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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醫
第一節 道教醫學始創三部曲
道教醫學的發展大約經過了三個階段，即巫術醫學、方士醫學、道教醫學。道教醫學隨著道教的創立而肇始於漢末，是道教徒為了實現其宗教目的，兼修醫術以自救和濟世，以醫傳道的結晶和產物。
道教以傳道，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一方面“以醫傳教”，另一方面“借醫弘道”。因此，道教與醫學發生交叉疊合是必然的結果。
正是在這一宗教與醫學相互交融的歷史過程中，道教醫學得以逐漸產生，並經過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名士對傳統醫學不斷融攝與創發，初步形成了中國傳統醫學的一個流派。
就其歷史淵源而言，道教醫學的源頭可以遠溯道原始宗教之巫術醫學，而他的直接前身則是秦漢時期的方士醫學。由巫醫到方士醫，再由方士醫道道醫，這便是道教醫學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
1 巫術醫學：道教醫學的歷史源頭可以遠溯到原始社會的巫術醫學。作為原始社會巫術文化的一個重要產物，巫術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早期發展的一個歷史形態。
中國醫學的起源是很早的，有關醫藥創造的傳說也很多，其中尤以伏羲制九針、神農嘗百草、黃帝創醫藥流傳最為廣泛。
從這些傳說中，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窺見遠古時期先民們醫療活動的軌跡。總的來說中國傳統醫學的產生，是在遠古人類進行醫療活動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經驗積累逐步形成的。
從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記載來看，大約在西元前十三世紀的商代中葉，我國就有關於腹內寄生蟲病和蛀齒等一些病症的認識。
但在我國原始社會裏，由於醫藥水準還很低下，許多疾病不能醫治，許多病因無法解釋，最初知識形態的醫藥知識在很長時期內是和原始宗教形態——巫術結合在一起，以巫醫的面目出現。
正如明代徐春甫在《古今醫統》中所雲：“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巫醫是我國傳統醫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對我國傳統醫學發展和道教醫學的孕育都產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
巫是人與神靈世界的溝通者。古代典籍中有關於神巫的記載很多，例如《列子》就稱：“有神巫...命曰季鹹，之人死亡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
我國古代的巫主要分官巫和民巫兩大系統。官巫驗測國運，預卜戰爭，司掌宮延祭祀，記輯王言，編纂史冊。
民巫則為民間祈禳、求福、驅邪免災，預測豐歉，醫療疾患等等。而其中以各種巫術手段兼行藥物來為人治病，是原始社會巫師的一種主要功能。
巫醫是巫術活動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面，這是因為原始人的生存環境極為險惡，故《莊子•盜蹠》雲：“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
又《禮記•禮運》雲：“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這些都是古代先民早期艱難生活的生動寫照。
對於遠古時代先民最大的威脅是來自疾病和死亡。據考古研究發現，原始人的體質和平均壽命都不高，死於童年的比率高的驚人。造成原始人早夭的原因，不外乎是由於自然生活條件的惡劣，導致原始人疾病叢生。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疾病是古代先民最大的禍害和敵人，而疾病產生的原因則又是原始人最為困惑的事情之一。所以對生存和死亡的憂患，就使得古代先民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手段去控制和影響哪些讓他們蒙受疾患痛苦的“超自然力量”，從而去邪除鬼，拔除致病蠱毒，治癒疾患。
這樣巫術和醫藥就自然而然的結合在一起了，造成人類醫學文化史上一個特有的巫混雜不分現象，醫學發展便進入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即巫術醫學階段。
