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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解讀“書之十厄”
凡夫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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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解讀“書之十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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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宋周密所言:“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所謂書厄,亦即書之厄運,簡言之就是書籍的災難,是指圖書遭受的毀滅性的破壞的現象,歷代中國社會書籍因不斷遭受自然災害或人為損害而散佚毀失的社會現象。對於書籍散佚毀失的聚散事實,漢代已有人注意及之;但直到隋代,當時負責典掌國家秘笈的秘書監牛弘才對其作了系統的歷史總結。牛氏把這種現象概括為“書厄”,並進而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論”。“五厄”分別為:始皇焚書,赤眉入關,董卓移都,石冰之亂,魏師入郢。而明代胡應麟續上“五厄”:隋末江都大亂,唐時安史之亂,唐末黃巢入襲,北宋靖康之亂,南宋末元兵攻陷臨安。與前“五厄”並稱為“十厄”。當中書厄的名稱源於事件,雖不同學者對其命名有別,但所指實大同小異。

圖書大厄始於始皇焚書。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分天下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進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還有一些儒生,極力主張復辟殷、周時期的分封制。他們借《詩》、《書》、百家語為論據,建議廢郡縣,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這一點大做文章,肆意把這場政治上的論戰擴大為一場思想獨裁運動。他指斥儒生們是各尊私學,誹謗朝政的不法之徒。並且給他們扣上了“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亂黔首”的大帽子,奏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全部送交地方官雜燒之;有敢聚談《詩》、《書》者,斬首示眾;以古非今者,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罰修長城四年。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這就是古代圖書的第一次大厄運。

雖然說,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如果沒有秦始皇的焚書禁書,就很難實現文字及度量衡的統一,實現“車同軌,書同文”;而秦始皇所焚,也只限“非博士官所職”的私人藏書,他對先秦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文獻也大力加以保護, 以致劉邦攻克咸陽後能得到大量的文獻典籍, 並使之成為漢王朝的立國之本;還有秦政府的藏書是在項羽入關,火燒阿房宮時絕滅。但是,這並不能減輕秦始皇的過衍。

儒生的政治主張無疑是復古倒退,不合時宜。但他們的根本出發點,還是為秦王朝的長治久安。然而,為了壟斷文化以及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就下令焚書,割裂了古代學術、文化發展的淵源,對古代圖書、文獻的保存,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由於先秦時期的圖籍“掃地皆盡”,使“百家之傳,至秦而絕”。後人治先秦史,往往因文獻無征而難於入手。儒家六經遭火後,《樂經》從此絕滅,一些偽書趁隙而出,給學術研究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秦火一炬,不僅把自戰國以來形成的百家爭鳴、自由民主的學術空氣掃蕩一空,而且把自夏至秦兩千年文化、思想的結晶焚毀殆盡。

《漢書·藝文志·序》載:“漢興,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之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到西元前26年,這百年以來國家徵集來的圖書已“積如丘山”。遺憾的是,西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觸發了漢末農民大起義。西元24年,赤眉軍與更始軍在長安互攻。最終更始帝劉玄被殺,漢宮室被焚,致使漢朝歷代廣泛徵集整理的典籍,西漢上百年的辛苦經營大部焚毀。正所謂“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後漢書》)。此為書厄之二。

《後漢書》上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遺。” 東漢光武帝劉秀極為重視政府典藏的恢復。東漢初年,光武帝遷都洛陽,從長安把部分皇家藏書也遷往洛陽,“經牒秘書”裝滿了兩千余輛車,藏在蘭台、石室,並在全國徵集圖書。在劉秀的感召下,王莽之亂時攜帶圖書隱匿林野的學者“莫不抱負典策,雲會京師”,所收新書,分別藏於東觀和仁壽閣。其後,明、章諸帝繼續徵集遺書,漢藏書最盛時“書增三倍,以其數計之,當為六千餘乘”。漢末,天下大亂。西元190年,董卓專權,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行前縱兵大肆燒掠,朝廷在蘭台、石室、東觀和仁壽閣所藏圖書盡遭洗劫,“典策文章,競共剖散”。亂兵把用絹帛抄寫的圖書拆開,大的粘連起來,用做車的帷幔和頂蓋,小的製成口袋。運抵長安的圖書,只有三十餘乘。西元195年,董卓部屬李傕、郭汜屠長安,隨後,又在城中混戰,使“符策典籍,略無所遺”,政府藏書,毀於一旦。此為書厄之三。

而雖說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施行, 大量的諸子百家的文獻遭到禁毀,儒家思想才得以成為正統思想,儒家文獻才得到了繼承、保護與發揚,才奠定了維持和鞏固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統治的根基, 並使儒家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但仍然不能抹卻其對中國文化劫難中的過衍。

曹魏政權建立後,即著手搜集圖書,並令秘書郎鄭默進行整理,政府典藏又漸豐富。西元280年,西晉統一全國後,在汲郡挖掘得到竹簡小篆古書數十車,十余萬言,收集于秘府。晉武帝下令編制的綜合性政府藏書目錄《晉中新簿》著錄的圖書,多達29945卷。但晉立國不久,司馬氏王族宗室操戈,內部兵亂,史稱“八王之亂”,禍延十六年,戰爭不止,秘閣藏書受到嚴重破壞。從此晉國勢力漸微,地方勢力與少數民族勢力長年爭鬥不休。繼而于西元311年,劉聰、劉曜率匈奴軍破洛陽,俘懷帝,縱兵大掠,燒宮廟、官府、民房,被稱為“永嘉之禍”,所遺書籍十去其九。東晉遷都後,點檢圖書只餘3000卷。經過這數十年大動亂的蹂躪,政府藏書“糜有孑遺”。此為書厄之四。

這次圖書大浩劫,對東晉王朝的統治,造成了極為不良的後果。當時,因為缺少記載經世致用之學的圖書做為精神食糧,士人們思想空虛,崇尚清談,道德墮落,精神浮糜,致使朝庭上難得精通統治術的人才。這也是“終東晉一朝,偏安江南,不求上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東晉時,政府曾力求恢復西晉館藏,努力收藏圖書。晉元帝時政府藏書僅3014卷。後宋、齊、梁三朝的藏書又有所增加。梁代聚書,為南朝之冠。但梁代書厄之巨,也是史無前例的。西元549年,侯景叛亂,兵逼宮城,燒“東宮圖籍數百廚”。後來,梁元帝派大將王僧辯等平定叛亂,將倖存的文德殿藏書及公私典藏共7萬餘卷載運江陵。5年以後,西魏大將于謹、楊忠攻江陵。梁元帝見城將陷,認為“讀書萬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即讀書破萬卷,文武兼備,仍免不了亡國),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14萬卷”(包括文德殿藏書)。城破,魏軍於餘燼中收拾殘遺,所得僅4600卷。此為書厄之五。

書有何罪呢?梁元帝讀書若此,愚不可及。繼梁而起的陳朝,也曾大力收集遺書,但所得十分有限。隋滅陳時得到的陳朝圖書,大部分都是厄後新著。可見江陵之焚,是對南朝圖書的一次根本性大破壞;比之于前,尤為可歎,更是書史上一次極大的災難,讓人惋惜不止。

