個信心，否則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種說法是崇禎恨百官有逃命的企圖，故意不讓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樹上吊死，這種推測未免太離譜。應該說崇禎在闖軍逼近時是不相信城陷的，吳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闖軍頓於堅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馬也會陸續開到。崇禎不需要長期守城，只要能堅持個把月就會轉危爲安。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李自成兵臨城下之際，派出太監杜勳爲使與崇禎議和，開出的條件是：“議割西北一帶分因而王，並犒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 ，“願爲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 。眼看就要進城了，竟然開出這麽優惠的條件？而崇禎在社稷顛覆的時刻居然不應允。李自成已經佔據了陝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樣。而且他也已經自立爲王了，現在就是掏出一百萬銀子的事，還可以借助他去剿滅張獻忠等寇，甚至抵抗滿清。即便將來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國亡強一萬倍。假設崇禎接受這個城下之盟，李自成就會解圍而去，丟掉到手的勝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裏城外雙方認定北京牢不可破，這個錯誤判斷從何而來？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順軍東進，其目的不是要奪取天下，而是掠奪。後人因事而論，認爲李自成以爲時機成熟，所以來取北京。實際上東征路上他幾次想後撤或者轉向，尤其是寧武關損兵折將以後。如果不是大同守軍來降，也許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順的君臣依舊沒有想到有可能輕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前後四十天，經山海關一戰，之前攻無不克的大順軍潰不成軍，從此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役。如果說是腐化變質的話，四十天內截然不同很難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軍不少，比闖部更貪婪的比比皆是，從來沒有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失去戰鬥力的。比如黃巢部，撤出長安後還能夠南征北戰。相比之下，闖部是進入京城時間最短的，可是戰鬥力下降最厲害的。
如果說李自成的部隊本來如此，又很難解釋之前的戰績。有人認爲他帶入京的沒有那麽多人，山海關一戰精銳喪盡。可是留守陝西的部隊那？還有一種說法是流寇的緣故，所以太平天國才能長久些。可是太平天國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後不走了。李自成此時已經在西安紮下基業，算不上流寇了。東進時後方和沿線肯定留下不少人馬，這批沒有受到損失的人馬怎麽也沒有戰鬥力了？
崇禎守不住北京是因爲衆叛親離，李自成爲什麽稱帝後馬上撤走。山海關一戰，吳軍和清軍是慘勝，連乘勝追擊的能力都沒有。李自成雖然傷亡慘重，可是沒有全軍覆沒，爲什麽不依託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萬人討伐吳三桂，他帶進京的遠不止此數。當時北京新定，一定會在北京留下重兵。還有三大營的降卒，這些加起來應該還有幾十萬，爲什麽不守一下，而是倉皇而去，讓吳三桂追得如喪家之犬？
還有一種說法，在山海關損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銳。即便這樣，其他二流部隊應該也有一點的戰鬥力。李自成不會把所有精銳都帶到山海關，因爲京城三大營的降卒那麽多，需要留下親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縱橫幾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戰鬥力最強的，即便受損失，也不至於沒有還手之力。還有其部下將領，爲什麽這些久經戰場的將領撤出北京以後就再沒有出色表現？這種全軍判若兩人的情況究竟是爲什麽？相比之下，張獻忠部也是一戰而潰，後來還有李定國連斬名王，李自成手下爲什麽這麽草包？
進京之前也進過城，洛陽西安，這些都是大城市，爲什麽偏偏進北京就徹底腐化了？從北京撤出來，最後連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殺也好出家也罷，最後不是衆叛親離，而是有一支人群衆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軍。
李自成帶到北京的不是烏合之衆，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擺設，在山海關和關寧鐵騎交鋒時表現不俗，也說明腐化之說不正確。起碼在山海關前，闖部是能戰的，爲什麽只有一戰之力？
再看看在這時舉足輕重的吳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棄寧遠，三月十六日到達山海關，對於一支軍民攙雜的20萬人來說，這個速度不應該是故意磨蹭了。吳三桂是可以丟下百姓飛奔北京，可是當時李自成還沒到北京，沒有必要十萬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畢官兵家眷和遼東百姓的吳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這一天京城已經淪陷了。這個時候，說明吳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駕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禎死訊傳，吳三桂歸降大順。三月二十七日，吳三桂到達距離北京約二百六十餘里的玉田，獲悉大順軍在北京姦淫擄掠，拷打文武貴戚索要金銀，吳家亦牽連蒙難。是夜“恫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爲紅顔”，掉頭奔襲山海關。這四天中發生了什麽？