巫醫可以說是最早的醫生。中文醫字的古文為“毉”從巫，便是一個例證。而《周禮•夏官》稱馬醫為“巫馬”，也表明獸醫也是由巫師演變而來的。
《列仙傳》記載的一位元馬醫/馬師皇也具有巫師特徵，“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針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高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我國古代最早的醫療經驗知識是記載於殷墟甲骨文卜辭中，與巫醫有著密切的關係。
殷商時期，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氣氛十分濃厚，殷人信奉至高無上的天帝和各種鬼神，所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禮記•表記》：遇事都要由巫師通過卜筮、祭祀，向天神和上帝請求指示和乞求福佑。
因此殷人凡遇疾患，不論大病小病均要開占問卜，只不過規格不同而已。小病用占短，中病用鬼蔔，大病用禦祭，根據病厄的輕重緩急選擇進行。
由於殷人把疾病的原因歸於先人做崇和蠱鬼纏身，故占卜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祈求禳解。另外，巫師占卜的另一目的是為了預卜疾病的治療措施、轉歸，這在卜辭的行文中也有所反映。
例如獲得神靈福佑，導致病癒，稱“寵”；病情有好轉，稱“症”；病情遷延變化，稱“zhi”；病而無治，稱“死”；病能克愈，稱“克”；疾病離身，則稱“去”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殷王朝還沒有一種稱為“小疒臣”的職官，專門掌管宮廷醫事政令，負責執行“龜”、“筮”的醫療主張，記載國王或王妃的醫療過程，安排巫醫進行祁禳和藥物診治。
從上述殷商時期巫醫的地位和作用可知，巫醫就是古代醫藥知識的實際傳承者。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有關巫醫的記載相當多。其中以《山海經》最有代表性。《山海經》一書前後記載有16巫，其中就有巫醫，“開明東，有巫彭、巫陽、巫度、巫即、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屍，皆草不死之遙以距之。
窫窳者，蛇身人面，貮負臣所殺也...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愛在”。這裏提及的巫彭、巫鹹就是著名的巫醫。
《呂氏春秋》亦稱“巫彭作醫”。明代徐春甫撰《古今醫統》謂：“巫彭初作周醫官，謂人惟五穀五藥養其病，五聲五色視其生，觀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連用五毒攻之，以藥療之。”
又雲：“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顱囪經》，以占夭壽，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始有小兒方焉。”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巫術醫學受其巫術思想的支配，其治病手段除了兼用藥外，主要還是用祈禱、祭祀、詛咒等法術，以祈求先祖的庇佑、鬼神的寬恕，或將蠱毒驅除體外。
由此巫師創制了一整套的巫術治病法術，後世也稱之為“祝由術”或“咒禁術”。漢代道教創興之後，古代巫術中的許多法術就為道教所汲取，巫術治病之術也為道徒所倚重，成為道教龐雜的道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這一問題，本書第五章第二節“道教祝由術”中還將詳細討論，這裏從略。道教醫學祝由術與巫術醫學存在淵源關係，其巫醫色彩相當濃厚，無疑可視為原始巫術醫學在道教中的繼續和發展。當然，由原始巫醫向道醫演進過程中還有一個中間過渡階段，即方士醫學階段。
2 方士醫學：如果說巫醫是道教醫學的最初源頭的話，那麼秦漢時期在方仙道、黃老道旗幟下湧現出來的方士醫學則是道教醫學的直接前身。
也就是說，秦漢時期的方士醫學是道教醫學產生的先聲。為什麼這樣說呢？這要從作為漢代道教前身方仙道、黃老道及其與傳統醫學的密切關係來考察。
關於方仙道的來歷，司馬遷在《史記》中最早使用了“方仙道”一詞，雲：“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消化，位於鬼神之事。”
從方仙道善於“形解消化，依於鬼神之事”來分析，方仙道與古代原始宗教巫術有著歷史繼承關係。因此，一般認為方仙道承襲了古代原始宗教之巫術。
春秋戰國時，燕齊一帶的方士將神仙學說、方技、術數與騶衍的陰陽五行說融為一體形成了方仙道，並盛行於世，至秦漢時趨於成熟。方仙道以長生不死，得道成仙為其宗旨。
所謂“方”指不死的藥方，“仙”乃指不死的神仙。從方仙道的性質來分析，方仙道與原始巫術醫學有一定的關聯。
