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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網Life論壇佛網Life論壇【綜合類】討論區歷史風雲版(Life論壇) → 【轉貼】德國軍售與中國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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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德國軍售與中國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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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德國軍售與中國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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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頭帶德制鋼盔、身著德式軍服、使用德式軍械的部隊,這就是經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出來的新式中國陸軍,這些部隊在八年抗戰中多次參加重大戰役;而由德國顧問協助中國建立的軍兵工廠,在抗戰時的後勤補給上也發揮了關鍵性貢獻。筆者在此將中德十年間 (1928年 - 1938年) 的軍事關係作一簡要介紹,以當時德國對中國的軍事指導援助為本文中心,而不詳述中日戰史之評析,期能使讀者瞭解這段未被彰顯的歷史。
 

中國亟需現代化的軍事體系

自清末“自強運動”至民國建立前的五十年間,滿清政府曾創建多所西式兵工廠試圖建立軍火工業,但其成效並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科技水準落後,缺少重工業基礎,導致國防工業所需的原料、技術、設備均需依賴外國,不但無法應付大規模戰爭的需要,並且只能模仿到外國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國防需求,所以從列強大量進口軍火成為必要,但這也是中國軍閥橫行,大小內戰不斷的原因之一。

1911年民國建立,國內政局更加混亂,各省內戰日趨激烈,對軍火的需求量更大,滿清時建立的兵工廠產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國軍火進口量大增,其中自歐洲與日本輸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戰時(1914- 1918),歐洲各國大戰正酣,軍火外銷中國量钜幅減少,日本乘機大肆輸入軍火竟占了當時中國總進口量的80%。

1919年美國為推動和平解決中國內戰,並抵制日本獨佔中國軍火市場,故倡議對中國武器與軍火禁運,自1919 年開始芙1929年長達十年之久。而實際上,因歐戰結束,歐洲戰場使用過的各式軍火大量低價外銷,中國南北方政府、各省軍閥還是以走私、偷運等種種方式,進口了相當數量的外國軍火。據統計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間、中國輸入的各國軍火以步槍、手槍、彈藥為主,火炮、軍艦、飛機等重武器則甚少,因為進口的各國械彈口徑性能不一,其中朽劣軍品又多,嚴重影響到部隊戰力;而供應國是以德國(36%)、日本(32%)為前兩名,其餘32%為俄、英、法、美、挪威等國所分。

1928 年南方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義”上統一了全國,在長江以南的區域大力從事國家建設,但日本自“濟南事件”開始,對中國步步進逼,又於1931 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暴露併吞全中國的野心,國民政府深知中日間終必將爆發大戰,必須要加快國防建設,於是加強軍火生產,儲備彈藥機,並成立兵工署,整建漢陽、金陵、鞏縣、華陰等17個兵工廠。

但從當時國內軍隊總人數方面來考量,以上各兵工廠的產能對支應如此龐大的軍火需求還是遠遠不夠的。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於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舉行陸軍編遣會議,對全國龐大的各方部隊進行核實與調整,截止1936年全國陸軍已整建與未整建部隊,共計步兵182個師,46個獨立旅、9個騎兵師、4個炮兵旅及20個獨立團,總兵力共計170萬人。當時各部隊武器各色各樣,零件彈藥互異,致使全國整體性的補充與儲備計畫難以建立;如果依計畫,一個調整師一日戰鬥需步機槍彈80萬發,全國60個師於五年內要建立足夠兩年的械彈補充量,那中國各兵工廠的產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據戰前的一項估計,如果對日開戰,每月步機槍彈的消耗量即高達7億發,這樣驚人的用量勢必要靠國外大量進口。但為避免以前軍火大雜燴的現象重演,必先要從統一全國武器型式與彈藥口徑入手,但中國並無現代化的兵工產能與技術,除了與外國合作否則別無他法,可是哪一個國家是對中國沒有利益衝突,並且願意協助中國軍事力量成長強大的呢?

對日關係因兩國之間軍政糾紛日多而關係惡劣。中國建軍正是衝著日本而來,欲請日本協助中國建軍無異與虎謀皮,自然不可能。


對蘇則因清黨分共的影響,兩國處於絕交狀況,在對共問題始終存在未決之際,自然無法找處於斷交狀態下的蘇聯,請求其派出軍事顧問團來華了。


至於國民政府對英、法關係也一向不好,由於1920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一直以反帝國主義為號召,與英、法在華勢力多次衝突,因此三方關係一直不洽,縱然英、法願意派出軍事顧問團,國民政府也未必就願意接納,使英、法在華利益更行擴大。


而美國則奉行孤立主義,只要中國維持門戶開放,一切概不干涉,自然也不會派出軍事顧問。


最後是德國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國防工業,並將現代軍事思想大規模引進中國,有效地提升了中國軍隊的戰力。
 

中德關係的建立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於1870年完成德國的統一,開始了德國的興起。但此時也是中國國勢日益低落的時代,幾年間德國在歐洲即取得重要地位並展開了與中國的關係。與其他列強一樣,德國經由割地、賠款、設銀行、修鐵路等方式,在中國山東與東北擴充地盤,所以與俄國、日本常發生利益衝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亂後的辛丑賠款中,德國得到20%僅次於俄國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國與中國的關係又開啟了另一個新頁。

當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孫中山先生力主中國應保持中立,反對加入英法日美的協約國參戰,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時與德國斷交,當中山先生南下護法決心推翻段氏政府時,德國方面聯絡中山先生,表示願提供兩百萬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進行軍事經濟合作的構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國,表達願借重德國的技術與人才協助中國的發展,但基於現實考慮,德國未同意與南方的廣州政府建立正式關係,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義已開始秘密聘請多位德國顧問與技術人員在廣東服務,建立了日後國民政府與德國軍事合作的基礎。

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受凡爾賽合約限制,被迫縮減軍備與軍隊規模,大量的軍人除役,許多與軍需有關的工廠企業失去發展機會,面臨了嚴重的失業與倒閉危機,德國此時亟需發展海外市場來減緩國內經濟問題,於是促進對中國關係開始加溫,建立經濟文化交流成為德國對華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對中國領土與政治利益的企圖。

1927年蔣介石進行清除黨內共產黨勢力的行動、驅逐蘇聯顧問並終止聯俄政策,蔣對德國本來素有好感,此時對引進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中國軍事現代化是相當積極的。經過多次接觸,1928年底德國方面派來鮑爾上校應聘來華擔任軍事顧問,開啟了中德軍事交流的第一步。從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國軍人來華擔任顧問,這些顧問實際上都得到德國政府的同意與支持。

五位德國軍人是:

馬克斯•鮑爾上校  1928年11月--1929年4月成立教導隊,儲備編譯人才,倡議中國軍火工業的建立.

赫爾曼•克堳蘁舅W校  1929年4月--1930年5月 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 

喬治•魏采爾中將    1930年5月--1934年4月  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擔任“一•二八上海事變”、“中原大戰”、“第五次圍剿紅軍”的作戰顧問 

漢斯•馮•塞克特上將  1934年4月--1935年3月 促進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增強陸軍的素質與戰力

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 1935年3月--1938年7月 協助中國發展自給自足的軍火工業,建立現代化的輕武裝機動陸軍,建立長江以南防禦體系,大量引進德式裝備與軍事體系,奠立中國現代化軍事的基礎 .

