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今（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攤開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鬥爭史。權鬥往往有其政治目的，也會界定鬥爭的對象，理由有時冠冕堂皇，宣稱為了人民或無產階級專政；有時卻也赤裸高舉黨或個人崇拜的旗幟，全賴發動者的政治需要而定。

進一步觀察，政治鬥爭大抵在文化與經濟兩個領域進行，前者涉及路線與意識形態的詮釋權與話語權，後者則攸關經濟基礎或生產力的屬性，因此決定資源分配與民眾的生活問題，都有其重要意義。作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對這些黨史脈絡必然瞭然於胸甚至入木三分。

在文化領域的鬥爭可回溯三十年代的延安整風，毛澤東雖然在遵義會議上取得軍權，但是在長征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透過「扛著紅旗砍紅旗」的邏輯，清洗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國際派，指責這些人犯了路線上宗派主義與主觀主義的錯誤。在整肅劉志丹的過程中，也讓習仲勛日後在文革受到牽連，對於這段歷史習近平應該點滴在心頭。

1957年毛澤東先是發動鳴放運動，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訴求下，邀請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對黨內提供建言。沒想道毛澤東認為這些諍言過了頭，因此回過頭翻臉說是自己「引蛇出洞」的陽謀，目的是為了剷除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隨即發動反右鬥爭血洗發言人士；說穿了，這只是一場整肅異己樹立個人權威的鬧劇而已。

大躍進失敗後，毛只能退居二線，讓劉少奇與鄧小平收拾經濟殘局。劉鄧兩人的方法並不複雜，就是重新恢復多勞多得的市場激勵制度，名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實際路線則是「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殘破的中國經濟居然恢復到大躍進前的水準，然而劉鄧兩人的做法卻也埋下了文革時期被貼上「走資派」的標籤。

文革的爆發，雖然是以歷史小說「海瑞罷官」為名開始，然後打著清算走資派與建立新人新社會的訴求，但本質根本就是一場大規模的權力鬥爭運動。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中宣部人馬，透過高級黑的形式影射自己是昏庸的萬曆皇帝，有意勾起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萬言書阻止大躍進進行的歷史；再加上毛澤東退居二線想要拿回政治主導權，遂造成這段不堪的歷史。

改革開放後，類似的鬥爭依舊持續。1986年第一次民運發生後，黨內左派隨即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為由讓胡耀邦下台。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所謂「反和平演變」的口號，也讓趙紫陽離開權力核心受到軟禁。走過這些歷史的習近平，豈能不明白鬥爭對於鞏固自己權力的工具意義呢？

如果說，文革是一場結合文化與經濟產權的大規模權鬥，那麼中國當下正在經歷一場新的文革。不論是在各個領域，習近平試圖營造「權力絕對化、產權共產化、社會單元化」的氛圍，這些做法都在毛澤東時期的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鬥爭、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找到操作斧鑿與線索。

有趣的是，開革開放以來都鬥爭雖然都與鄧小平有關，但是實際的發動者都是黨內左傾反市場派如陳雲、姚依林等人。每次權鬥後鄧小平沒有把權力讓給這些造反派，而是做出了權力上的平衡，這可視為執行自己「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調整（經濟發展為中心，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即便涉及產權形式，也以宏觀調控、民進國退、國進民退的政策名義為之，這與當下中共的做法截然不同。

平心而論，習近平當下的野望，除了剷除明年二十大的權力障礙外，更希望在下一個中國建軍建國百年來臨時，建立一個沒有西方影響的現代化模式，方能成就自己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