隋初,由於隋文帝採納了秘書監牛弘重視圖書收集,向士民徵求書籍的建議,國家藏書很快發展到3萬多卷。隋煬帝篡位,繼續徵求圖書,藏書37萬多卷,開創封建社會中歷代政府藏書的最高紀錄。以後,雖經秘書監校定,除去重複,尚有77000多卷。然而隋政府藏書,一厄於兵,一厄于水。隋末,因暴政,群雄並起,天下大亂,隋煬帝於西元616年逃往江都。618年,禁軍將領宇文化及發動兵變,攻入宮中,縊死煬帝,焚燒宮室,所藏之書,經兵火後“其目中並無一頁傳于後代”毀於一旦。此為書厄之六。

又據胡應麟考,因煬帝善抄副本,江都之外,故洛陽尚余八萬餘卷。後李世民攻佔洛陽,見如此多的圖書,如獲至寶,命將所獲圖書船載運往長安。結果書船觸礁沉沒“皆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隋煬帝在藏書一項,比其父尤甚,使公藏達到空前巨大,卻因窮兵黜武,荒淫暴政,“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宏道之實”(《北史》),終使萬卷圖書,成了他暴虐政治的犧牲品。

唐代聚書,自高祖時即已開始。以後太宗、高宗,繼續徵集遺書。到唐玄宗開元時期,唐政府典藏,達于極盛。西元719年,唐玄宗“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寫定,“兩都(即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唐書·藝文志》著錄唐以前圖書及唐學者自著書總計8萬餘卷,可謂大觀。西元755年,安祿山、史思明發動叛亂。次年攻入長安,大肆焚掠屠殺,無數村鎮變成瓦礫。開元藏書,至“安史之亂”,一朝傾覆。事後,官府出錢大力收購,“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安史之亂”使唐之藏書遭到嚴重損失,乃至“乾元舊籍,亡散殆盡”“尺簡不藏”。此為書厄之七。

安、史亂後,唐政府極力重建政府典藏。唐代宗時,以千錢購書一卷,並設立拾遺使到江南尋訪圖書。唐文宗時,“搜訪遺文,日令添寫”。到西元836年,聚書又達56467卷。然而好景不長,875年黃巢起義,881年攻陷長安建立大齊。在兵火之中,“內庫燒為錦繡灰”。《舊唐書經籍志》載:“廣明初,黃巢干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不過,也有說法認為,史書記載黃巢義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閭裡晏然”,搶掠焚燒之事多為唐兵趁亂內哄所為。因此,足證唐宮室並非義軍所焚,而是唐潰兵所為。此為書厄之八。

宋朝統一全國後,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對於民間圖書的徵集,也很重視。西元966年,宋太祖下詔徵募遺書。以後,北宋每一個皇帝,都傾全力搜集圖書。凡獻書者,不僅能得到優厚的賞賜,而且有可能被授以官職。因此,當時民間獻書十分踴躍,政府藏書增長極為迅速,經歷代所得也有7萬餘卷,可謂一時之盛。但若與隋、唐盛時相比,則所差尚遠。北宋末年,“靖康之恥”,圖書遭到的厄運,比前朝更為慘烈。西元1126年,金軍入侵,攻陷汴京,“即取秘書錄”,將書錄拿走。次年,金人攻臨開封,迫宋欽宗為人質,憑錄索取北宋全部藏書及印版。兩個月後,宋援軍雲集京師,金軍倉皇北還,“秘閣圖書,狼籍泥中……書史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此為書厄之九。

宋高宗建立南宋後,命令秘書省負責重建政府典藏,並“屢下搜訪之詔”,給獻書者定下優厚的賞格,“自是多來獻者”。西元1177年,從數量上看,與北宋藏書已相去不遠。但南宋藏書,多為新著。南宋末年,與元軍攻戰頻繁。西元1276年,蒙古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隨後,又追逐宋端宗、宋衛王於南海。戰亂中,南宋圖書盡皆遺散,損毀甚巨。此為書厄之十。

這“十厄”只數到宋末元初,明清以來的都未曾計入。其中除秦始皇所焚為私人藏書的外,其它都是指政府公藏。另外,關於“首厄”及第二次書厄的所指,至今還存在著爭論。對於“首厄”,有的學者認為應該定在秦孝公之時,即秦在商鞅變法之時曾進行的一場大規模焚毀先古政治典籍的活動;對於第二次書厄,有的學者則認為應始於西元前207年項羽進咸陽的火燒秦宮,項羽才是第二次書厄的製造者。關於這兩點,本人也認為有待商榷。

書厄觀也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發展。如近人祝文白的“再續五厄論”,還有“十二厄”“十六厄”等說。它們或是追溯到更早的書厄,或是納入一些小厄,或是續接宋末元初,繼述明、清、民國、抗戰、文革時期的書厄。其實,這些書厄論都受前人影響幾乎都以時間為定式,均以兵燹之災為核心,只不過是對“五厄”“十厄”進一步細化或追加了一些補充,均被歸為“書厄史記錄派”。

然而,歷代文獻的散失、湮滅,絕不能僅僅歸咎於戰火之災。因此,還有一種有別於此的書厄觀,以書厄成因為核心。有的論之為:禁書、火厄、水厄、子孫不肖、蛀與爛。羅繼祖在《書厄十例》中就提及:“從來認為藏書有五厄,水、火、兵燹、不肖子孫之揮霍、無知奴僕之盜竊。茲衍為十。”他各舉實例論述了“十厄”:明令禁書、沒于水、毀於火、兵燹、盜竊、子孫不肖、奴婢無知、權貴攘奪、子孫不知重先人遺稿、子孫不能守使書流出國外等。但此“十厄”顯然在分類上堆砌甚至重疊,有顯失當。

以上的書厄觀,基本上是由所羅列的作為佐證的墳籍事件堆積而成。不論是隋牛弘的“五厄”,抑或明胡應麟的“續五厄”;不論是兵厄蟲厄,抑或火厄水厄,往往是不厭其煩,事無巨細,一人一事細細道來。對於書厄的記述、歸納和總結,並述之以後人,固然有利於我們以史為鑒,牢記歷史,免蹈覆轍。但本人甚是認同近代陳登原在其《古今典籍聚散考》所說:“以今論之,牛弘言書有五厄,如弘所記,古往今來何可勝計?數決不止五;亦不必如胡元瑞(應麟) 之足成十厄也。”

無論爭論如何,“十厄”乃至更多的書厄觀都是對中國古代書籍的大浩劫的述寫。書厄給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與傳承帶來的損失極大,毋庸置疑。書厄種種,無論如何敘述、細化、補充、爭論,如果不能探取其內在的根本的原因,都是沒有意義的。想當初,隋朝牛弘歸結“五厄”,就是因為嫉“厄”如仇,對書厄深惡痛絕,痛心典籍聚散。後人偏偏執著于書有幾厄、具體所指的爭論,實在是有負牛氏苦心。進一步探究書厄的社會歷史根源,才更是我們應該去做和值得我們去做的。而牛、胡二人均將書厄之成因籠統歸咎於兵燹之災,屬一家之言;而諸如水、火、蟲、黴、盜、禁及子孫不肖之類的書厄觀所揭示的這些外在因素都不能看作書厄的根本成因。