吳三桂叛後，李自成親征，說明在他眼裏吳三桂是個勁敵，否則派劉宗敏等就可以了。這麽重要的一個人，爲什麽幾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吳家索要金銀和陳圓圓？明朝官員投降的很多，對擁兵的武將，李自成從來是優待的，爲什麽偏偏對吳三桂這麽嚴厲？說明拷打吳襄甚至索要陳圓圓都是子虛烏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吳三桂沖冠一怒爲紅顔，手下的軍士也未必肯。當時各地相繼投降，怎麽唯獨吳軍鐵板一塊，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叛？爲明朝報仇也說不過去，因爲吳是先降後叛，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吳三桂是遼東軍人集團的代表，不是個魯莽的武夫，所作所爲要從遼東軍人集團的利益著想，否則部下不會絕對服從的。背關和李自成決戰，風險極大，即便滿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馳騁中原的勢力，勝負很難預料。在人心不穩的崇禎十七年，爲什麽吳三桂部隊就那麽齊心？
山海關一戰，吳部傷亡慘重，居然能對李自成窮追不捨，連戰連勝，和在山海關前勢均力敵的情況截然不同。可是爲什麽又突然不追了，就因爲李自成放歸陳圓圓？吳三桂這麽重色輕國仇家恨的話，怎麽可能有人爲他賣力？滿清也不會讓他西南王之的。
最後是滿清，山海關一戰只動用了兩個旗，可以說和其他北方遊牧民族相比，滿清奪取華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際正好用兵。可是爲什麽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沒有下江南，而聽憑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爾袞加上范文程洪承疇，都應該知道最危險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後果然有李定國，鄭成功高舉復明的大旗，只不過功虧一簣。還有那些以搶劫爲目的的滿清親貴，都應該知道西北殘破，江南才是富饒之地。爲什麽滿清白白地耽誤了這一年的時間？如果沒有左良玉清君側，清兵或許很難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間的北京，什麽東西牽動著歷史？
歷史在後人眼裏是規律是必然，在當時人眼裏是無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歷史，起碼是局部的歷史變幻莫測。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視，因爲他們眼裏是既成事實。歷史不可能假設，但歷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說被當時人甚至現代人忽視的東西往往是歷史的真正動力。
在這個星球上，人類是主宰，可是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動物植物和自然環境，這些非人爲的東西一樣能造就歷史，因爲歷史不僅僅屬於人類，歷史是這個星球的日記。1644年在北京，決定歷史的不是哪個人，哪一群人，而是無處不在的肉眼看不見的細菌。
1644年，人們還不知道細菌爲何物，儘管它們比人類的歷史長得多。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大疫往往代表著細菌造成的傳染病流行。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後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從萬曆年間開始，山西開始出現瘟疫。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兩年爲高峰。河南江蘇在崇禎十三年到十七年間也多次出現大疫。北京附近，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疫。崇禎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並且傳入北京，明史雲：“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況一樣，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北京大疫進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間。
這個橫行華北的大疫究竟是什麽？“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 ，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烈性傳染病：鼠疫。當時人們不知道傳播途徑，二百五十年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國人耶爾森從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離出一種桿菌，證明這種桿菌是鼠疫的病源，人們才開始對鼠疫有了認識，並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對鼠疫，人們只能束手待斃。
歷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紀消滅了歐洲將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過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間、耗子和人之間傳播的。其發病很快，死亡率極高。但這種病初發地要高溫潮濕，像地中海邊的義大利。同時衛生條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處都是。華北在明代雖然衛生環境不怎麽樣，可是氣候乾燥有冬季，不適合跳蚤大規模繁殖，爲什麽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華北流行的鼠疫潛伏期長，死亡率沒那麽高，身上沒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現像，以致迄今還有人認爲不是鼠疫。