國民政府決定以德國體制來建立新的中國軍隊(以下簡稱國軍),隨著德國軍事顧問的來到,德國裝備與德式訓練自然也跟著而來,軍火相關的重工業集團、生產設備製造廠、原料供應商,也紛紛來到中國開展了密切的往來。 


來華德國顧問的貢獻 

德國顧問團來到中國,除有退伍軍官外,還包含經濟與技術專家,對於中國的工業狀況多有所瞭解。他們認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力量是不足以支應一支現代化陸軍作戰 需要的,所以必須要從速建立自主的軍火生產工業;又為戰時快速輸運部隊,建立戰略性鐵路網也是極為必要的。於是賽克特顧問引進德國和蔔樓公司(HAPRO,原名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又引進西門子洋行與烏爾夫公司,整修浙贛鐵路、平漢鐵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鐵路,由德國來提供貸款機器技術,協助中國進行交通建設與重工業建設,有效地提升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相對於中國需要德國的協助,德國有求於中國的是稀有戰略金屬——鎢礦砂,它是製造鎢合金鋼的關鍵材料,與製造槍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時亞洲的產量占全球產量的80%,中國華南地區的產量又占亞洲第一,中國的鎢產量佔有世界舉足輕重之地位。雙方議定用以貨易貨方式來進行貿易,中德兩國通過這樣的雙邊經濟往來均深蒙其惠。


在國防體制方面,賽克特顧問於1933年提出《陸軍改革建議書》,他建議:中國急需的不是人數龐大的陸軍,而是全力建設一支訓練精良、裝備齊全的精質部隊,應先建立一支模範隊伍、再逐步推廣到其他部隊完成國軍的改造。這個建議為蔣介石採納,次年(1934)年底,蔣介石進行“國軍六十個師的整軍計畫”。截至 1937年六月抗戰爆發前,國軍已完成35個調整師與24個整理師,另調整東北軍10個師、廣東軍10個師、川康軍26師及9個獨立旅,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改造工程。在這些部隊中直屬中央的有三十個師,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過德制裝備與訓練,其餘的各師多少也以德制編裝為標準作過調整,這些部隊在抗戰初期就成為直接迎戰日軍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個師,與唯一完全按德國步兵標準編裝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最稱精銳。

下圖一看就是國軍精銳,居然都穿著鞋,還有鋼盔、手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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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國軍的裝備---草鞋,以及不統一的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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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克特顧問的繼任者——法肯豪森將軍,他很瞭解以當時中國的工業能力、財力與官兵素質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國標準的陸軍是有困難的,中國的“國軍六十個師的整軍計畫”只能算是具備現代陸軍初步的雛形,與真正現代化的標準有相當距離,故而法肯豪森認為國軍應先成為“輕裝快速部隊”,具備以下的特性:

- 大部隊移動時以鐵路來運輸,使兵員可快速集中到戰場邊緣

- 不倚賴重炮、戰車等重型裝備,而是靈活機動地使用自動武器作戰

- 與若干戰車與炮兵單位配合,進行協同作戰

這就是“輕步兵”的建軍概念,對於當時的中國的國情與環境而言,德國顧問的論點是很中肯務實的。

在引進現代軍事思想方面,德國顧問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將西方軍事觀念如縱深佈署、內外線態勢、機動作戰、攻擊/防禦重點……等理論及實務帶入國軍訓練中,讓封建閉鎖的中國軍隊首度接觸到完整的西方現代軍事科學,這個刺激與啟發無疑是極其重大的。另外德國顧問也協助中國政府規劃兵役制度、軍令軍政的權責執掌、國防工事建構、全國整體防禦體系,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為從基層幹部建立起德制陸軍的基礎,自中央軍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種兵科的德國顧問來到中國軍校擔任教官,當時中央軍校是培養國軍基層幹部的搖籃,學生們多懷有救國建國的理想,在此熱切地接受德國教官的認真指導,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維;法肯豪森對此頗為稱許,曾讚譽南京中央軍校的學生是“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

1934年大量的德制裝備開始運到中國,在一批價值一千五百萬銀元的軍火中,包含有:

24門15公分野戰重炮(即德軍FH-18型),

20門37公釐戰防炮(即德軍Pak 35/36型),

數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槍,

數千支捷克造輕機槍((ZB-26),

瑞士奧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釐機關炮,

此外還有西門子的通訊機、蔡司望遠鏡、德制輕戰車,架橋機,防空探照燈等各種裝備,開始進入了中國的部隊服役。

1936年德國運交中國二千三百萬馬克軍火,1937年德國運交中國八千二百萬馬克軍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於長江江防),高射炮、步槍、機槍、迫擊炮、重機槍、大批各式彈藥,鋼盔,以及魚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機,還有制鋼、煉焦、化工、兵工生產機具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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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努力與建設,國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間,于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德制國軍投入淞滬會戰

在國民政府的建軍規劃中,陸軍是採用德制裝備與訓練,另一個重要的軍種——空軍,卻沒有走德制的路線,各型飛機多是向美國採購的,但這個在全世界都屬最年輕的軍種也是成長進步最快的軍種,新型戰機不斷的推出,必須要快速的換裝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國對外採購軍火的另一類巨大開支,即是在於作戰飛機與零件彈藥,不過主要輸入國並非德國。

1937年7月7日爆發“蘆溝橋事變”,原先日軍是想按照以前的技倆,把這次衝突搞成一場“局部事件”,然後再交涉停火壓迫中國退讓,日本又可輕易地佔領一塊中國領土,這種“蠶食”策略已成功過很多次。但這次日本盤算錯誤,中國全國抗日呼聲高漲,絕不容忍日本軍事力量深入中國關內,這是攸關中國存亡的生死大事,國民政府也決心不惜與日軍大戰也要保衛國土。但是在華北地區日軍佔有地利優勢,它的重武器與車輛在華北平原行動自如,國民政府的有力軍事設施也不在華北,並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區集結優勢兵力,準備等待國軍北上馳援,以逸待勞來場決定性會戰,一舉摧毀中國軍主力。蔣介石等將領深明此種態勢對國軍不利,於是決定在上海地區開闢戰場,如此日軍的優勢在華中水網丘陵地形內將會降低,駐華中地區的中國新式陸軍也可迅速調集到上海參戰,並且利用上海列為國際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國抗日戰爭的努力傳揚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國的關切與支持,避免在華北作戰被視“地方性局部衝突”,遭到國際視聽的忽略,這就是1937年“8•13淞滬會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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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看~塞克特防線=ゼークト ライン 分佈陣地)


“8•13淞滬會戰”歷時三個月,這是中國近代首次海陸空三軍大規模會戰,也是全中國軍事力量的大動員,它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1)圍攻期 (8/13 – 8/22)

    蔣介石調動戰力最強的德制第87/88/36三個師,率先投入會戰打響第一槍,主動出擊圍攻日軍在彙山碼頭、公大紗廠、日本租借區等地的據點,國軍配備德國15公分重炮的“炮十團”與輕戰車及戰機都參與攻擊行動,歷經四次總攻,雙方反復巷戰爭奪陣地,敵我傷亡均極重大。德國顧問建議國軍改變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擊群戰術”——即集中兵力對敵進行點突破後持續挺進,再由後續部隊包圍敵人擴大戰果,這乃是一次大戰之後德國軍事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國軍在實戰時,還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衝鋒前進”的習慣戰法,沒能有效活用重點穿突、快速挺進的要求;加上後續的增援部隊調度常有不當,未能及時守穩前鋒部隊得手的陣地,反被日軍逆襲奪回遮斷後路。另外自動武器配合協調度也不夠,20厘機炮 / 37厘戰防炮不能即時在火線上支持步兵壓制敵火力據點,國軍又習於衝鋒硬攻導致損失慘重。德國顧問又發覺在實戰中,國軍的情報偵察工作不夠確實,對敵兵力佈署、對敵企圖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訊紊亂與友軍協調不足,雖官兵人人英勇奮戰,但以上諸多不利因素造成國軍在戰鬥中傷亡大、戰果小的結局。