近代陳登原在其《古今典籍聚散考》的“敘引”中這樣說道:“若以性質相近,比屬而論,默推典籍聚散之故;蓋以①受厄于獨夫之專斷而成其聚散,②受厄於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③受厄於兵匪之擾亂而成其聚散,④受厄於收藏者之鮮克有終而成其聚散。”與此相對應,該書體例編排依次為政治卷、兵燹卷、藏者卷、人事卷。中國歷代大小之書厄概莫能出此四大範疇之左右。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陳登原將秦焚書及歷代禁書、文字獄、抽毀篡改等書厄歸入政治卷;將歷代戰禍及外來侵略所導致的書厄歸入兵燹卷;將藏書家的得失,包括拒借、子孫不肖等書厄歸入藏者卷;而將水、火、蟲、黴等厄歸之為人事卷。這種邏輯性抽象性思維,對書厄內在原因的探究甚有啟示,給防止書厄的產生提供了一種宏觀新視野,本人甚是認同。

政治卷和兵燹卷的種種,雖然說當中大部分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必然,受歷史發展的需要支配,但也無一不是人作為歷史必然的實現者出於鞏固統治的野心所造成的。藏者卷和人事卷的種種,人的主觀因素影響更甚,或因人們的好惡,或因古今價值取捨觀的差異,或因保管不善等等。簡言之,我認為,書厄種種的根本成因在於人,即主要是由人的主觀因素造成的。

自秦以後,歷代書厄不絕。明末的農民戰爭,清兵入關,清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八國聯軍入侵,都是書的大劫難。我們親歷的二十世紀,日寇入侵,“中原浩劫中最難恢復的,第一莫如圖書……倭寇的擄掠姦淫,則於子女玉帛之外,並文化遺產,也一併被劫去了”(郁達夫《圖書的慘劫》)。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幾無兵燹,但書厄仍是難免。一是土改之際,許多書香人家被掃地出門,幾代累積的藏書被毀,其中不乏珍本善本。聽說敝邑有一藏書家,預料到大禍將臨,主動要求將藏書獻給國家,工作隊長不允,硬是下令一把火燒之。再一次就是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大量焚書,“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被關押被下放,藏書或被抄,或事先自己主動銷毀,普通老百姓家中的圖書也被作為“四舊”受到掃蕩,全國毀書不知其數,除了圖書館的藏書被封存起來損失不是很大,民間藏書幾乎一掃而空。書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藏書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但畢竟是文化的災難,這一點毋庸置疑。胡應麟說:“圖籍廢興,大概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這個評論是很有道理的。更別說當今我們典籍罕存,讀著那些雜七雜八的圖書卻甘之如飴了。我們若能究其成因,以史為鑒,免遭覆轍,何至於此!更不必囿於那些無謂的爭論。

儘管我們都不否認,書的厄運就是文化的厄運,我們也對盜賊和比盜賊更可惡的統治者對書的一次又一次毀滅性的打擊深感痛恨和惋惜。但也應該看到,書厄的作用雖然更多的是玉石俱焚, 但同時也像大浪淘沙一樣, 留給後人的往往是最寶貴的東西。當然,歷史已經發生過去,我們不能改變。但是,正因為這樣,所遺典籍,無論數量,皆值得我們好好珍惜和保護。在未來,如何吸取教訓,對當代書籍的收藏保護更是我們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課題。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9/7/7 下午 09:28:53編輯過]

諸佛正法聖僧眾,直至菩提我皈依,願我所修諸功德,為利眾生願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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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8 上午 0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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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古代書籍有多貴重?

在紙張未發明以前 想完成一本書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事 有用刀刻在竹上或用漆寫在縑帛上的 也有寫在樹葉上或刻在石上的  因此書本的價格非常昂貴    交易圖書的書店自然要等到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會出現 以圖書交易發達的唐代為例 看當時書籍的價格有多高:

當時一方面,寫本書籍風行天下,達到「寫本時代」的鼎盛時期;另一方面,雕版印刷術開始在民間圖書市場應用開來。因而,唐代圖書業呈現「寫本」與「印本」混雜,「寫本時代」向「印本時代」過渡的特點。

一般而言,「寫本時代」的圖書全靠人力抄寫而成,與雕版印書比較而言,存在複製性較差、抄寫週期長的缺點,必然導致價格的偏高。王建《贈崔杞駙馬》:「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貪,金埒減添栽藥池,玉鞭平與賣書人」,將「玉鞭」等價交換書籍,足證此書的價格之高。前文所述的李娃為滎陽生買的書「計費百金」,除說明所買圖書數量之多,也可知唐時書價著實不低。

宋代的《宣和書譜》記載吳彩鸞和丈夫文簫在南昌等地傭書時就有「簫拙於生,彩鸞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糊口計」。《唐韻》共5卷,此價為平均每卷1000錢。吳彩鸞為唐文宗時期著名的女傭書人。關於此人在北宋歐陽修《歸田錄》等文獻中都有記載,說明當時確有其人。雖說她的活動多被後人神化,但一部《唐韻》賣5000錢則可能為事實,而這書價也不菲。據《新唐書食貨志》載:「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令其著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弘文館校書郎、正字萬六千……」可知,會昌年間的百官月俸祿(祿米除外),最高的太師、太傅月俸二百萬;最低的主簙、中郎將月俸二千八百五十錢;校書郎、正字的月俸萬六千錢。由此折算,校書郎的月俸只能買三部《唐韻》,可見其售價之高。

那在敦煌,書價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伯希和2912v號《施捨經疏及寫經施銀帳》給我們提供了當時敦煌的寫經價目:「寫大般若經一部,施銀盤子三枚(共三十五兩),麥一百碩,粟五十碩,粉四斤,右施上件物寫經。謹請炫和上收當賀賣,充寫經直。紙筆墨自供之。謹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華」,銀器是晚唐以後在敦煌市場上流通的一種特殊貨幣。從此件文書反映的情況來看,銀盤等用來支付寫經的費用。北京圖書館藏潛15號文書(北6460號)題記:「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三十吊;妙華經一部,十吊;大方廣經一部,三吊;藥師經一部,一吊。」一吊為1000文,這與《宣和書譜》中記載的吳彩鸞所售《唐韻》的價格相仿。

而唐朝的錢換算成現在的幣值 粗估

1兩銀子= 1000文 = 20650 (貞觀年間幣值) 新台幣

以此換算以上經書的價格(以下皆為新台幣)

唐韻值103250

大般若經(只算銀子的部分):至少值722750

大般涅槃經:619500

妙華經:206500

大方廣經:61950

藥師經:20650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紙價並不高。據潘吉星先生介紹,二十世紀初斯坦因在敦煌一個寺院中發現的唐代帳薄中記有:「〔正月〕十四日,出錢一百文,買白紙二帖(帖別五十文),糊燈籠三十八個,並補貼燈籠用……〔十一月〕十三日,……出錢六十文,買紙一貼,供文歷用……十二月一日,……出錢一百二十文,買紙兩帖(貼別三十五文)、筆兩管(管別十五文),抄文歷用。」從文書中看,當時紙的價格在35文、50文及60文不等。與當時書價對比來看,唐時的紙價並不算高,而書價主要高在抄寫的工價上。

歐洲   以聖經為代表:

 
一本聖經從皇室跟主教下訂單簽合約後,第一步並非直接抄書,而是籌備原物料──古代的聖經是用羊皮寫的,生產一本羊皮紙《聖經》至少需要300張羊皮。皇室必須負責收集足量的羊皮紙、牛皮、彩繪所需的礦物與膠等原物料。修道院的抄經室才能執行制作-這仍包括自己制作墨水、顏料、管理抄寫原搞等龐大前置作業。一位抄經高手即使趕工一天,也只能抄寫四五頁,彩繪更是緩慢。 耗時五年完成是很正常的。由此可以想見,書籍在那時是非常貴重的東西,只有貴族、教會人員、抄寫員等少數人才能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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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紙張和印刷術發明初期 書籍的價格仍然不是一般市井小民負擔的起 《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亦稱四十二行聖經,即42-line Bible,此外還有Mazarin BibleB42是西方第一部採用活字印刷術印刷的聖經 

