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與三國為戰亂時期，物資經常流於匱乏，導致大幅度的通貨膨脹，進而使得人民寧可以物資如穀物、錦帛為交易工具，相對不信任金屬貨幣。此外政府不良的貨幣政策會造成通貨膨脹更為嚴重。初平年間，董卓鑄小錢的政策便加劇了金屬貨幣難以流通的慘況，終致東漢的貨幣體系瓦解。
《董卓傳》：「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外線，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廓，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晉書．食貨志》「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
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即是政府以新發行或增加發行的貨幣購買民間物資，然而物資實際上並沒有增加，因此在發行更多貨幣或是新貨幣時通膨已經發生，故政府實際上以更低的代價購入人民資產，董卓鑄大量品質低劣的小錢，就是基於這個目的。如今類似的事例，有辛巴威政府無視市場供需平衡拼了老命地印鈔票，導致辛巴威成為全世界通膨最嚴重的國家。
以曹魏來說，由於早先董卓的惡政，導致金屬貨幣的價值不被百姓接受，以物易物的情形普遍，雖然曹操為相後一度嘗試恢復金屬貨幣，即五銖錢的地位，但是根據《曹丕傳》的記載，曹操最終仍然放棄了這個政策。
《曹丕傳》「（黃初二年）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黃初二年）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民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由於曹操「還用五銖」之後至曹丕又再度「復五銖錢」，因此陶元珍教授在其著作《三國食貨志》第六章《貨幣與物價》提出「曹操既複五銖，疑後更廢之。」此外，曹丕的五銖錢也僅僅推行了八個月，便因為穀價飆高而宣告失敗，其統治期間仍然以穀物、錦帛為交易買賣的工具，直到曹叡時由於「濕穀」與「薄絹」等偽劣品橫行，方重鑄五銖錢並沿用至晉，然而陶教授仍強調「是至晉惠帝時，錢雖有神之稱，絹尚不失為重要之貨幣也。」
總而言之，曹氏政權之初在恢復金屬貨幣價值一事上頗受挫折，最後才在社會相對穩定，且穀物與錦帛出現大量偽劣品才重新發行金屬貨幣。
孫吳的金屬貨幣政策，基本上也是失敗的。
《晉書．食貨志》「（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
《晉書．食貨志》「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複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儘管孫權發行的是大面額的貨幣，說穿了還是「董卓鑄小錢」、「辛巴威印鈔票」一類的行為，在產值沒有相應提升的情況下，面額再大的貨幣也只能等著被大幅貶值，不管是什麼樣的貨幣，也只是騙取民脂民膏的工具。孫權之所以後來不得不全面回收不再發行，並將這些錢幣重鑄為器物，這意味著幣價很可能已低於銅價。
蜀漢方面，劉備雖然亦有發行新貨幣以收購民間物資，然而其金屬貨幣的發行成效是否如董卓的小錢或孫權的大錢一樣不堪，則有待商榷。
《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更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三國鑄幣比較：曹魏最仁義，劉備最坑人》一文，以此論斷劉備利用發行貨幣製造通或膨脹，進而剝削人民資產。然而劉巴尚有規劃「平諸物價」，即維持物價的平衡，且相關文獻沒有蜀國物價飆漲的記載，《晉書．食貨志》也僅提及金屬貨幣在魏、吳沒有實用價值，因此劉備於益州推行的可能是一種「較成功」或是至少「暫時成功」的新貨幣政策。
又據章映閣先生著《諸葛亮》「從四川、雲南，以至湖北武漢地區出土的眾多蜀漢錢幣來看，充分表現了蜀漢貨幣行使的普遍，不但在國內，甚至遠及東吳，由此更反映出當時蜀漢經濟的發達興旺。」可見蜀漢的金屬貨幣應當是比魏、吳者具實用價值。
當然所謂「府庫充實」的一大原因還包括「令更為官市」，這看起來就如凱恩斯之言，只是可能一來成都民間殷富者眾，二來劉備、諸葛亮有因應通膨的對策，因此對於物價造成的衝擊較小，將於後面簡述。而前述所謂「較成功」和「暫時成功」是因為直百錢發行久了之後似乎不可避免地出現弊病。蜀漢政府後來又有所謂的「傳形五銖」。
《三國食貨志》：「蜀又鑄有傳形五銖錢，則與直百錢並行者也。錢錄卷五：『顧烜譜謂昭烈鑄傳形五銖，蓋五字居左，銖字居右，仿傳形半兩為之。』 古泉匯利集卷五：『傳形五銖，顧烜董遹兩錢譜俱言蜀漢鑄。』
案：傳形五銖不必為劉備所鑄，當系直百錢行久多弊，故蜀鑄此以救民困耳。五銖二字所以傳形者，蓋自值百錢行，五銖之觀念不清，放變更五銖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銖字在右之錢，非僅直直百錢之百分之一也。古泉匯利集卷五有蜀傳形五銖圖，茲摹於次以供參考。」
據此，除了感慨劉備追劉巴，真的沒白追之外，想來諸葛亮在其執政期間對於蜀漢的物價與幣值穩定應當有相當的貢獻。除了提高境內糧食、物資的產值之外，「蜀錦外銷」也是重要策略。出售在魏、吳具有實質高價貨幣地位的錦帛，創造蜀漢經濟繁榮，可謂高明。