(2)反登陸作戰 / 守勢作戰期(8/22 – 10/27)

    8月23日,敵軍增援部隊自吳淞口、寶山一帶登陸,國軍也北調應戰,戰局從市區街道移轉到野戰,除了第87/88/36三個師外,並加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一部參戰,同時其他接受過德制訓練,頭帶德制鋼盔的第1/2/18/74軍也趕到戰場,國軍在羅店、月浦、師子林等地激戰。但是日軍有海軍艦上巨炮與空中戰機直接火力支援,國軍傷亡漸增攻擊失利,於是改采以陣地戰為主的守勢作戰。

    自9月6日起,日軍再增援兵力,國軍退守瀏河鎮 - 蘊藻濱 - 洋涇一線,在這長約五十公里的連續戰線上,國軍配置了來自全國各地七十個師的兵力,中日雙方共有近一百萬的兵力在此進行著慘烈的陣地戰,國軍在戰線上佈署數十萬的部隊,構成兵員密度非常高的防禦線,面對日軍優勢的海空炮火,國軍承受很高的傷亡數字,雙方反復拉鋸爭奪陣地,日軍稱此為“血肉磨坊”,可見戰況慘烈之程度。德國顧問群也親臨前線,協助國軍策劃佈署作戰,所以有外國人稱羽為“德國戰爭(The German War)”。

(3)全面撤退 (11/5 – 11/26)

    為突破淞滬戰場的僵局,日軍於11月5日清晨登陸杭州灣金山衛一帶,展開一場大奇襲,計畫直取國軍後背,配合國軍當前的日軍,準備前後合圍一舉來場殲滅戰。國軍雖然立即調動部隊反擊,但當時國軍的裝備、訓練、戰術觀念還無法進行這種“機動性的攻勢作戰”,在反攻無效後,國軍只得迅速下令全線撤退,以避免被日軍內外包夾。

 

在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中,中國投入約40%的全國總兵力,新建的德制陸軍精銳盡出投入戰場,消耗損失的程度相當嚴重,中國方面的傷亡有多種估計數字,大致上是從十八萬到三十萬人不等,但無論何種演算法,中國新生的國防力量的確是遭到相當大的折損。羽的評價日後在國共雙方有不同之觀點;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時期也有不同的褒貶,要見到更宏觀、更公允的評論,恐怕要留待未來作更進一步的辯論評析了。現引用一段當時外國新聞通訊來見證此戰之一端:“(10/28/1937)  倫敦海外通訊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

與此同時,正當“淞滬會戰”在前線進行激戰時,國民政府也盡速將全國重要的工業設施遷移到內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廠當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後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又重建起來並擴大產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應爾後國軍所需的輕兵器彈藥,使得中國得以進行持久抗戰。

為補充“淞滬會戰”後國軍武力損失,國民政府於1938年初派專人在香港與德方議定緊急採購武器,內容包括:

步槍三十萬支(每支配彈一千發)

手槍三萬支(每支配彈一千發)

機槍兩萬挺(每支配彈一萬發)

37厘戰防炮五百門(每門配彈一千發)

迫擊炮五百門(每門配彈二千發)

 

同年三月,蔣介石電再令駐德專員在採購武器一批: 

迫擊炮三百門(每門配彈三千發)

駁殼槍二萬支(每支配彈二千發)

高射機關炮三百門(每門配彈五千發)

15公分重炮彈六千發

各式炮彈一萬八千發

步、機槍彈三千七百萬發

水雷一批

不久後,大部份訂購的德制軍火,經由德籍貨船陸續運到香港,隨即交付給國民政府配發到部隊;依據戰史推斷,以上這些採購的德制武器應是重整國軍軍備,在當年稍後發生的“武漢會戰”中發揮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對華政策的改變

前述德國對華軍售與顧問指導,都獲得德國政府的核准與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這五年,中德雙方的往來達到高峰,這與當時德國執政的希特勒有極大的關係。

希特勒於1933年一月當選德國總理取得政權,旋即撕毀凡爾賽合約,開始重整軍備擴充軍力,對於鎢礦砂的輸入非常迫切,而德國軍火出口對德國經濟也甚有幫助,這與中國抗日建軍的需要剛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軍事 / 經濟合作的關係,德國的國防部、外交部、工業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當時對中國、日本分別保持等距的外交關係,尚未因日本而影響對中國的往來。

1937 年希特勒進軍萊茵河沿岸,與英法兩國衝突的態勢已現,歐洲的局勢開始緊張。同年中日開戰,德國希望中日爭端能和平解決,故令駐華大使陶德曼調解中日衝突,但斡旋並未成功,德國內閣對是否調整對華政策也有爭論,不過還是以贊成繼續軍售的一方占上風,德國武器仍然供應中國,軍事顧問也繼續在華服務。

1937 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國簽立反共協議,結合成三國軸心的政治聯盟,希特勒的態度已明顯轉變,為實現其侵略計畫,決定犧牲與中國的關係改采“聯日政策”,期使日本牽制蘇俄在遠東的力量,以利德國將來在歐洲戰線打擊蘇俄。1938年二月,德國內閣改組,原先對華友善的國防部長與外交部長去職,新任外交部長李賓特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為親日派,外交政策也隨之修改不利於中國。

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佈承認東北的偽 “滿州國”,並停止中國學生赴德接受相關軍事訓練,戈林元帥並指示禁止武器銷往中國。不過實際上,儘管官方宣佈禁售政策,德方還是暗中運交了許多武器、原料、兵工生產機具給中國,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國再行組裝,或假稱輸往第三國再轉運至中國交貨等方式,繼續進行著對華軍火銷售。後德國政府嚴令在華軍事顧問一律返國,否則視同抗命叛國,法肯豪森等顧問於六月底離華,行前向蔣介石表示絕不洩露所知的中國國防事務,中德間的軍事關係至此結束。

1939 年九月,希特勒揮軍波蘭,歐洲大戰一觸即發。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國締結為期十年的軍事經濟同盟,德國承認日本在亞洲建立勢力範圍的領導地位,三個法西斯國家相互結合在全球進行侵略戰爭。1941年七月一日,德國承認南京“汪精衛偽政權”,中國宣佈與德國斷決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蘇聯合對軸心國宣戰,中德成為敵對國家至二戰結束。

 
結語

1936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陳誠將軍,對當時新建的德制陸軍有下列評語:“抗日戰爭越晚爆發對中國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準備時間……如果目前發動,我方一定是處於被動局面,如再遲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動的機會,如遲兩年爆發,則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動局面……”。

“如果中日戰爭晚兩年爆發,國軍就能取得主動地位”——這種論點或許有些過度樂觀,但經由德國顧問的指導與德制武器的換裝,再經兩年的充實,中國軍隊的戰力將會更強大,這一點絕對是毫無疑問的。

從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沒有戰前德國的軍事指導與協助,很可能發生的狀況是:

1.1937年“淞滬會戰”沒有新式德制陸軍的投入,這場戰爭可能不到三個月中國就戰敗了,國軍軍力損失也會更嚴重;日軍的損失會較少,所以乘勝沿長江西進追擊的速度會更快,將加速對內地省份的攻勢。

2.沒有德國在1937年持續供應中國軍火,“淞滬會戰”時國軍無法保持足夠旺盛的火力與日軍對抗三個月,此戰後如無德國在1938年繼續向中國運補武器,以中國自產的軍火量(受兵工廠向內地遷移等因素影響),是不足以支應當年戰爭消耗的。