1449-1455年間,古騰堡聖經一本是20基爾德(gulden),手抄本聖經一本是50基爾德(John Man,《古騰堡革命》,台北:商周;2004)


基爾德(gulden)是萊茵地區發行的金幣,在1419年是3.51克重,含金量0.79。(M.M. Postan, H.J. Habakkuk,《劍橋歐洲經濟史•中世紀的經濟組織和經濟政策》,北京:經濟科學;2004)


以重量X含金量X黃金時價(以2015.03.20金價計,http://www.goldlegend.com/ )來算

1基爾德 = 3316.3884元(新台幣)

即古騰堡聖經一本約等於新台幣66328元左右

即使現在看來高價,當時仍是前所未見的物美價廉! 各區主教直呼太神奇,搶購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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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5/4/14 下午 12:39:17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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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極重視典籍,賜書往往也是深有寓意的政治舉動。西漢元帝時,東平思王上疏求諸子之書及《史記》,大將軍王鳳反對,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先秦各家思想學說,有的違反儒家經術,非議聖人,或是談鬼神,好奇騖怪。《史記》裡有戰國時的縱橫權謀,及初漢的謀臣奇策、天象災異、險阨要塞。凡此都不應出現在諸侯王公處。故不可賜予。
   
王鳳擔心東平思王學壞,擔心他知道太多,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對近支諸侯尚且如此,夷狄外臣自不必說。

唐開元年間,吐蕃以金城公主名義「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唐玄宗下詔,要秘書省抄一套賜吐蕃。這應是漢藏文化交流的好機會,當時卻引發激烈辯論。負責校刊文章的秘書省正字于休烈堅決反對,于休烈上奏說:
  
 現今的西戎吐蕃,原是大唐寇仇,怎可給他們經典?吐蕃人慓悍果決,性情敏銳,善於學習,很有耐心。若通達《書經》,必能知曉戰陣。若深曉《詩經.小雅.采芑》,則知眾多的武夫軍士,足為扞禦之用。深曉《禮記.月令》,則知興兵時機。深曉《左傳》,則知用兵的詭詐計謀。深曉《文選》,則知各國往來有徵召、聲討的書檄制度。這不異借兵給寇仇,資助盜賊糧餉。
  
 于休烈以為,春秋魯國因秉持周禮,使齊國不敢攻擊。楚人巫臣教吳國人駕御戰車,楚國便疲於奔命。魯國因守典而國存,楚國因喪失車乘技術而危及邦國,兩者都可借鏡啊!
  
 公主既已遠嫁吐蕃異國,應當一心欣慕吐蕃禮儀,卻返國求賜書籍,臣料想恐非公主本意,怕是某些投降吐蕃的唐人,從中教唆。陛下若顧慮不賜經書會失去吐蕃,為保住吐蕃對大唐的信心,不得已要賜經書,請勿賜《春秋》。因為《春秋》一經,記載東周衰弱時,各方諸侯強盛,自訂禮樂,交相戰伐,生起各種虛偽變詐,以致發生『臣召君』的失禮之事,紛紛立威想做霸主。若賜《春秋》一經,將帶給國家大禍患。《左傳》說:『齊人攻衛,衛國大夫于奚大敗齊國,衛君以溫地犒賞,于奚請改賞賜國君的音樂及國君的駕飾。孔子說:曲縣音樂及鞶纓駕飾,都是國君用物,應當愛惜,不如多賞些土地。爵號名位與國家重器,不可借人。』戎狄貪婪,愛財而輕視土地,正好多賜些錦衣玉帛,何必順他所求,賜予經書,資長吐蕃的智識?」
 
  唐玄宗命政事堂的中書門下省大臣議論,中書侍郎裴光庭持不同意見,他說:

「吐蕃由於不識禮儀經典,以致辜負大唐國恩,現今來哀求跪請,應允許吐蕃的降順附從,賜給詩書,漸漸以聖人聲教陶養,這是可以達到的。休烈只見吐蕃會生出種種真偽變作,不知經典也能長養人的忠信節義。」
   
唐玄宗聽了裴光庭這番議論,讚歎:「善」,准公主所求,賜吐蕃「《毛詩》、《禮記》、《左傳》、《文選》」。這段故事,載於《新唐書卷一百四于休烈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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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以金城公主名義,向大唐請《毛詩》、《禮記》、《左傳》 、《文選》各一部。)

除此之外    宋朝的蘇東坡也以國家安全的考量   上「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蘇軾文集』卷三十五) 反對賣書給高麗使節:

今 來 只 因 陳 軒 等 不 待 申 請 , 直 牒 國 子 監 收 買 諸 般 文 字 , 內 有 《 策 府 元 龜 》 歷 代 史 及 敕 式 。 國 子 監 知 其 不 便 , 申 稟 都 省 送 下 禮 部 看 詳 。 臣 謹 按 : 《 漢 書 》 , 東 平 王 宇 來 朝 , 上 疏 求 諸 子 及 《 太 史 公 書 》 , 當 時 大 臣 以 謂 : 「 諸 侯 朝 聘 , 考 文 章 , 正 法 度 , 非 理 不 言 。 今 東 平 王 幸 得 來 朝 , 不 思 制 節 謹 度 , 以 防 違 失 , 而 求 諸 書 , 非 朝 聘 之 義 也 。 諸 子 書 或 反 經 術 , 非 聖 人 , 或 明 鬼 神 , 信 物 怪 ; 《 太 史 公 書 》 有 戰 國 縱 橫 權 譎 之 謀  。 漢 興 之 初 , 謀 臣 奇 策 , 天 官 災 異 , 地 形 阨 塞 , 皆 不 宜 在 諸 侯 王 家 , 不 可 予 。 」 詔 從 之 。 臣 竊 以 謂 東 平 王 骨 肉 至 親 , 特 以 備 位 藩 臣 , 猶 不 得 賜 , 而 況 海 外 之 裔 夷 , 契 丹 之 心 腹 者 乎 ? 