就傳統醫學而言，秦漢時期才形成其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巫術醫學不過是這一體系出現之前的早期發展形態和必要階段。
春秋末期，秦國醫和就提出了“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作為“寒疾、熱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的致病因素，其對病因的解釋已突破了巫術醫學鬼神致病的病因觀。
而戰國時代的秦越人/扁鵲還明確地把“信巫不信巫”列為“六不治”之一。這表明，隨著醫療經驗的積累、醫學思想的進步，傳統醫學某些流派/筆者按：扁鵲“言脈”及使用針砭療疾，可歸屬劉向《藝文志》所稱“醫經”一派的發展醫經開始摒棄巫術而朝著獨立的方向發展，因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
但巫術及巫術醫學並沒有立即消失，巫醫的勢力仍然很大，它主要是通過方士之術，繼續對傳統醫學發揮著影響。
伴隨著方仙道而產生的方士醫學，它的出現是秦漢時期醫學發展的一大特點。方仙道及方士醫學的出現絕非偶然，有其邏輯和歷史必然性。從根本上分析，這是“不死”觀念和長生信仰推動的結果。
長生信仰由來已久，隨著醫學的進步，至遲在春秋戰國時，人們便萌發了“長生”與“不死”的觀念。此乃古人在經驗知識的基礎上經過邏輯推理得出來的。
因為在古人看來，服用藥物既然可以治病，可以使人不病，那就可以延年，甚至長生不死。這時出現了許多關於長生的神話傳說，而且這種“長生說”往往把長生的願望寄託在仙藥和神仙身上，希冀通過服食仙藥成為逍遙自在、長生不死的神仙。我國流傳甚廣的神話故事“嫦娥奔月”就是一例。
前文說過，《山海經》載有巫彭等十巫，“皆操不死之藥”；書中還有“不死之國”、“不死山”、“不死樹”、“不死民”的生動描述。
這種對仙境的嚮往和憧憬，使得春秋戰國時期神仙說大興，從而出現了許多求仙、成仙為目的各種方術，繼而形成以求仙成仙為目標、修習個種方術的方士集團——方仙道。
方仙道的方士受神仙信仰的支配，以“長生成仙為務”，故對醫學頗為重視，方士兼醫是方仙道的一大特徵。所以，可以將這一時期方士出身的醫家稱為方士醫，以區別于秦漢時期的官醫和一般民醫。
方士醫學是秦漢醫學發展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它是傳統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漢代班固《漢書•藝文志》“方技略”中“序方技為四種”即“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並列為方技，指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功。”
可見，方仙道所代表的“神仙”一派本來就是“生生之具”，就是醫道的一種。古代文獻中也把醫術名為方技，醫家傳記也入方技傳。
歷史上人們常常把醫道同於仙道。明代著名道教醫家龔延賢曾指出：“醫道古稱仙道也，原為活人。今世之醫，多不知此義。”
秦漢時期方士醫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方士們所創制、修習的各種神仙方術之中。關於方仙道的方術種類，蒙文通先生在《晚周仙道分三派考》一文中認為：“是古之仙道，大別為三，行氣、藥餌、寶精，三者而已也。”
也就是說，方仙道的方術大致分為行氣、藥餌、寶精這三大派別，而古代的養生術也由此劃分為導引行氣、服食煉養以及房中養生這三大不同流派。以下就此三派作出闡釋：
導引行氣。方士進行導引/行氣時常常要以辟穀為前提。辟谷也稱斷穀、休糧、絕粒，都是指那些不食五穀之術。辟谷思想也源于方仙道的神仙方士，莊子在《逍遙遊》中就曾經繪聲繪色地描述過這種能行辟穀之術的神秘人：“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游湖四海之外。”秦漢時期也出現了一些辟穀之士。
《史記•封闡書》謂：“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見上，上遵之。”《史記•留侯世家》也有張良“乃學辟穀，導引輕身”的記載。
馬王推出土醫書中《卻穀食氣》專論辟穀之術，通篇論述了根據天地四時的自然運行，隨月逐日食天地之清氣/亦稱六氣，即朝霞、淪陰、坑瀣、正陽、天玄、地黃之氣，來達到辟穀目的，以求強身健體、延年益壽。
漢末道教創興後，把辟穀術也納入其修仙方術之列，並從宗教神秘主義的角度加以重新闡釋。道教認為，人體中有三屍，亦稱三蟲、三彭。
上屍名彭倨，好寶物；中屍名彭質，好五味；下屍名彭嬌；好色欲。而且上屍居腦宮，中屍居明堂，下屍居腹畏。三屍常居人脾，是欲望產生的根源，是毒害人體的邪魔。