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初東北鼠疫大流行時由一代名醫伍連德找到答案，證明鼠疫有兩種。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過跳蚤傳播。在中國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過呼吸道傳播，有效預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們哪裡知道何爲口罩。直到三百五十九個春天以後，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這一次是SARS，也是經呼吸道傳播的烈性傳染病，高發期也是春天。
這也證明了，北京春天乾燥的氣候適合呼吸道傳播的病源生存，使它們在離開人體後能存活一段時間。流感如此，SARS如此，鼠疫也如此。當李自成兵臨城下的時候，北京城裏鼠疫正好是突然爆發的關鍵時刻。聯想一下SARS在北京時，那種恐慌的情況，如果有敵人，怎麽能守得住？三個城垛一個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營再虛額，十分之一也會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這難道是人心渙散？殺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來兇殘，難道大家情願受死？是因爲鼠疫流行，感染以後身體虛弱，無能爲力。
北京人滿爲患，正好利於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環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間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宮裏的崇禎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這才有議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懲罰性地攻一下城，沒等開始，守城的別紛紛獻城。這是因爲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沒有鼠疫，再不濟事，靠著大炮和堅固的城防，怎麽說也能堅持幾天吧？
李自成就這樣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輕易地進了北京，同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地發現他夢裏繁華的京城現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進了京的沒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經立國了，這麽輕易地進北京，不登基等什麽那？於是大順的精兵良將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營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編，無數的密切接觸機會。鼠疫便開始在這些外地人中間流行開了。四十一日迅速喪失戰鬥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滿城的咳咳細菌。
既然已經拿下京城，爲什麽那麽急向官員們追繳，難道不知道穩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沒有辦法，宮裏空蕩蕩，老百姓貧病交迫，只有官員有油水，萬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趕緊撩腳丫子。其實這並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爲，古來叛軍入城，都是燒殺姦淫掠奪，以已經被醜化了的歷史記載來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貴族被屠殺的，也沒聽說那麽快就丟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討伐吳三桂，人數爲什麽爭議很大，就是因爲瘟疫流行，減員嚴重。可是爲何在山海關前李自成一度占優？這還要說說肺鼠疫，這類鼠疫的潛伏期可以長到二十多天，也就是感染了二十多天才發病。這種長潛伏期的烈性傳染病流行面廣，因爲未發病時和正常人一樣，可以繼續感染別人。李自成帶到山海關前的部隊，正是剩下的還未發病的那部分人，戰鬥力還在。這批人在山海關戰死了一部分，逃回來的也陸續發病，於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虛弱，能跑路就不錯了。這就是爲什麽李自成從山海關下來，不能守北京，離開北京也連戰連敗。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過去, “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隊也染上鼠疫，於是棄山西棄西安最後敗死九宮山。那支無敵的雄師被鼠疫消滅了，聯合南明時已經是烏合之衆。
歷史上瘟疫造成大軍死亡幾成的記載比比皆是，行軍打仗，最怕瘟疫。李鴻章便深有體會，考察西洋軍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隊以醫官爲重，這才開設北洋醫學堂，培養軍醫。在古代那種衛生條件和醫療水平之下，一旦軍營出現瘟疫，整個部隊便不戰而潰，多少次到手的勝利就是讓瘟疫奪去的，李自成也一樣，只不過他丟的可惜，丟得讓人感慨，才讓後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時，擺在李自成面前是兩條路，一是經營河南湖北，奪取江淮，二是進逼北京，最後他採取了顧君恩的中路直進策略。從奪取北京的結局來說，是個好計謀。可是暗中看不見的鼠疫之手，讓在皇位上屁股沒有坐穩的李自成急速敗亡。如果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先把佔領的地盤穩固了，然後在奪取北京，結局會截然不同。明朝滅亡是遲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滿清以外，沒有別的叛軍跟他爭，多等一年有何不可？這就是所謂死催。