3. 如無德國在戰前協助中國建立軍火生產體制、提供貸款、進口機具、建立新型兵工廠與產能,中國將無法自立生產足夠的輕兵器與彈藥,抗戰也就無法堅持八年之久;缺少自產的基本彈藥供應,中國的抗戰事業很快就無以為繼了。如果中國在1941年底前戰敗,被迫與日本和談,失去了“苦撐待變”的機會,那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也不會與美、英、蘇並肩作戰,也不會獲得二戰最後的勝利,進而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中國當時處境艱難社會貧弱,面臨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戰,只能忍辱負重建設國家、爭取時間培養國力,多少戰士以血肉之軀抵擋敵人優勢炮火,犧牲在戰場殺戮之中,而中國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德國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回憶這段七十年前的歷史,再對照今天的世界,可以發現——“無科技力即無經濟力,無經濟力即無國力,無國力就無國家安全”; 憶古思今,令人欷噓也當為吾人之警惕。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9/4/29 下午 03:51:53編輯過]

諸佛正法聖僧眾,直至菩提我皈依,願我所修諸功德,為利眾生願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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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淞滬會戰︱真實的「德械師」:火力遠不及日軍,但意志堅定

說起「德械師」,我們總認為德械師是清一色德式武器的部隊。網上一些文章都稱「德械師」裝備無論是輕武器還是重武器都遠遠強於日軍,但戰鬥力卻十分低下,沒有任何戰術可言。那麼,歷史上的「德械師」真是如此嗎?


「德械師」的組建


長城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就計劃整建軍隊,擴充軍備。按照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的提議,準備組建60個國防師,每個國防師直屬一個炮兵團。但因財力有限以及軍工業薄弱,國民政府無法組建60個國防師。到了1935年在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接替塞克特,法肯豪森不僅繼續推進塞克特的改革計劃,還倡導國民政府自行發展軍工業,以最終完成自給自足的目標。


按照法肯豪森的建議,國民政府需要整改60個師及10個重炮兵團。每個師管轄1個炮兵營、1個戰車防禦炮連、1個高射炮連,團直屬1個步兵炮連、1個小炮連。完成這一整改,光150毫米重型榴彈炮就需要240門,這還不算別的輕、中型火炮,這些武器絕大部分要從德國進口。輕武器上,根據德國毛瑟1924式步槍的圖紙仿製出了的中正式步騎槍。之後,國民政府又成功仿製出捷克式ZB26輕機槍、馬克沁重機槍(二四式重機槍)和二十式82毫米迫擊炮等步兵武器。但由於綜合國力限制,截至抗戰全面爆發前,國民政府僅調整了30個步兵師。這30個步兵師因接受德國軍事顧問的訓練,官兵頭戴德國M35鋼盔並裝備及少量的德式武器,因此日後被稱為「德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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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德械師」部隊

 經過了屢次的整理和調整, 這些部隊是展現了一個現代化國防軍的樣子, 也許是因為這些部隊與其他部隊外觀上的差距, 使得一般人以為, 這樣『好』的部隊,想像中德國部隊也不過如此了, 因此躍躍欲試。但這30個「德械師」真正能達到計劃最初標準的僅僅只有教導總隊,而其餘的師,除了僅少數的師能有1個山炮兵營、戰車防禦炮連外,絕大多數的師都沒有裝備。比如最有名的精銳德械師第36師、第87師及第74軍第51師、第58師。這4個師除了第87師有6門37毫米戰車防禦炮外,其餘3個師一門都沒有。75毫米山野炮,也只有第58師有4門滬造克式山炮。認真說來,這些部隊僅能算是外表貌似的「山寨版德軍」。1937年8月, 宋子文向日本特使說: 『現在最危險的情況是, 日本軍隊低估了中國, 中國軍隊卻高估了自己。』這一句話, 可以說非常傳神的描述了當時的現象。


以第36師為例子,全師僅有步槍4000支、輕機槍324挺、重機槍72挺、20毫米機關炮8門、82毫米迫擊炮24門,重火力上根本無法與日軍師團相比較。至於輕火力,很多人認為國軍一個師有1萬多人,步槍、輕重機槍、手榴彈居多。近戰中,應該國軍應該能占優勢。但這一優勢僅僅是表面上的,實際戰鬥中,「德械師」一個師火力都無法抗拒日軍一個聯隊。


日軍一個聯隊火力碾壓「德械師」


日軍常設師團、特設師團都管轄4個步兵聯隊,以常設師團管轄的步兵聯隊為例。每個步兵聯隊擁有步槍2142支、輕機槍72挺、重機槍24挺、50毫米擲彈筒144具、70毫米步兵炮6門、37毫米速射炮4門、75毫米山炮4門。輕武器數量上對比,「德械師」遠比日軍一個步兵聯隊多的多。火炮上一個德械師有24門82毫米迫擊炮、8門20毫米機關炮,日軍僅有6門步兵炮、4門速射炮、4門山炮。日軍一個步兵聯隊看似沒有任何優勢,但實際上日軍一個聯隊火力卻碾壓一個「德械師」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國民政府先後派出20個「德械師」奔赴上海戰場。筆者以其中一個師在整個會戰的彈藥、炮彈消耗與日軍一個聯隊及一個大隊的彈藥、炮彈消耗做對比,就能看出誰強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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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戰中,主要靠的就是重機槍、手榴彈、擲彈筒以及步兵伴隨火炮。第36師雖然重機槍數量是日軍一個聯隊的3倍,但彈藥消耗遠遠不及日軍。日軍第34聯隊平均一挺重機槍能打2.2萬多發子彈,而第36師作戰60多天一挺重機槍只能消耗4657.3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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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師京滬戰鬥詳報


因為缺少重武器,中國軍隊普遍裝備大量手榴彈,但第36師一場會戰僅僅消耗了四千來枚,平均2個戰鬥兵消耗一枚。日軍每個士兵雖然配備2枚手榴彈,但主要用擲彈筒發射,射程能達120—150米左右,同時日軍50毫米擲彈筒榴彈也消耗了將近八千枚。射程上遠遠高於國軍士兵用手投擲的距離,光這一項日軍就能死死的壓制住第36師。

火炮方面,第36師的82毫米迫擊炮只能曲射,最大射程只有2800米左右,而且炮彈消耗的並不是很多。相反日軍的四一式75毫米山炮,最大射程7100米,既可以壓制一線步兵,又可以壓制後方陣地。炮彈爆炸威力又比迫擊炮彈大,射程又遠。加上日軍還有射程2788米的九二式70毫米步兵炮,該火炮既可以平射又可以曲射,炮彈消耗得也不少,與山炮相配合能完全壓制第36師迫擊炮兵。

如果第36師以一個師兵力獨自進攻日軍第34聯隊,除了兵力是日軍是3倍以上,火力上第36師完全處於劣勢。而且在淞滬會戰中,日軍一個聯隊單獨進攻時,還會配屬大量炮兵,火力上直接上升了一個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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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個統計表不難看出中國軍隊與日軍火力上的巨大差距。日軍第34聯隊3800來人的步兵聯隊作戰,除了聯隊本身的炮兵外,還配屬了1個野戰炮兵大隊、1個150毫米臼炮大隊、1個150毫米榴彈炮大隊,共有75毫米山炮4門、75毫米野戰炮8門、105毫米榴彈炮4門、150毫米臼炮12門、150毫米榴彈炮12門。第6聯隊同樣配屬了3個野戰炮、榴彈炮大隊,同時協助第3師團作戰的還有獨立野戰重炮兵第15聯隊的16門十四年式105毫米加農炮支援作戰,其火力十分強悍。

反觀中國軍隊,第19集團軍、第21集團軍一共有17個師又1個步兵旅,沒有任何配屬炮兵。統一指揮的炮兵部隊也僅有卜式75毫米山炮36門、日造38式150毫米榴彈炮8門、SFH18/32L型150毫米榴彈炮8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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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裝備的卜福斯M1930型75毫米山炮