臣 聞 河 北 榷 場 , 禁 出 文 書 , 其 法 甚 嚴 , 徒 以 契 丹 故 也 。 今 高 麗 與 契 丹 何 異 ? 若 高 麗 可 與 , 即 榷 場 之 法 亦 可 廢 。 兼 竊 聞 昔 年 高 麗 使 乞 賜 《 太 平 御 覽 》 , 先 帝 詔 令 館 伴 以 東 平 王 故 事 為 詞 , 卻 之 。 近 日 復 乞 , 詔 又 以 先 帝 遺 旨 不 與 。 今 歷 代 史 、 《 策 府 元 龜 》 , 與 《 御 覽 》 何 異 。 臣 雖 知 前 次 曾 許 買 《 策 府 元 龜 》 及 《 北 史 》 , 竊 以 謂 前 次 本 不 當 與 , 若 便 以 為 例 , 即 上 乖 先 帝 遺 旨 , 下 與 今 來 不 賜 《 御 覽 》 聖 旨 異 同 , 深 為 不 便 , 故 申 都 省 止 是 乞 賜 詳 酌 指 揮 , 未 為 過 當 , 便 蒙 行 遣 吏 人 上 簿 書 罪 ! 臣 竊 謂 無 罪 可 書 , 雖 上 簿 薄 責  , 至 為 末 事 , 於 臣 又 無 絲 毫 之 損 。 臣 非 為 此 奏 論 , 所 惜 者 , 無 厭 之 虜 , 事 事 曲 從  , 官 吏 苟 循 其 意 , 雖 動 眾 害 物 , 不 以 為 罪 ; 稍 有 裁 節 之 意 , 便 行 詰 責  , 今 後 無 人 敢 逆 其 請 。 使 意 得 志 滿 , 其 來 愈 數 , 其 患 愈 深 。 所 以 須 至 極 論 , 仍 具 今 來 合 處 置 事 件 知 後 。 

 臣 任 杭 州 日 , 奏 乞 明 州 、 杭 州 今 後 並 不 得 發 舶 往 高 麗 , 蒙 已 立 條 行 下 。 今 來 高 麗 使 卻 搭 附 閩 商 徐 積 舶 船 入 貢 。 及 行 根 究 , 即 稱 是 條 前 發 舶 。 臣 竊 謂 立 條 已 經 數 年 , 海 外 無 不 聞 知 , < 據 陳 軒 所 奏 語 錄 , 即 是 高 麗 知 此 條 。 > 而 徐 積 猶 執 前 條 公 憑 , 影 庇 私 商 , 往 來 海 外 , 雖 有 條 貫 , 實 與 無 同 。 欲 乞 特 降 指 揮 , 出 榜 福 建 、 兩 浙 , 緣 海 州 縣 , 與 限 半 年 內 令 繳 納 條 前 所 發 公 憑 , 如 限 滿 不 納 , 敢 有 執 用 , 並 許 人 告 捕 , 依 法 施 行 。 

今 來 高 麗 人 使 所 欲 買 歷 代 史 、 《 策 府 元 龜 》 及 《 敕 式 》 , 乞 並 不 許 收 買 。 

 都 省 批 狀 指 揮 , 人 使 所 買 書 籍 , 內 有 《 敕 式 》 , 若 令 外 夷 收 買 , 事 體 不 便 。 看 詳 都 省 本 為 《 策 府 元 龜 》 及 《 北 史 》 , 前 次 已 有 體 例 , 故 以 禮 部 並 不 檢 會 為 罪 , 未 委 《 敕 式 》 有 何 體 例 , 一 概 令 買 ?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5/3/19 下午 08:39:31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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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華
 
   
   
自從印刷術發明後,書本的流通與閱讀,變得非常容易。因此對於書本文字的愛惜大不如前,甚至輕忽而隨便。佛法傳來中國後,佛教經典也因為印刷術的發明而廣為流傳,但唾手可得的經典,往往為人輕忽而失去恭敬之心。讓我們一窺古人如何珍惜經典勝過黃金吧?
  
 玄鑒居士,印度人,是唯識宗十大論師之一護法菩薩的門徒。護法菩薩造唯識稿本一百卷,將要入滅時,把書交付給玄鑒居士說:「從中國來的菩薩到時,你將稿本交付給他。在印度這裡如果有人要借閱,須尋求黃金一百兩,才可以借他看一遍。」玄奘大師在玄鑒居士那裡得到這個稿本,回到中國後,翻譯為十卷,就是現在的《成唯識論》。
   
天親菩薩造了《唯識三十頌》,交付一位居士,也吩咐他說:「假若有人要看,須索取黃金一兩。」之後,來請求觀看《唯識三十頌》的人,像市集一般熱鬧,人人都以黃金換得看《論》的代價。
   
從這兩則故事,可知古人重視教法而輕忽珍寶,尊敬有德而愛惜佛法。何況聽聞佛法就能入道,即為出世的人,哪裡是世間珍寶可以相比的呢?所以《法華經》偈頌說:「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倘若有聽聞佛法的人,沒有不成佛的。(見《心賦注》)
   
珍惜佛法,輕忽身外之物,如此修道當然有成。像唐朝的龐蘊居士,世代學儒,家中富有無比。元和年間,龐蘊遊於湖北襄陽,喜歡此地的風土環境,便以船載著家中的資財,沈於江中,帶著妻兒躬耕於鹿門山下。不戀一物,不著一塵,一心在佛法上用功,龐蘊全家都徹悟佛法,證得涅槃。
   
末法時代,仍有教法,卻無行無證,佛教經典隨處可得,但敬重者少,故成就也少。護法、天親兩位菩薩「一覽須納金」的故事,值得吾人深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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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菩薩說:如果有人要借閱,須尋求黃金一百兩,才可以借他看一遍。)

*****

唯識宗在中國的弘揚,只有唐玄奘、窺基等數十年時間,後來唐中葉,因為遇到安史之亂及唐武宗滅佛後,典籍遺失,所以就斷絕了。
 
宋元有一些人研究唯識,但不成一家之言,因為缺乏玄奘、窺基的書無從深入研究,明清亦如此。因為沒有唯識的書,所以只好用宗鏡錄去研究唯識,所以搞出來的相宗八要,有許多錯誤。

中國開始又研究唯識,就是楊仁山居士,從日本請回來各種唐朝的唯識典籍,例如「成唯識論」等多種,所以中國才又開始研究唯識。

(歐陽漸居士﹕「明末諸老,仗宗鏡研唯識,以故相宗八要,諸多錯謬。居士(指楊仁山)得唯識述記而刊之,然後圭臬不遺,與基之論討有路」。(仁山居士傳)))

第一代是楊仁山、章太炎,第二代就是太虛大師、呂澂、三時學會的韓清淨、宜黃大師歐陽漸,王恩洋、梅光羲、朱芾煌、周叔迦、唐大圓、熊十力等等。

唐朝中葉開始,至宋元明以降,千年來中國確實沒有正統的、唐朝所傳之唯識宗、唯識學的研究(書都被毀了,沒有書怎麼研究?)直到清末民初才從日本迎回唯識典籍,唯識宗才得以在中國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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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的現況:經書淪廢紙

【2015-02-10 01:23:13 聯合報 徐正雄/農(新北市) 】

我很喜歡看經書,家裡不知不覺累積了許多,本想將經書拿到寺廟回收,廟方卻表示不歡迎。因為許多人認為印經書有功德,紛紛印製大量經書到寺廟放,寺廟早就經滿為患;我問寺廟如何處理這些經書?廟方說:放不下就送到焚化爐燒毀。

印經除需要錢,還要犧牲很多樹木的生命,尤其這些經書都是高僧大德用生命換來的智慧,現在,竟然落得如此下場。

這樣盲目印經,不管有沒有需要,將經書送到寺廟亂放生,究竟有沒有功德?