堅持討伐吳三桂，也是一著臭棋。吳三桂不會主動進攻北京，也不會投降滿清。大軍壓境，只能把吳三桂推向滿清。如果佔領北京以後馬上解決吳三桂，那時軍容尚整，可以以戰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機會。古人迷信，往往將大疫歸於天意，這場大疫，斷送了崇禎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離心離德，無人效力。
後人分析李闖敗亡，奇談怪論層出不窮，偏偏就忽略了這個時機的問題。李自成以宋獻策爲軍師，觀天象占卜，可惜不會看顯微鏡。李闖之敗，怪只怪天時。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間，吳三桂降而復叛，原因不是因爲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虛實，知道大順軍瘟疫流行，他才敢背關一戰。手下那批遼東軍人和他一樣在瘟疫中看到了稱雄的希望，所以才義無反顧的追隨他返回山海關。
吳三桂的算盤，李自成在大疫中不會與他交戰，幾個月後讓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吳三桂的了。到時候或者扶植新君，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者以華北而割據。人在遼東的吳三桂，因爲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況他很清楚，也會料到會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沖冠一怒。
人云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是想借清兵滅流寇，然後用金銀財寶把清兵哄回去。吳三桂自幼和清兵爲敵，那兒會這麽天真。何況滿清還有范文程洪承疇，他這種把戲焉能瞞得過去？吳三桂不會不考慮引清兵入關，重則千古罪人，輕則也是石敬塘。歷史上這種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輕易回去的？
吳三桂知書達理，不會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實想法，是把滿清也引進疫區，讓這場瘟疫幫他消滅兩個大敵。到達北京之後，吳三桂沒有在疫區停留，率軍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儘管他手下傷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經無還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讓手下失去戰鬥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爲部下也開始發病了。
山海關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盡也” ，滿清入關後安葬崇禎，爲什麽不下令地方官員收屍，而聽之暴露荒野？這不像是新王朝的氣象。原因還是瘟疫，病屍誰敢收？清軍入關後，一部分隨吳三桂追擊李自成，此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馬，就駐紮在北京無所事事，當年除了順治登基就沒有一絲南下的打算，看著南京那裏建立小朝廷漸漸成了氣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後染上瘟疫了。吳三桂的絕戶計幾乎成功了，可惜，還是天時。滿清入關是因爲天時，坐穩了還是因爲天時。
歷史記載，鼠疫在北京和華北的確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滿漢分治，滿人和漢人沒有雜居，接觸的機會少，加上滿人入京天氣已經開始熱了，離開人體的細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沒有像大順軍那樣大規模在滿人中傳播。即便這樣，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當年滿清無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況一樣，連續流行兩年後，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傳染病流行過程中一些迄今爲止無法解釋的自然規律甚至在今天，科學家們也只能說是天意。不僅一九四五年不流行，其後幾年也只是小規模流行，爲什麽？順治二年開始風調雨順，天氣不再乾燥了，於是大規模鼠疫就沒有了。吳三桂的妙計終歸敵不過天時。
鼠疫這個黑暗中的手在當時和後世造成對滿清戰力過高的估計，因爲連縱橫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戰而潰，人們普遍認爲滿清部隊的戰鬥力很強。實際上從後來鄭成功、李定國的戰績上來看，率領那種算不上雄師的部隊都能幾乎席捲南方，滿清部隊的戰力沒有那麽厲害，因爲入關是沒有多少人，全是後來投降加入進去的。所謂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戰，不能說不對，可是也沒有那麽絕對。
滿清以十萬之衆奪取天下，鼠疫幫了大忙了。今人贊許多爾袞，可是歷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時，其領袖人物在能力上堪與多爾袞並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沒有如願，就是因爲沒有鼠疫這個天時。
三國演義爲了揚劉抑曹，産生了一句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採取守勢，奪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談不上了，人心如鐵、官法如爐，朝代更替時哪一次不是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謂人心向背是因爲老百姓厭倦戰爭，支援強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還是天時，三國歸晉，那地利與人和不是都輸給天時了？
三國演義，演義耳！所謂天時，有天下大勢和機會，也有自然環境的影響，這裏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晉之爭，開始梁軍占盡優勢，幾次包圍太原，都因爲大疫，士卒損失過半而罷兵，最後輸給了晉軍。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種不可預料才是讓歷史繽紛多彩的內在原因。