毫不誇張地說,日軍一個聯隊配屬炮兵光以炮兵火力,就能壓制中國軍隊5個左右的「德械師」。而且日軍還有強大的海軍、航空兵力量,淞滬會戰的中國軍隊沒有任何優勢。

日軍眼中的「德械師」:戰鬥到最後一人的中國軍隊


「德械師」裝備及火力雖然遠無法和日軍相比,但戰鬥力以及戰鬥意志卻十分強悍。第6聯隊從吳淞附近登陸到會戰結束,先後與第11師、第87師、第88師、教導總隊等交戰。在《步兵第六聯隊歷史》寫道:「敵人大部分為中央直系軍,戰鬥素質武器裝備優良,抗日意識十分徹底。步槍、手榴彈使用方法熟練,並且十分勇猛果敢,經常主動進攻。防禦戰法:巧妙的利用水田、墓地、民,房構築堅固的防禦陣地。陣地配置了大量步槍、機槍,每個火力點都有側防火力。敵人進攻十分善於夜戰,在接近我方陣地三、四百米處便發起進攻,五十米內投擲手榴彈突入進攻。」


日軍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10月9日的陣中日記寫道:「另外,我又要求他們提醒每個士兵要有思想準備,不能依賴炮兵的火力,要隨時準備通過步兵的輕重武器甚至刺刀奪取敵軍陣地。同時,因為我感到原本是我軍特長的夜襲行動,最近倒被敵軍占了先。特別是蔣介石命令他的士兵,如果陣地被敵軍奪去一定要進行反攻將其再奪回來。」

從日方史料不難看出,「德械師」構築陣地很堅固。並主動進攻尋找戰機,而且十分善於夜戰。


關於國軍官兵戰鬥意志方面,淞滬會戰最後一次大戰役蘇州河南岸戰役,稅警總團、第36師、第87師、第88師等死守蘇州河南岸陣地,其中第36師一部官兵沒有一個人退縮,該部官兵幾乎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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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擊蘇州河南岸的日軍105毫米加農炮兵陣地

日軍部隊史《步兵第三十四聯隊史》寫道:「蘇州河一戰,中國軍在炮擊和被破壞的陣地中一步不退,以捨身的戰法死守火力點。薛家墅陣地掃地時,未被破壞的三個堅固的水泥制碉堡內,數十名士兵寧死不降,以手榴彈對抗,最後全員戰死在蘇州河。其勇敢戰鬥不亞於我官兵。聯隊正面之敵遺棄屍體數量在一千九百五十具,俘虜只有重傷不能動彈的士兵一名。」

因中國軍隊的奮勇血戰,導致上海一戰日軍的傷亡驚人。原日軍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上村利道大佐的日記中,附錄了當時日軍上海派遣軍軍醫部統計的日軍損失。截至12月底日軍上海派遣軍傷亡高達104409人。如果排除掉追擊作戰、南京戰役的損失,日軍上海派遣軍在上海傷亡在8萬人左右。

1938年日本華北方面軍一年的總損失不過49050人,而上海派遣軍僅僅作戰4個月就損失10萬餘人,足以證明「德械師」的戰鬥力。 中國在還沒有準備完成的情況下, 捲入一場與世界一流強國的全面戰爭。 只有用血肉之軀、 錦繡山河的空間與敵人週旋。 也就是因為沒有所謂的德式裝備師, 對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在上海、 南京前仆後繼倒下的中央軍部隊, 更值得後世的我們景仰。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0/10/29 下午 09:05:12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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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塞克特防線」之崩壞

第二次淞滬抗戰(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變”)是一個很罕見的例外。抗日戰爭中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戰役現在不是中日雙方都有共識是由日本方面主動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條溝事件,武漢會戰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責(如盧溝橋事變) ,唯有這淞滬抗戰則是雙方都搶擔責任,強調是自己一方主動進攻。日本認為是日本海軍主動挑起了這場戰役,使陸軍捲了進去,其結果是使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中日秘密會談破裂,擴大了戰爭。而國府(現在大陸也採用這種說法)則認為淞滬抗戰是蔣委員長主動出擊,“先發制人”。但由於種種原因,最後還是敗得很慘。其中由德國顧問協助策畫建造,被國軍寄予厚望的塞克特防線之崩潰是重要主因之一。

蔣委員長很信任德國人,因為德國人確實沒有辜負他,確實幫他把紅軍給趕到陝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軍閥到處私放紅軍,那紅軍能不能被趕到陝北還能夠再討論討論。

所以這次淞滬抗戰,蔣介石還是用德國顧問,德械師。成算在胸。

但是蔣介石這次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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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元帥,一戰德軍參謀總長

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也不能不說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蔣委員長的是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德國國防軍之父,曾先後擔任過土耳其,魏瑪共和國的總參謀長。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沒有人能夠發動叛亂,而我絕不會發動叛亂”。蔣委員長在上海附近佈置的防線就叫做「塞克特防線」,另外還有包含呉福線與錫澄線、乍平嘉線到南京等堅強的塹壕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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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塞克特防線是採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塹壕戰為主,上海防線有3道塹壕,有鐵絲網、地雷,並在要點強化了機槍碉堡。

塞克特防線」工事大部份完成在1937的春季,而日本方面也知道這個情報。

1937年11月淞滬戰役末期,日本第10軍在杭州灣登陸前夕,日本偵察機在高空偵查嘉興境內的中國號稱難攻不落的「東方興登堡防線」之乍嘉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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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嘉線由乍浦→平湖→嘉善→西塘,據中國在《嘉善縣志》1995版軍事篇 記載,乍平嘉國防工事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當年在嘉善境內共有碉堡(炮樓)316座,其中大型的33座,中型的7座。

1957年,嘉善縣人武部調查發現還有 殘損形狀不同大小不一的碉堡17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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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開始由德國享有「國防軍之父」美譽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計劃建立,連同上海郊區的碉堡到錫澄線、乍嘉線、吳福線之「京滬杭國防工事」,日本稱為「塞克特防線(ゼークト ライン )」。

1934年到1936年,國民政府為了防止日軍大規模進攻上海,而花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修建的一道吳福線國防工事。

該國防工事北起常熟福山,南到蘇州吳縣。

吳福線工事主要分為地面上的碉堡和地下秘密工事兩部分,全部用鋼筋水泥建成。

這些國防線原是由德國顧問實地勘查所設計,但規模龐大非中國財政所能負擔,於是參謀本部李青等人參照德國規劃,擬定出折衷方案的國防線。國防線的工事掩體、交通壕多來不及完成,或找不到掩體、打不開暗鎖,部分工事構築位置、品質不符需求。 因此國防線一開始就「先天不良」。


而後蔣介石在淞滬挑起戰端,目的就是要讓中日戰爭國際化,使英、美、蘇、德、義等國介入干涉,但戰局卻不如預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認為不應繼續在淞滬作戰,但因太平洋會議召開在即,使蔣決心讓國軍再堅持至會議召開,以利爭取外援,因此喪失機會,破壞塞克特原訂計劃。於是太平洋會議中列強對中國局勢漠不關心,而國軍則在淞滬陣地打到潰不成軍,等撤退命令下達時,前線部隊早已呈無秩序的潰退,無法進駐防線進行有效的阻擊,造成「後天失調」。

*以下羅列蔣介石日記摘本《困勉記》對此時期,蔣介石的外交考量與蔣介石對各國的批評:


《蔣介石困勉記》八月十八日:美國態度惡劣,且變為毫無骨格之國家,令人駭異!