由於三屍在人體中是靠谷氣生存的，如果人不食五穀，斷其穀氣。那麼三屍在人體中就不能生存了，人體內也就消滅了惡魔。所以《抱補子內篇》雲：“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
也就是說，要想益壽長生、“神明不死”就必須辟穀。在這一理論思想指導下，自道教創立後，許多道徒便虔誠地把研習辟谷之術作為修煉成仙的基本途徑之一，各種辟穀之法如“服氣絕粒”、“符水斷谷”、“吞石辟穀”也不斷湧現。
據《抱樸子內篇》記載，當時已有辟穀之術“近有一百許發”。當然，道教辟穀之術最常用的還是通過吞食自然之清氣來達到辟穀的目的。《雲汲七簽》中就載有“服氣絕粒法”，茲錄如下：“服氣絕粒第二...平枕正臥，絕一切浮想。浮想若不除則心神炁當閉不行。絕想止念既定，然待出息盡，便閉玄牝，氣鼓滿牙齒，勿得相近。”
欲咽之時，齒牙微相近，仍需收息縮氣，弽腹咽下，以咽得為度，咽得飽以為期，亦無時限。”這也表明道教醫學在導引行氣、辟穀術上與方士醫學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服食。又稱“服餌”，是戰國以來方仙道/神仙家在神仙信仰和“服食成仙”思想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一門方術。據《列仙傳》記載，早期方士除了服食一些礦物藥外，還多喜食草木藥。
例如，赤松子“吟啖花草”，握佺“好食松實”，師門“桃李葩”，務光服“蘭韭根”，鹿皮公“食芝草”，等等。馬王堆醫書《養生方》中載有許多食方，如“取細辛、乾薑、菌、鳥啄各二；並之，三指最/撮以為後飯，益氣，有/又令人免/面澤。”
考《養生方》的服食方內容，多數是針對“老不起”、“陽不起”的房中補益方。《五十二病方》中也載有許多服食方。
關於服食的源流及其發展、流變，本書在第四章第二節“道教服食療法”已做了詳細論述，茲不贅述。
第三、房中。本書在第六章第二節“房中術”中作了詳細介紹，此處從略。
秦漢之際的方式醫學中也包含有巫術醫學的內容。這在馬王堆醫書中也充分反映出來了。
例如馬王堆醫書《雜禁方》就是典型的巫醫禁咒方，《胎產書》的內容也帶有濃郁的巫醫色彩，《五十二病房》中有不少祝由方。這表明巫術醫學在秦漢時期仍有較大的影響。
戰國、秦漢時期盛行的方士醫學在中國傳統醫學史上佔有一定的歷史地位，方士醫對傳統醫學的發展曾經做出國積極的貢獻。
據筆者統計，僅入載《古今圖書集成》之《醫部•醫術名流列出傳》的著名方士醫就有鳳綱、沈曦、安期生、崔文子、李少君、安丘望之、韓康、葛越、王遙、華佗等。
方士醫學對傳統醫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方士的修仙方術對傳統醫藥養生學的貢獻，前面已詳述；二是方士醫學對本草學和制藥學領域的貢獻。
方士在長生不死的神仙信仰驅使下，積極不懈地尋找各種延年益壽的天然草木類藥物和動物藥，並且在屢屢尋仙未果的情況下，至遲在秦始皇時代，方士們就巳萌發了人工煉製仙藥的思想。
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雲：“始皇/悉召文學方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煉以求奇藥。”這實際上是中國醫學史上化學制藥的先聲，意義非同小可。
方士所積極從事的原始煉丹術，擴大了藥物的來源與品種，促進了秦漢時期藥物學的發展。許多方士都熟諳本草藥性，方士醫學對本草學的影響及貢獻可以從現存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本草學著作《神農本草經》中窺見一斑。
《神農本草經》原書于唐初就已失傳。現僅存輯複本，是後人從《太平御覽》、《證類本草》及《本草綱目》等書中輯錄的。
《神農本草經》和《黃帝內經》一樣，並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他是總結了秦漢以來包括方士醫學在內的藥物學基礎上，經過許多醫家之手，至遲在東漢時就已成書。
從現存內容上分析，《神農本草經》明顯帶有方士醫學特徵。《神農本草經》載有植物藥二百五十二種，動物藥六十七種，礦物藥四十六種，共三百六十五種，以“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為一日，以成一歲”-卷三。在藥物分類上，首次提出了上、中、下三品分類法。
三品分類法是我國傳統醫學最早的藥物分類法，這一分類法顯然是受到方士服食成仙思想的影響。其分類是以各種藥物的藥性是否有助於養性延命和輕身不老作為劃分標準。
葛洪在《抱補子內篇》卷十一“仙藥”中引《神農四經》作了概括，即：“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方士醫學及其醫學思想曾對中國傳統醫藥學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而這可以視為道教與傳統醫學發生相互作用和影響關係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