記得了凡四訓中有一則小故事,有人問了凡居士:為何做好事卻沒有善報?了凡居士答:做善事若不用智慧,結果可能變成壞事,不但沒有福報,反而招來惡果。

建議大家印經書前應該三思,和寺廟溝通,若想行善,孝順父母、常說好話、對人微笑…都能得到善報,不然,把錢捐給慈善機構也很好,沒必要亂放生經書。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8/10/20 下午 04:40:58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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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簡述天台宗中興之因緣
唐末,吳越錢忠懿王,治國之暇,究心內典。

「唐末」唐朝之末。唐朝李淵天下,共二九〇年,實際是二八九年。唐末,接著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五代從西紀九〇七至九五九,共五十三年,時間很短,像後梁是九〇七至九二二;後唐九二三至九三五;後晉九三六至九四六;後漢最短,九四七至九五〇,只四年而已;後周九五一至九五九,前後九年。西紀九六〇,趙宋開始,即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

五代時期,南方(今之浙江一帶),有吳越國,唐末昭宗時,錢鏐在此爲官;唐滅後,他就佔據浙東、浙西,成一小國,也傳了五代,到錢俶,即宋太祖時,至宋太宗便併入趙宋,中國又恢復統一。

「吳越錢忠懿王」,就是錢俶,在位三十一年,雖然北方處於五代十國,一直很亂,但吳越國偏安了五、六十年,直到五代結束。錢忠懿王「治國之暇」,治理國政之餘,「究心內典」內典指佛法,喜歡看經研究佛法,閱讀古著。

因閱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之句。不曉。問於雲居韶國師。

有一天,看永嘉集,「永嘉」是地名,今浙江溫州,晉朝稱永嘉。永嘉玄覺大師,與天台八祖玄朗是師兄弟;初學天台,後參禪開悟,到南方請六祖惠能大師印證,祖留住一宿,人稱「一宿覺」。又回永嘉,寫了一部永嘉集,又名禪宗永嘉集或永嘉禪宗集。雖名禪宗集,實際是根據天台止觀所寫,分十章。目前永嘉集有兩種,一種是原本,大正藏及其他藏經屬原本。一般流通的「永嘉襌宗集註」,明末天台幽溪大師,覺得古本編排次序有些錯亂,因此重編加註。在古本第七章,新版第六三乘漸次章,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四句。這四句什麼道理?「不曉」就是不懂,客家話至今仍保存「不曉」之音,可見,唐宋時的語言是客家話。既然不懂,就要請教師父(各位如果要懂,待正文第三十三頁,講圓教就會說到,大家不必急,不過,何年何月才眞懂就不得而知了!)「問於雲居韶國師」於是請教雲居德韶禪師。「雲居」不是指江南雲居山,中國雲居山有三處,這裡是指天台山的雲居道場,乃修行精舍之名,當時德韶國師駐錫於此,是錢忠懿王的師父,故謂雲居韶國師。

德韶禪師是法眼宗開祖─法眼文益的得法弟子,爲法眼宗第二代祖師。但師未開悟前,學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參訪五十四位當代有名的大善知識,最後親近文益禪師,才大開大悟。

乃云:天台國清寺有寂法師,善弘教法,必解此語。

「乃云」德韶國師聽了說:天台山國清寺,有位義寂法師,很懂教理,必定了解這四句的意思。把責任推給義寂法師了。韶國師是否不懂呢?第一、也許不懂,因雖參禪開悟,沒看過這本書,道理雖懂,也不敢說懂。第二、縱然明白,自屬宗門,是參禪的,不願冒充教下法師,還是請問教理專家比較適合。吳越王求法精神滿可貴,很難得!有些人有疑問,問第一位不懂,懶得再問第二位,可見吳越王確有求法之心。

王召法師至,詰焉。法師曰:此天台智者大師,妙玄中文。時遭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中國教藏殘闕殆盡。今惟海東高麗,闡教方盛,全書在彼。王聞之慨然。

錢忠懿王請義寂法師進宮,「詰」請問。請教這四句的道理。義寂法師回答:「此天台智者大師,妙玄中文」妙玄,即法華玄義,詳云「妙法蓮華經玄義」。這四句出自天台宗智者大師,妙法蓮華經玄義的第五卷。但法華玄義在中國已經失傳,爲什麼呢?下說原因:

「時遭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中國教藏,殘闕殆盡」。可憐啊!中國人每一朝代,幾乎都有這類嚴重問題,尤其三武法難,更是可怕,因時局混亂,王不信佛,許多教典焚毀失傳。這裡有個疑問,法華玄義既然失傳,義寂法師怎知出自法華玄義?寂法師雖未見閱玄義,但看過天台教部其他著作的引證。如道宣律師的南山三大部,明朝已全部失傳,可是,明朝高僧大德的著作,也引證道宣律師三大部的文字,從何引證呢?抄自古書。我發現好幾個地方是這種情況,像「緇門警訓」一書,裡面就有好幾段節錄南山三大部的原文,當時既無此書,何以引證?就是抄錄其他教典的原文。寂法師可能也是看到其他台宗著作中有此四句,說明出在法華玄義,所以知道。法華玄義爲何失傳?下文舉出兩個原因:

第一「時遭安史兵殘」,安,安祿山。史,史思明。唐朝中葉,唐玄宗爲了楊貴妃,天下大亂,致安祿山造反。安祿山是漢族與北方外族的混血兒,官高勢強,統領北方軍隊,逼得唐玄宗失守帝都,逃難到四川,恐失天下,要兒子登位,即唐肅宗。安祿山死後,兒子安慶緒續反,前後近十多年,天下大亂,直到滅掉安慶緒,才告一段落。不久,安祿山同類人,史思明又叛變,情況也很嚴重。安史之亂約在西紀七五五至七六三,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焚寺毀經,故稱「安史兵殘」,兵,戰爭,發生於唐玄宗、肅宗時。

「近則會昌焚毀」是第二。近,比較接近宋朝初年,有會昌法難。「會昌」唐武宗年號,中國佛教歷史上三武滅佛之一。三武:一、南北朝的北朝,北魏武帝滅佛。二、北周武帝。三、唐武宗。唐武宗崇信道教,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下詔滅除佛教,毀壞寺廟、佛像、經書,令僧尼還俗。三武滅佛,最嚴重是唐武宗,因南北朝時,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只在北方,南方佛教不受影響;唐武宗時,天下統一,整個佛教幾遭毀滅,所以受創最深。這裡有個很奇怪的巧合,滅佛的都是武,重興的都是宣,宣帝、宣宗。唐武宗會昌五年下詔滅佛,會昌六年就死了,只做了六年皇帝(西元八四一至八四六),站在佛教立場,或許會說遭報了。太子唐宣宗登位,父親滅佛,兒子卻信佛,不認同父親作爲,因此,做太子時就暗中保護佛教,登位即下詔恢復佛教,弘揚佛法。

很多台宗典籍,智者大師許多著作,在唐武宗時都被燒光了。那時候的書全賴手寫,分量不多,大叢林方保存一部分,被燒掉就沒了。由此,「中國教藏,殘闕殆盡」,中國佛教的教典經藏,殘缺不全,有些只剩一、二本。各位看看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冊,還保留古代殘存的經書,或一卷、二卷、三卷、五卷、十卷,有的只剩半卷,都是戰亂或三武滅佛,沒完全被焚毀的,一直流傳至今,相當珍貴,沒在教理下工夫,不知其重要;愈古老的著作,愈値得研究,這是我的經驗。

我講「地持菩薩戒本經」時,找參考資料,無意中發現地持經的註解,地持經疏殘餘剩本,正巧是「菩薩戒本經」的解釋,是隋朝慧遠大師的著作,因此,前年在台中講的地持菩薩戒本,參考資料較以前講的充實多了,許多沒發現的道理,都在這殘本中找到。可見,日本人很有保存古著的觀念,不會因不全而捨棄,依舊編入,加註說明少了第幾卷,後人懂得參考,便受益無窮。