《蔣介石困勉記》八月十九日:惟外交方面,上海各國大使已拒絕我要求令撤離倭艦五浬之通牒,形勢不佳,此時我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利多而害少,惟當與英、德說明耳。


《蔣介石困勉記》八月二十日:英國提議調解,可運用之,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乎?


《蔣介石困勉記》八月二十六日:聞英大使在京滬途中被倭機轟射受重傷,曰:「此事必於我無損,於倭不利,或於全部戰局有關,但未知英國取何種態度耳。」


《蔣介石困勉記》九月二日:我之政略,應在大處遠處著想,在小處著手,使敵之弱點缺點,遂漸暴露,以促進各國之干涉,尤應先使美國參加對敵經濟制裁,或贊成召開太平洋會議,則英俄政策,必益加積極矣。


《蔣介石困勉記》九月七日:會商外交,決定派胡適赴美,蔣百里赴德、意。


《蔣介石困勉記》九月三十日:外交形勢,蘇俄始終冷淡,允我飛機,約定月底抵蘭,至今尚無機到華,且召其大使回國,究不知其用意所在?


《蔣介石困勉記》十月二十三日:考慮對九國會議方針,曰:「甲、不與敵妥協;乙、不拒絕各國調解;丙、調解不成之責,應使由敵負之;丁、目的在使各國怒敵而作經濟制裁,并促使美、英允俄參戰;戊、上海與華北,必使為整個不可分之解決。」


《蔣介石困勉記》十一月一日:研究對九國會議宗旨,曰:「中倭戰事,祗要第三國參加保證,則可調停;若中倭直接妥協,則任何條件,皆不願問,惟有抵抗到底,雖至滅亡,亦所不惜!」


《蔣介石困勉記》十一月八日:決令撤退蘇州南岸,曰:「藉此戰略關係而撤退,使敵知我非為力盡而退,則不敢窮追與再攻,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蔣介石困勉記》十一月十七日:與戴傳賢、王寵惠、孫科、孔祥熙商外交,曰:「應使美、德聯合,出而調停乎?應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國之實力如此,若九國會議無堅決制裁之表示,決無效力。」

11月,從上海撤退的國軍撤至吳福陣地。但是第15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給蔣介石發去了一份機密電報:「吳福線的國防工事雖然很堅固,但是大部分工事卻無人看管,部隊找不到進入工事的鑰匙。即使個別能夠進入的,也因為事先沒有準備好充足的糧食和水源而不能長期防守。」「前線撤退而在國防陣地之軍政要員,尤其兵站、交通、通信等單位卻同時失去連絡,無人負責。江南湖沼河渠交錯,在軍事上非完全障礙,有變成空隙薄弱之虞,須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由於碉堡無鑰匙開門,耽誤占領陣地及部署部隊組織防禦的時間, 中國軍只能棄守吳福線向錫澄線「轉進」......

日本「上海派遣軍」部署第13師團由常熟地區向位於錫澄陣地中間的青陽鎮進攻,軍主力第18師團、第11師團及第9師團向無錫進攻, 中國軍不敵再度棄守錫澄線......

所以上海淪陷後擺在南京前面的吳福線、錫澄線堅固國防線,全部被日軍突破,南京面前已無可以用來防守的陣地。

又由於中國軍撤退混亂,軍紀蕩然無存,沿途堅壁清野,燒屋擄略,防衛南京重要的「東方興登堡防線」竟無法固守! 花了大把銀子人力物力築成的防線就這樣成了廢物 ,國軍防線全面崩潰。日軍一路向南京燒殺而去......。


孫子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俗話也說:「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蔣介石冀望國際介入調停 , 卻沒想到如果列強袖手旁觀 , 中國該如何持續(或結束)這場戰爭? 可說中國一開始戰略目的之錯誤及戰術上的疏漏導致淞滬會戰及之後南京保衛戰的悲慘結局。孫子兵法一開始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肩負國家興亡大任者 , 豈可不慎乎 ?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0/11/1 下午 08:25:33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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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忌憚的德國人
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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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底開始,直至1938年的10年中,蔣介石先後聘請了以馬格斯·鮑爾(Max Bauer)、 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喬治·魏澤爾(Gearg Wetzell)、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為總顧問的5任德國軍事顧問團。

其中喬治·魏澤爾貢獻最大,為中原大戰、圍剿紅軍、熱河抗戰、128事變出謀劃策,並一手創建KMT德制師,但與蔣介石不和去職。

1936年,日德防共協定締結,納粹德國承認滿州國,不再積極支持中國對抗日本。

1938年7月8日,德國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如有不遵希特勒元首指令、拒絕回國者,則被視為公然叛國,將遭受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之處分。

未代總顧問法肯豪森與46名德國顧問只好在廣州登船返國,告別了工作4年3個月的中國。他的離去標誌著德國顧問團在中國活動的徹底結束。

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員保證,決不向日本洩露中國的軍事機密。

法肯豪森在1878年出生於德國一個皇家貴族家庭,1900年曾隨八國聯軍來華鎮壓義和團。

1904年日俄戦争爆發到東亞研究日本勢力伸長與學習日本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參陣,1912年他被派遣到日本東京擔任德國駐日使館武官後退休。

退休後,第4任德國顧問團長塞克特將軍推薦法肯豪森為他繼任者,繼續為KMT出謀劃策。

法肯豪森建議書中提到的中國必須與日本「持久抗戰」與四川作為抗日的「最後防地」的兩大構想。

作戰方式以「大敵則退、小敵則戰」戰法,在局部地區造成日本方面的大苦戰大損害之持久消耗戰。

法肯豪森也反對蔣介石對日軍一味退讓與不抵抗主張,並進行中國軍60個師的整軍計劃與消除軍中派系。

  
1937年蔣介石發動813淞滬戰役,法肯豪森反對派出36、87、88德制師參戰,但是蔣介石執意派出36、87、88德制師,連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也派出去。

法肯豪森只好策劃「塞克特防線(Seeckt Line,ゼークトライン)」塹壕戦作戰。

據德國方面的戰後資料顯示,由於德制師的出動德國顧問團成員也奔赴第一線參與戰地指揮,盡管德國政府礙於日本的抗議,嚴令德國顧問們不許涉入中日戰事。

類似德川幕府時代的法國軍事顧問團,法國軍事顧問團也在戰爭中奔赴第一線。

法肯豪森還對軍事顧問團下達「狙撃日本將校・指揮官」的指令。

日本参謀本部第三課二宮義清少佐在上海戰線視察報告書的一節記載:「將校的損失,幾乎來自狙撃,敵人瞄準將校的肩章、飾緒、靴子、帽子,因此服裝方面必須修改。」

(將校ノ損害ハ、殆ド狙撃ニヨルモノデアル。 肩章、飾緒、靴、帽子ナドガ射撃ノ目標ニナルノデ服装改正ガ必要デアルガ、「服制」ノ関係上、師團長トイヘドモ勝手ニ處置デキヌ實情デアル。) 

但是日本以滲透戰術大破「塞克特防線」,德制師也慘敗,損失慘重。

法肯豪森又制定了一套江陰、鎮江和南京江防的計劃,並協助張治中在蘇州和嘉興之間建立一道堅固防線。

害死200萬中國百姓的「黃河決口」也是出自法肯豪森的建議:「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以遲滯日軍前進速度。

他也參與1938年台兒莊戰役以10萬中國軍大包圍日軍的的作戰計劃,造成日本第10師團磯谷廉介的瀨谷支隊極大損失,戰役後中國軍隊未能按他的計劃乘勝追擊而懊惱。

1938年6月日本開始入侵武漢3鎮,其中漢陽兵工廠也是中正式步槍、漢陽88式歩槍的生產地,法肯豪森指導中國軍隊用鐵絲網與碉堡形成防衛陣地,用四分之一兵力伺機攻進日軍。