《太平禦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山謙之《丹陽記》：「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
《董卓傳》：「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外線，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廓，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晉書．食貨志》「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
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即是政府以新發行或增加發行的貨幣購買民間物資，然而物資實際上並沒有增加，因此在發行更多貨幣或是新貨幣時通膨已經發生，故政府實際上以更低的代價購入人民資產，董卓鑄大量品質低劣的小錢，就是基於這個目的。如今類似的事例，有辛巴威政府無視市場供需平衡拼了老命地印鈔票，導致辛巴威成為全世界通膨最嚴重的國家。
以曹魏來說，由於早先董卓的惡政，導致金屬貨幣的價值不被百姓接受，以物易物的情形普遍，雖然曹操為相後一度嘗試恢復金屬貨幣，即五銖錢的地位，但是根據《曹丕傳》的記載，曹操最終仍然放棄了這個政策。
《曹丕傳》「（黃初二年）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黃初二年）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民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由於曹操「還用五銖」之後至曹丕又再度「復五銖錢」，因此陶元珍教授在其著作《三國食貨志》第六章《貨幣與物價》提出「曹操既複五銖，疑後更廢之。」此外，曹丕的五銖錢也僅僅推行了八個月，便因為穀價飆高而宣告失敗，其統治期間仍然以穀物、錦帛為交易買賣的工具，直到曹叡時由於「濕穀」與「薄絹」等偽劣品橫行，方重鑄五銖錢並沿用至晉，然而陶教授仍強調「是至晉惠帝時，錢雖有神之稱，絹尚不失為重要之貨幣也。」
總而言之，曹氏政權之初在恢復金屬貨幣價值一事上頗受挫折，最後才在社會相對穩定，且穀物與錦帛出現大量偽劣品才重新發行金屬貨幣。
孫吳的金屬貨幣政策，基本上也是失敗的。
《晉書．食貨志》「（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
《晉書．食貨志》「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複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儘管孫權發行的是大面額的貨幣，說穿了還是「董卓鑄小錢」、「辛巴威印鈔票」一類的行為，在產值沒有相應提升的情況下，面額再大的貨幣也只能等著被大幅貶值，不管是什麼樣的貨幣，也只是騙取民脂民膏的工具。孫權之所以後來不得不全面回收不再發行，並將這些錢幣重鑄為器物，這意味著幣價很可能已低於銅價。
蜀漢方面，劉備雖然亦有發行新貨幣以收購民間物資，然而其金屬貨幣的發行成效是否如董卓的小錢或孫權的大錢一樣不堪，則有待商榷。
《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更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三國鑄幣比較：曹魏最仁義，劉備最坑人》一文，以此論斷劉備利用發行貨幣製造通或膨脹，進而剝削人民資產。然而劉巴尚有規劃「平諸物價」，即維持物價的平衡，且相關文獻沒有蜀國物價飆漲的記載，《晉書．食貨志》也僅提及金屬貨幣在魏、吳沒有實用價值，因此劉備於益州推行的可能是一種「較成功」或是至少「暫時成功」的新貨幣政策。
又據章映閣先生著《諸葛亮》「從四川、雲南，以至湖北武漢地區出土的眾多蜀漢錢幣來看，充分表現了蜀漢貨幣行使的普遍，不但在國內，甚至遠及東吳，由此更反映出當時蜀漢經濟的發達興旺。」可見蜀漢的金屬貨幣應當是比魏、吳者具實用價值。
當然所謂「府庫充實」的一大原因還包括「令更為官市」，這看起來就如凱恩斯之言，只是可能一來成都民間殷富者眾，二來劉備、諸葛亮有因應通膨的對策，因此對於物價造成的衝擊較小，將於後面簡述。而前述所謂「較成功」和「暫時成功」是因為直百錢發行久了之後似乎不可避免地出現弊病。蜀漢政府後來又有所謂的「傳形五銖」。
《三國食貨志》：「蜀又鑄有傳形五銖錢，則與直百錢並行者也。錢錄卷五：『顧烜譜謂昭烈鑄傳形五銖，蓋五字居左，銖字居右，仿傳形半兩為之。』 古泉匯利集卷五：『傳形五銖，顧烜董遹兩錢譜俱言蜀漢鑄。』
案：傳形五銖不必為劉備所鑄，當系直百錢行久多弊，故蜀鑄此以救民困耳。五銖二字所以傳形者，蓋自值百錢行，五銖之觀念不清，放變更五銖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銖字在右之錢，非僅直直百錢之百分之一也。古泉匯利集卷五有蜀傳形五銖圖，茲摹於次以供參考。」
據此，除了感慨劉備追劉巴，真的沒白追之外，想來諸葛亮在其執政期間對於蜀漢的物價與幣值穩定應當有相當的貢獻。除了提高境內糧食、物資的產值之外，「蜀錦外銷」也是重要策略。出售在魏、吳具有實質高價貨幣地位的錦帛，創造蜀漢經濟繁榮，可謂高明。
《太平禦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山謙之《丹陽記》：「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