明朝爲什麽禍不單行？流寇北虜還有鼠疫，可以說天欲亡明。但是仔細探討一下，究竟是什麽導致明朝滅亡？退一步說爲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變天？滿清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流寇和鼠疫其實同源，都是因爲土地兼併。
老百姓丟掉了土地，出路有兩條，一是成爲流民饑民，最後走投無路加入流寇。二是去開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農民經山西去草原墾荒。草原原來是野鼠的地盤。由於野鼠群中的鼠疫。萬曆年開始山西經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爲草原被逐漸蠶食的原因。
爲什麽偏偏就李自成倒楣？這說要從流行病的傳播過程說起。染病不像中毒，把耗子藥往井裏一撒，吃完飯全村的人都翹了。傳染病或者從動物到人、或者從人到人，都是一傳一或者一傳幾的形式，一開始是點，然後是小規模的面，最後是大規模的鋪天蓋地。從點和面到鋪天蓋地有個臨界點，就是合適的環境氣候、和足夠的傳染源。
就北京的情況，春天的三四月間最容易流行傳染病，崇禎年間山西的情況也證明這種鼠疫發病的高峰是這兩個月，之前是積累階段，其後因爲天熱逐漸下降。恰恰是這兩個月，李自成駐紮在北京。
傳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沒斷，可是沒有流行因爲沒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爲京城人煙密集，本來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點突然湧進了幾十萬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桿菌的繼承人。連年鼠疫，北京居民裏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這麽一來，全是沒經歷過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於是鼠疫的流行從北京市民和三大營士兵裏面轉移到大順軍隊中，李自成的部隊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區。李自成從北京撤出來，大部分的現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後，天氣開始熱是一方面，北京城裏沒有多少現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個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頂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夠大規模傳播的基數。
明之亡不是亡於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闖，天下歸清也要歸功於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細菌。歷史有時候是肉眼看得見的，有時候是看不見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歷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見的，正是這類肉眼看不見的歷史，才是被史學家忽視的“國家興亡自有時” 。
1644年春天，北京城裏許多人咳嗽。在一聲聲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見的東西改變歷史，城頭變換大王旗。
歷史在後人眼裏是規律是必然，在當時人眼裏是無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歷史，起碼是局部的歷史變幻莫測。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視，因爲他們眼裏是既成事實。歷史不可能假設，但歷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說被當時人甚至現代人忽視的東西往往是歷史的真正動力。
清帝國於四○年代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滿載而去。就在當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極逝世。皇太極是暴卒的，沒有人知道是不是出於謀殺。當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爾哈赤死時，為了爭奪寶座，曾引起一場風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長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皇太極之死，使風暴再起，他的長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歲的第九子福臨繼位。這種反常的繼承，說明爭奪的激烈。皇太極的親軍曾包圍皇室會議，提出警告說，如果不立福臨當皇帝，他們就得跟皇太極同死。以致親王們紛紛逃席，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遂順利地達到當攝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後當然仍是金鑾殿，但他入關後就死了）。親王碩托，跟另一位親王之子阿達禮，企圖發動政變罷黜多爾袞，被多爾袞先發制人殺掉，但內戰隨時可以爆發，清帝國正進入危險的瓶頸時代。
而就在這個時候，福臨即位後第八個月，吳三桂求援的文書到達，清政府才知道中國發生巨變，寧遠城（遼寧興城）已空，數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關，現在大開關門歡迎他們蒞臨。命運之神像母親照顧嬰兒一樣照顧這批韃靼，霎時間滿天雲霧消散，一個新的、使人興奮的奮鬥目標出現面前，內爭平息，多爾袞親王下令入關，就此開創大清王朝入主中原２６８年的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