這時,雖然法肯豪森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為蔣介石策劃的軍事計畫,都被日本一一打敗。

但是法肯豪森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給蔣介石的「鬼點子」,讓日本軍增加許多「麻煩」。

因此日本不斷對希特勒施壓,要他斷絕支援蔣介石,撤回德國顧問團。

希特勒表面接受日本抗議,但其實兵器照常供給,蔣介石依然得到德國輕機關槍 機動迫擊炮,高性能手榴彈。

最後法肯豪森德國顧問團到最後一批德援到達後保障武漢會戰蔣介石有足夠軍備,才於武漢會戰期間,離開中國,而中國德制師也在大別山北麓的富金山戰役中幾乎消耗殆盡。

回到納粹德國後法肯豪森在比利時擔任總督,在比利時總督任內,法肯豪森簽署了17道反猶太人的命令,是納粹在1942年從比利時驅逐猶太人的前奏。他負責經濟的副手艾格·里德(Eggert Reeder)在經濟方面著手「清除猶太影響」,包括將猶太人清理出傳統上由猶太人控制的安特衛普鑽石行業。但法肯豪森也至少接受他的中國朋友錢卓倫將軍的堂妹、化學家錢秀玲的兩次求情,特赦了被判死刑的約100名比利時反抗組織成員,在法肯豪森戰後受審時錢秀玲也出面為其辯護作證。

他是兩個反希特勒者:卡爾·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埃爾溫·馮·維茨萊本的親密朋友,很快地他也開始憎惡希特勒與納粹政權,並支持維茨萊本的一個軍事政變計劃。1944年的7月20日密謀案失敗後,馮·法肯豪森在不同的集中營中渡過,直至1945年戰爭結束才被盟國俘獲。法肯豪森在盟軍拘留時期,蔣介石援助其家族生活。

1948年法肯豪森被送往比利時受審,錢秀玲和一批比利時猶太人出面為其辯護作證;在獄期間,著名的比利時抗納粹女英雄為他送食物(後來在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後,兩人結婚)。1951年3月被控驅逐25,000名猶太人以及處死比利時俘虜而被判處12年勞動監禁,後被送往西德服刑。1955年在(依照比利時法律要求)服刑超過1/3後,鑑於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他曾盡力挽救猶太人和比利時人,西德總理將其特赦。

1950年法肯豪森的72歲生日,已經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還不忘寄給他12,000元美金作為賀禮,並稱他為中國的友人。

法肯豪森在晚年曾擔任過德中文化協會會長,並於1958年11月28日接受中華民國授勳。1966年7月31日在萊茵蘭-普法爾茨的拿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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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抗戰初期中央軍“德式裝備師”

http://www.chinesefirearms.com/110108/articles/gc.htm

淞滬會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9E%E6%B2%AA%E4%BC%9A%E6%88%98

同床異夢:二戰德日兩國的矛盾衝突

http://www.buddhanet.idv.tw/aspboard/dispbbs.asp?boardID=12&ID=11427&page=18

「後退者死!!! 」-槍口對著自己人的督戰隊

http://www.buddhanet.idv.tw/aspboard/dispbbs.asp?boardID=12&ID=27094&page=2

南京為什麼不能﹐斯大林格勒、桂林保衛戰卻可以?

http://www.buddhanet.idv.tw/aspboard/dispbbs.asp?boardID=12&ID=19123&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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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1928-1938駐華德軍顧問老蔣的最愛?

1928——1938年的十年間,大約有135位德國顧問在中國任職,不僅擔任訓練軍隊、採購軍火的任務,更多的是出謀劃策乃至指揮軍隊,例如蔣桂大戰、中原大戰、五次圍剿紅軍乃至抗日戰爭,都留下了這些德國將領的身影。下面我們大略介紹一下各期德國顧問團的總顧問,這樣大家可以清楚地瞭解這些德國將領顧問在中國到底做了些什麼。
 

 

1:第一任顧問團團長:Max Hermann Bauer——


麥克斯·赫爾曼·鮑爾。鮑爾是中華民國聘請的第一位德國顧問,他帶著“中國招商引資團”跑遍了德國各大軍工廠,採購了一大批德國軍火,並成功地招募了一批德國顧問赴中國,鮑爾自然成為了第一任總顧問。麥克斯·鮑爾是一名退役上校,軍銜並不高,但他在一戰時期卻有些名氣。他長期在德軍總參謀部工作,據說興登堡計畫與總體戰構想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又據說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對他言聽計從,總之是個大紅人,最重要的是,鮑爾是個炮兵專家。戰後,鮑爾因為參與了1920年3月企圖推翻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政變失敗後鮑爾逃至海外,在西班牙、阿根廷、蘇聯都擔任過軍事顧問。1925年政府實施了大赦,鮑爾回到德國。

1927年蔣介石聘請鮑爾擔任總顧問,一方面是因為鮑爾的才能,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鮑爾打通與德國的關節,能得到更多來自德國的幫助。困難還是不少的,一是因為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德國不太可能肆無忌憚地出售大批量的軍火,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鮑爾參與過政變所以並不受德國政府歡迎。但最終鮑爾還是在德國與中華民國間成功地建立了軍火貿易與軍事交流的秘密聯繫。麥克斯·鮑爾給蔣介石提出了許多好建議,包括軍事整訓、財政改革、工業農業礦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僅僅局限於軍事這個範疇了,蔣介石對他非常信任。可惜的是,1929年5月鮑爾突然染上天花,最終不治身亡。他的死導致了種種猜測,因為如果真的是天花,那麼應該還有其他人同樣被傳染,可只有鮑爾一人。後來流傳的一種說法是鮑爾積極幫助國民政府,引起了西南某些軍閥的不滿和嫉恨,下毒殺死了鮑爾。鮑爾死後安葬於上海。

 

 


左起第四人,穿全套軍裝戴著盔式帽的就是克裡拜爾。他身邊和他同樣打扮的是著名的魯登道夫。右起第四人是希特勒,右起第二人是恩斯特·羅姆


2:第二任顧問團團長:Hermann Kriebel——


赫爾曼·克裡拜爾。這是一個老資格的納粹党成員,曾與希特勒一起參與過啤酒館政變,希特勒稱呼他們這些人為“老同志”。克裡拜爾的問題比較多,首先他在軍事上的造詣比不上鮑爾,另外他的個性過於耿直,看不慣蔣介石對敵人分化拉攏的那一套“陰謀詭計”,所以他在任期內始終與蔣介石等人搞不來,最終在1930年被撤換。但在職期內,克裡拜爾的工作還是兢兢業業的,他策劃了中原大戰的作戰計畫,非常盡職。有一個說法是,克裡拜爾因為啤酒館政變坐牢,出獄後擔任了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這一說法我始終找不到切實的資料來證明,只能隨便一說罷了。與鮑爾的去世不同之處在於,克裡拜爾1941年去世後,德國為他舉行了國葬。


 

 


3:第三任顧問團團長:Georg Wetzell——


喬治·魏澤爾。這是一個真正的戰將,魏澤爾在一戰時擔任過德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對於軍事非常在行。中原大戰、圍剿紅軍、熱河抗戰、一二八事變,魏澤爾出謀劃策,功勞非常大,可以說他對國軍軍隊建設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後來大家津津樂道的三個德械師:36師、87師、88師,就是魏澤爾把鮑爾創建的教導隊擴大化而形成的國軍“示範師”。魏澤爾的缺點在於對經濟不感興趣,他是軍人所以只抓軍事。他依照德軍的要求配置國軍,不斷下訂單要求買這個買那個,至於這些訂單用什麼錢支付,他毫無興趣去關心。按說這不能算什麼缺點,軍人就是軍人,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這就是個極大的問題。魏澤爾與蔣介石的關係一般,上升不到“同志加兄弟”的地步,1934年,魏澤爾離職。