台宗教典,就毀在安史之亂和會昌滅佛,天台三大部—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都沒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典籍。義寂法師趁此機會向吳越王說:「今惟海東高麗,闡教方盛,全書在彼」,義寂法師不知怎麼曉得高麗國的天台宗很興盛,告訴吳越王:海的東邊有高麗國(韓國),正闡揚天台教部,教風盛行,天台三大部統統在高麗國。「王聞之慨然」,吳越王聽了很感慨,既然高麗國有,得快想辦法請回。

即爲遣國書,贄幣使高麗,求取一家章疏。高麗國君,乃勅僧曰諦觀者報聘。以天台教部,還歸於越。

王馬上派遣使者拿著國書,「贄」贄儀,帶著禮物,還有金「幣」之類,出使高麗,呈遞國書,「求取」天台宗「一家章疏」,希望請回天台宗所有著作。「高麗國君」也信佛,收下禮物,趕快把現有的每一種請出一部,「乃勅僧曰諦觀者報聘」,還指命諦觀法師隨書到中國,報答吳越王要求,受其聘請,「以天台教部,還歸於越」,把台宗典籍,護送歸還中國。

觀既至,就稟學寂公,於螺谿終焉。大教至是重昌矣。

諦觀法師到中國,將天台教部交給吳越王,王轉呈給寂法師,「就稟學寂公」,諦觀法師在本國雖學天台,但不夠圓滿,於是親近義寂法師,繼續修學。「寂公」是對義寂法師的尊稱,中國人好簡,對長輩都是稱下面一個字,義是字派,不敢稱,故稱寂公。義寂法師居於螺谿道場。據傳載:諦觀法師在此住了十年,止觀修得很好,是坐修止觀入滅的,史載「坐亡」。時間可能在宋太祖開寶年間,宋太祖開寶元年是西紀九六八年,從九六八至九七五,諦觀法師在這段期間入滅,眞正日期無法確知。就在十年中,不知何時寫四教儀?四教儀寫完,放在竹製書篋裡,往生已,大眾整理遺物,並未注意;夜晚見書篋放光,覺得奇怪,打開一看,沒別的,就是一部天台四教儀手稿,於是,請出流通。「大教至是重昌矣」,台宗教典又昌盛起來了。宋朝之後,研習天台者又有所本了。宋初,知禮法師,即四明尊者法智大師,重興台宗,有很多註作,人稱中興天台的祖師,很了不起!但若非吳越王請示永嘉集四句,倘無諦觀法師送回,天台宗就不可能在中國繼續發展,所以,這幾位功德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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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

http://www.ncl.edu.tw/upload/P0990118001/cats/98-1-5%E9%99%B3%E5%86%A0%E8%87%B3P115-143.pdf

歐洲中世紀手工書籍設計之探討

http://www.cyut.edu.tw/filelist/ft982/ft_0137.pdf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5/4/13 下午 09:14:03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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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影響世界歷史100位名人】7-蔡倫

(TS AILUN,生活在西元一O五年)

造紙術的發明人蔡倫也許鮮為人知。他的發明意義如此重大,但卻被西方忽視,實在令人吃驚。在西方幾種主要的百科全書裡.都未收錄「蔡倫」這一辭條,歷史教科書也極少提到他的名字。鑑於紙張的重要性,我們不得不對蔡侖予以格外重視。

據考,歷史上確有蔡倫其人。他曾在中國的朝中做事。西元一O五年,他給皇帝送去紙樣。中國史書關於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記載真實可靠,沒有絲毫杜撰之嫌。作為造紙術的發明者,蔡倫名揚全中國。

關於蔡倫生平的資料並不多。中國史書中提到,他是位宦官。書中還說,皇帝見到蔡倫的發明非常高興,便對他封官行賞,蔡倫由此成了富翁。然而,時隔不久,他遭宮中小人陰謀暗算,敗下陣來。蔡倫深感受辱,浴後,他穿上最好的睡袍,服毒自盡。

西元二世紀,中國開始廣泛使用紙。此後的幾個世紀中,中國向亞洲其他國家出口紙張。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對造紙工藝嚴格保密。西元七五一年,一些中國的造紙工匠被阿拉伯人俘獲。不久,造紙業便在阿拉伯世界興起。十二世紀,歐洲人從阿拉伯人那裡學會了造紙技術,紙張開始被廣泛使用。谷登堡發明近代印刷術後,在西方,紙張代替羊皮紙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今天,紙張成了我們司空見慣的東西,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紙,世界將會怎樣。在中國,蔡倫未發明造紙以前,人們在竹簡上書寫。可以想見,這種書是多麼的笨重。也有的書寫在綢子上,但這很昂貴。在西方,紙張傳入之前,人們在用山羊皮或綿羊皮做成的紙上書寫,以取代羅馬人、希臘人和埃及人用的紙草。不管是羊皮紙還是紙草,既稀少又造價昂貴。

如今,書籍及其他材料得以大量印刷出版,原因在於有了紙。當然,如果沒有印刷技術的出現,紙張也不會如此重要;然而,同樣重要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數量充足、造價低廉的紙出現,印刷術也會變得沒有意義。

那麼,何者應排列在前?蔡倫,還是谷登堡 ? 我認為兩者同樣重要。我把蔡倫排在谷登堡之前,是因為:第一,紙張除了作為書寫材料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用途。如今,紙張在其他方面的用途,已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在書寫方面的使用;第二,蔡倫比谷登堡年長,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紙,谷登堡也就不可能發明出印刷術;第三.如果紙或者印刷術,只有其中一種發明出來的話,我想,木印版圖書將會多於活字版羊皮圖書。

這是否意味著谷登堡和蔡倫都應被列入本書的前十名當中 ? 為進一步理解紙及印刷術的全部涵義,我認為有必要就中西文明史做一下比較。西元二世紀以前,中國的文明程度落後於西方;漢代以後,中國的文明發展進程趕上並超過了西方。西元七一八年,中國成了世界上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十五世紀以後,西歐在文化方面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中國。關於這種變化,學術界有各種解釋,而我相信的是最簡單,也是長期為人所忽視的一種解釋。

雖然,中東地區早於中國出現了農業及書寫,但這並不能解釋中國的文明程度長期滯後於西方這一現象。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在蔡倫發明造紙術以前,中國沒有輕便的書寫材料。那時,西方世界用紙草作為書寫材料,雖然這種材料有自身的缺點,但它還是優於木板和竹簡。中國文化發展的障礙,就在於沒有便利的書寫材料。在那時的中國,文人出門要用車來載書,可以想見,在如此沉重的負荷下,中國朝廷是如何運作的。

蔡倫的發明,使這種狀況完全改觀。此後不久,中國迅速趕上了歐洲。(當然,歐洲政治上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文明的進程。然而在十四世紀,中國的分裂狀況較歐洲嚴重,但這並未影響其文化的發展。)在以後的幾個世紀裡,歐洲發展緩慢,而在中國,相繼出現了被後人稱作「四大發明」的其他三項發明:指南針、火藥、雕版印刷術。與羊皮紙相比,紙張造價低廉、數量充足,因此寫字用的桌子開始出現。

歐洲人在懂得如何使用紙以後,才得以直接面對中國,西歐與中國在文化上的差距開始縮小。馬可 • 波羅的著作也確認了這一點,他在書中談到:起碼在十三世紀時,中國比歐洲發達。