 


對於魏澤爾將軍我想多說幾句,魏澤爾的名氣比不上後來的塞克特將軍,但事實求是地說,對中國早期軍事建設出力最多的還要算魏澤爾。塞克特第一次到中國,短短幾個星期視察之後提出了整編國軍的建議書,據德國公使陶德曼的說法是“這份備忘錄的內容十分吸引人,即使對外行也是如此”,實際上,魏澤爾在華幾年時間,塞克特僅僅幾個星期,怎麼可能比魏澤爾更加瞭解具體情況?魏澤爾不誤醋意地表示“他(塞克特)僅僅是對當地情況有些表面的瞭解······”“他(塞克特)只不過是通過我的陽臺瞭解中國”。我個人對魏澤爾的看法是:他是個很優秀的戰術教官,但他無法從更高的戰略角度幫助國民政府,這是魏澤爾最終被放棄的主要原因。作為軍事顧問,魏澤爾更多地參與訓練士兵和策劃軍事行動中,這很好,但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更深一層的含義他始終未能掌握,那就是:通過德國顧問,得到德國政府的更多支持,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魏澤爾南轅北轍地認為那些是“不務正業”,這就導致了他最終被迫離開。

 

魏澤爾參與了1932年的淞滬抗戰,1933年的長城抗戰,魏澤爾將軍率領他所訓練的第七軍北上,積極參與到長城抗戰的策劃與指揮中,他提出的戰略思維被中方採用。塘沽協定簽訂後,魏澤爾返回南昌,開始幫助策劃“第五次圍剿”,他提出的“分區圍剿”及“分進合擊”戰術被國軍採用,而且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果。在網上流傳的一些說法裡認為幫助國民黨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是塞克特將軍,實際上這是一種誤傳。因為魏澤爾所率顧問團的秘密性,使得他們的成績不太為外人所知,甚至許多紅軍將領領教了國軍的新戰術後都認為是塞克特的點子。其實,塞克特沒有參與剿共,也沒有到過南昌,在前線的始終是魏澤爾將軍。但是塞克特和法爾肯豪森主持了“廬山軍官訓練班”的“剿匪戰略與戰術”的教學工作。塞克特接任顧問團團長之前曾問過魏澤爾,是否願意在他的指揮下繼續工作,魏澤爾拒絕了。說起來這有些滑稽,因為當初魏澤爾將軍感覺到自己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相處得並不和睦,原本指望塞克特訪華能夠幫助自己穩固地位,所以他很積極地幫助國民政府轉交給塞克特訪華邀請書,想不到最後是這一結局。魏澤爾將軍隨即辭職回國。

 

 

 


4:第四任顧問團團長: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


約翰內斯·弗雷德里希·列奧佩德·馮·塞克特。他是來華德軍將領中最負盛名的一位。在一戰期間,塞克特將軍多次展示了他的指揮參謀水準,可以說是德軍中不可多得的參謀人才,這一段歷史不再詳述。現在我們提及塞克特,大多會想到“德國國防軍之父”及“十萬陸軍”這些相連詞,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士氣低落,部隊土崩瓦解,正是塞克特挺身而出,挑起了整編訓練德軍的重任。1920——1926年間塞克特將軍擔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在他的努力下,十萬陸軍被他訓練成同時代最佳的部隊,軍官團得以保存,甚至在塞克特的宣導下,德國陸軍還進行了類似於閃電戰的新式戰術訓練。塞克特的威名遠震,誰也料想不到,當初他的努力,在後來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德軍得到了怎樣的回報。1933年5月8日,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隨後赴南京。雖說塞克特是以退役將領的身份因私人原因訪華,但還是引起了日本人的不安。德國外交部建議塞克特將軍事後能到日本也訪問一下,以平衡德國對日華的關係,塞克特不理這套,斷然拒絕。隨後通過幾個月的視察,塞克特提出了他對中國軍隊的一系列看法和建議,但他沒有接受擔任顧問的邀請。7月,塞克特返回德國。


到了10月,國民政府再次邀請塞克特訪華擔任總顧問一職,這一次卻出現了問題,因為塞克特的第一次訪華使日本人大為惱火,他們不無妒意地看著中德越走越近,於是提出了抗議。為了息事寧人,德國外交部建議塞克特不要接受訪華邀請,塞克特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國民政府盛情難卻,於是塞克特推薦了兩名軍官代替他赴華(其中一位是法爾肯豪森),國民政府不依不饒,執意要聘請塞克特再次訪華,非他不可。德國國防部和外交部看法不同,國防部是贊同塞克特訪華的(原因我在後面會寫),於是,塞克特最終接受了邀請答應再次赴華。塞克特到了中國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礙於篇幅這裡無法再詳述。但因為身體的原因,塞克特這一次並未在中國停留太長的時間,僅僅一年時間,最後他把工作交給了他的副手法爾肯豪森將軍,1935年3月6日,塞克特返回德國,1936年塞克特去世。


 


 


5:第五任顧問團團長——


法爾肯豪森將軍。實際上,從魏澤爾到塞克特再到法爾肯豪森,德國顧問團的官方色彩越來越濃,這一點我會在後面說幾句。法爾肯豪森1912——1914年間曾以少尉的職務在日本擔任德國大使館武官,這使他對日軍的情況有所瞭解。到達中國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整軍工作裡去,對中國的抗戰而言,法爾肯豪森將軍可以說是付出貢獻最多的一位德軍將領,仔細研究法爾肯豪森的一系列建議,大家可以發現“持久戰”這一理念最早來自法爾肯豪森。法爾肯豪森將軍反對蔣介石對日軍一味退讓,他提出的是“······應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法爾肯豪森還準確預料到了日軍的戰略重點:華北地區和長江流域各海口,並提出四川為最後防地。現在大家知道的黃河決口也是出自法爾肯豪森的建議: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增厚其防禦力······。


在德華商業中潔身自好,恪盡職守的不僅僅是法爾肯豪森將軍,他的前任們也都做得很好,例如塞克特將軍,下訂單前絕不會見任何廠商的代表;再例如鮑爾,他本人就是廠商代表,但遇上真金白銀購買德國軍火時,他完全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隨著中日戰事的不斷加劇,德國政府原先中立的立場逐漸改變,最終完全倒向日本一方,除了對中國禁運軍工武器外,還下令召回了駐華軍事顧問團。法爾肯豪森將軍與其所率的德國顧問團成員,都不願意在這個時刻離開中國,幾年來的工作使他們與中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4年4月30日,法爾肯豪森給德國政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他們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合同都屬於私人性質,與德國政府無關,而且按照合同要到1939或1940年才到期,這個時侯離開,在法律上和經濟上都不合適,法爾肯豪森還很誇張地指出他的某些下屬連回國的船票也買不起。陶德曼大使也支持法爾肯豪森的意見。


40 .
 
 
 
 
 
1940年拍攝的法爾肯豪森將軍,在比利時..
 
法爾肯豪森將軍自1940年5月22日——1944年7月15日一直擔任比利時—法國北部軍事總督,44年7月15日他正式退役。7月20日發生了7-20刺殺希特勒事件,7月29日法爾肯豪森將軍因涉嫌7-20事件被蓋世太保逮捕。但由於沒有直接的證據,法爾肯豪森將軍一直被關押在集中營,期間還周轉了好幾個集中營,包括臭名昭著的達豪。由於法爾肯豪森將軍資格太老,看守們對他非常尊敬,他在集中營裡倒也沒有受太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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