為什麼中國最終落後於西方 ? 這涉及許多復雜的文化因素,但也有一些簡單的技術原因。十五世紀,歐洲人谷登堡發明了批量印製圖書的技術,歐洲的文化由此得以迅速發展。然而中國卻始終停留在雕版印刷技術上,造成其文化發展速度緩慢。

如果讀者同意上述觀點,那麼自然會得出結論認為,蔡倫和谷登堡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兩個人物。然而,事實上,蔡倫的地位要比其他發明家重要得多。這是因為,大多數發明都是發明者所處時代的產物,即使沒有他,別人也會作出這些發明。蔡倫則不然。造紙術出現近一千年之後,歐洲人才從阿拉伯人那裡學會了造紙。同樣地,一些亞洲人,即使親眼看見了中國製造的紙,卻仍然不知道如何自己生產。很顯然造紙工藝非常復雜,它並不是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而是特殊的人對人類社會所作出的特殊貢獻。蔡倫就是這樣的人,直到一八OO年機器印刷技術推廣以來,他所發明的造紙技術一直是造紙業生產的基礎。

這就是我把谷登堡和蔡倫放在本排行榜前十名,把蔡倫排在谷登堡之前的原因。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5/4/16 下午 09:33:39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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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紙張發明以前 各項書寫材料的價格多高?
孔子曾曰:“貧不及素。”這堛滿妖嚏芋A指的就是絹帛。漢代一匹絹帛〔長約10多米﹐寬不及1米〕的價格相當于720斤大米。


中古歐洲主要的書寫材料羊皮紙 現在在日本還有賣 一張A4尺寸大小的羊皮紙要價約新台幣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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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壇/普大獲捐3億美元藏書

2015-06-27 08:15:06 聯合報 王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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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家沙伊德。 ◎王岫˙圖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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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目前擁有藏書700多萬冊,在美國各著名大學中,僅排列第18名,並不算大館,但它成立於1750年,歷史悠久,擁有不少善本古籍,素有盛名。國人對普大圖書館,最有印象的應是它有不少分館,其中之一就是「葛斯德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胡適先生曾在1950-1952年間擔任過此館館長。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總館法斯東(Harvey S. Firestone)紀念圖書館,日前獲得一筆價值超過3億美元的珍善本典籍贈書,使得其古籍文獻的蒐藏內容更加堅強。

其實這批2500部(件)的古籍文獻,早在1959年,即以「沙伊德圖書室」(Scheide Library)的名義寄放在法斯東圖書館,只是去年11月14日,沙伊德先生(William Hurd Bill Scheide)逝世,生前決定將這批藏書完全捐給他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普大圖書館於今年2月16日,完成財產轉移法律手續,這批經古籍市場評估總價值約3億美元的文獻,正式名歸普大圖書館。

威廉.胡特.比爾.沙伊德先生(1914-2014,以下稱其名「比爾」)剛好活了100歲,他是音樂家、慈善家,更是一位第三代的藏書家。他的祖父,泰勒先生(William Taylor Schide)在19世紀後期於賓州從事石油業,因石油榮景而致富,42歲就退休了,他有足夠的錢,過著買書、看書的日子。他的兒子約翰(John Hinsdale Scheide),是普林斯頓大學校友,也繼續花費大部分時間,過著買書和閱讀的生活,甚至在賓州泰特斯維爾(Titusville)自家,成立了圖書室(也就是「沙伊德圖書室」的前身)。第三代的比爾,從小就在圖書室成長,拉開椅子,就能見到紙草紙的《聖經》、莎士比亞第一版的作品等等珍貴古籍。雖然從小學鋼琴,也讀了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再到哥倫比亞大學念完音樂碩士,後來在康乃爾大學教音樂,並成為贊助音樂活動的慈善家,但他還是在事業之餘,承繼祖父和父親蒐藏圖書的志業,家中珍貴典藏日益增多。

說起這三代的蒐藏,最早可從祖父泰勒先生在1865年,他18歲時,所買的一本1861年印行的著名科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所寫的《蠟燭的化學史》(Course of Six Lectures on the Chemical History of a Candle),所以這批藏書可說跨越150年的歷史。《蠟燭的化學史》購買當時,或許不算善本,但能保留至今,就是珍貴典籍了。祖孫三代,買書成家,自然也購進了許多在當時已算善本的文獻,例如1455年的《古騰堡聖經》、莎士比亞的第一到第四本手抄稿本、哥倫布寫給西班牙斐迪南國王和伊莎貝拉女王的書信、《美國獨立宣言》第一次印刷版、有林肯親筆簽名的1856年關於奴隸問題的演講稿,以及南北戰爭最後一星期,北軍葛蘭特將軍的書信和手寫稿……等等。

由於比爾是音樂家,他也蒐藏了許多有名音樂家──包括貝多芬、舒伯特、巴哈、莫札特等簽名的樂譜稿本及筆記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What happened to Bach’s music in the first century after his death〉,也就是靠著家中不少寶貴、難得的音樂蒐藏而寫就的。

其他的重要藏書,還包括一本1499年法國印行的《死亡之舞》(Dans Macabre)的木刻插畫本,據說世界上目前只存兩本。

總之,祖孫三代的蒐藏,若拿到古書或古物拍賣市場,可賣到3億美元以上。1942年比爾父親約翰逝世後,比爾繼續蒐書,放在賓州泰特斯維爾自家圖書室,由母親管理。1959年,母親過世後,住在普林斯頓的比爾,一方面自己使用較方便,一方面也希望這批書能讓更多人看到和使用,便與自己和父親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接洽,將這批藏書搬到普大圖書館特藏部門安置,並按照普大圖書館善本書使用辦法,讓師生或研究者使用。普大圖書館也設立「沙伊德圖書室」,並將原來沙伊德家中圖書室的家具、書櫃、彩繪玻璃等裝飾,原封不動移到普大的專室。比爾很慷慨,對其他使用者的閱讀、使用申請,總不吝准許,並在他逝世前,決定將這批藏書永久捐給普大圖書館。不僅普大實至名歸擁有這批價值連城的館藏,也少了寶物移轉、搬遷過程中的風險,因為這藏書已存放在普大五十多年了。

像這種私人藏書寄放在圖書館,成為專室,再透過捐贈,成為館藏的案例,現在恐怕會成為絕響了。一方面,難得普大圖書館當時有極大的空間可利用,一方面現代圖書館總追求數位化,想以極小的空間和電腦,就能看盡世界上的善本書電子版,很難再闢專室容納個人藏書;最重要的是,有誰能像比爾和其子女一樣,願意割捨這價值三億美元的藏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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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27 上午 08: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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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6 06:32聯合報 吳敏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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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麼可歌可泣,再怎麼嘔心瀝血之作,白紙黑字的記憶體,一旦閒置不翻閱,就有霉斑蠹蟲來找碴。

要怪,怪老祖宗沒把我們名字取好。書與輸,冊與切,誰想讀輸,誰會送切?準備考試的嫌棄,打牌下注的不愛,連投幣釣玩具娃娃的小孩都怕。大概只剩回收秤斤兩時,書冊才顯出比石頭還不值錢的重量。


因此,我們樂於由傳播智慧變身遮擋視線窺探的照壁,以及承載疲累身心的坐椅。

洋人解釋這叫「裝置藝術」。唉──,他們肯定很難體會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悲壯。

從今以後,人們不必東看西瞧,只要坐下來,凡事全用屁股去想。這,可是什麼品牌型號的手機電腦,統統做不到的來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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