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樓
漕運是關係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重要因素，漕運的本質在於把經濟重心區域的物質財富輸送到政治中心，因此漕運線是一條連接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的紐帶，是王朝權力中心得以生存和運行的物質輸送線和生命線。然而，漕運線路方向一直處於變化之中。秦漢時期，漕運為東西方向，黃河中下游的關中、山東一帶為農業經濟發達之區，漕糧通過黃河、渭河由東向西運抵長安；唐代，朝廷逐漸把漕運重點放在南方，漕運線路也由秦漢時期的東西向呈現出東南、西北向的變動。宋代以後，南方經濟崛起並日益成為王朝依賴的物資供應區，所以唐宋期間，漕運逐漸轉變為東南、西北方向，並由東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運則轉變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唐代以後，政治中心還有一個逐漸東移的趨勢，尤其元明清三代王朝政治中心向東北方向遷移，並從元朝開始確立在更北的區域；而經濟重心則越來越明確地確立於南方，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於是，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呈北南分立的格局長期延續。
漕運線路雖一再變動，但始終指向經濟發達區域。學術界曾從多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問題，其實，漕運的空間變動、漕運線路的指向，應該是考察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一個極好視角。漕運在空間上的不斷變化，直接反映了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在空間地域關係上的變動，總體趨勢是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分立北南，南糧大量北運。這一變局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意義。
其一，漕運作為實物賦稅的運輸形式持續存在，始終成為政治中心緊扣、牽絆經濟發達之區的繩索。宋代以後漕運路線雖然仍在變化和調整，但漕糧的徵集地區明確地指向以江南為主的南方地區，不難發現，宋代以後的歷代王朝對於南方已處於經濟上的依賴狀態。其實，唐人杜牧便已稱江淮漕運為「國命」（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啟》，《文苑英華》卷660）；宋人則稱「國家於漕事最重最急」（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元人則認為漕糧為「元京軍國之資」（葉子奇：《草木子》卷3《克謹篇》）；明清時期的人對漕運的議論甚多，諸如「漕運為國家命脈攸關」，江南為「朝廷之廚」（王宗沐：《條列漕宜四事疏》，《明經世文編》卷343），漕運「為一代之大政」（《清朝續文獻通考》卷75《國用考·漕運》），等等。大量時人的論述證明，宋代以後朝廷對於南方經濟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而漕運的政治意義也不斷地得到強化。漕運線路的空間變動是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變動的結果。一方面，漕運連接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另一方面，漕運又使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具備分離的條件，能夠分處兩地。所以，漕運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構成空間關係的重要因素，需要明確的是，這種空間關係乃政治中心對於經濟重心的依賴、索取與牽制，因此漕運實則朝廷伸入富裕之區的觸角，是羈絆調控經濟發達之區的重要手段。
其二，由於漕運長距離運輸的空間特點，各王朝意識到漕運除了供食京師之外尚可發揮其調控與管理基層社會的功能，於是漕運越來越多地運用於社會賑濟、救助等領域。尤其是南漕北運之後，漕運線路趨長，並在更大的空間運行中與途經區域社會發生更深更廣的聯繫。朝廷逐漸認識到漕糧運輸具有的對於地方的調控意義和價值，越來越多地利用漕糧征派、運輸來進行社會制衡，使漕運在經濟功能之外也成為王朝用作區域社會調控的政治手段。大體自宋代開始，朝廷就開始注重將漕運用於解決社會問題，至明清時期對於漕運的利用越來越頻繁、範圍越來越廣泛、賴以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
在有關漕糧管理運用上，宋代是以糴為主，明清時期則以糶為主。朝廷運用集權的優勢，充分發揮漕運的社會功能，對漕運及其相關環節進行調控，將漕糧用於地方軍餉和倉儲、平抑糧價、賑災備荒等方面。明清時期「凡地方有災歉之處，輕則平糶，重則賑濟」，無論是平糶還是賑濟，所需漕糧都是通過截留和撥運兩種方式完成的。尤其是清代政府利用漕糧的實物特性和優勢，頻繁地截留和撥運遠在南方的漕糧。從時間上看，清代漕糧的截留與撥運從康熙年間開始逐漸遞增，至乾隆時期進入高峰狀態，表現出持續性強、規模大、頻率高的特點；從空間上看，截留的漕糧多出自長江中下游各省，受益地區既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等有漕省份，也有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陝西、山西等無漕省份，而直隸地區更是受益的重點地區。清廷充分認識到漕糧資源的社會意義，利用漕運線路所具有的空間優勢與便利條件，充分發揮漕運及其線路的流動意義，在不增加物資、運輸等成本的情況下，廣泛發揮漕運的社會功能，重點解決運河一線、長江中下游、直隸地區等重要區域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兼顧周邊或確需急救的其他區域。漕糧的流動性以及長距離運輸，極大地增強了其機動性、可調節性，一旦地方急需即可奏請轉運，具有快捷、便利、高效的特點，這使得在清代截漕賑濟成為政府調控社會的重要手段。
其三，漕運客觀上引發了區域社會經濟格局的變動，促進了運河經濟帶的產生。所謂的運河經濟帶，主要是指運河水道承載漕糧運輸的同時，溝通巨量的南北物資交流，不斷促發更多的經濟活動與聯繫，連接更多的區域、市鎮、物資、行業與人群，形成一個相對成體系的、流動狀態的、具有發散與輻射作用的經濟帶。因為這個經濟帶的形成與發展是以漕運活動作為先決條件，且漕運本身也成為這個經濟帶的要素，所以，這個經濟帶的諸多問題必須要從漕運的角度去審視。例如，在範圍的考察上，至少應該把長江中下游地區納入這個經濟帶，該地區是明清漕糧的主要征運地區，也因漕運而與運河構成一個整體。
這個經濟帶在明清時期的經濟功能及其輻射意義巨大。明清兩代，南糧北運皆通過大運河完成，運河具備的運輸條件、能力和優勢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這種性能促成了運河經濟帶的形成。從隋唐運河的開通，到宋代的廣泛利用，再到元明清時期作為完全意義的漕運線路，運河的社會經濟意義和功能逐漸進入全盛的狀態。運河經濟帶的作用不僅在於溝通南北，更重要的是這個經濟帶成為元明清時期最富活力、最有生機並最具輻射影響力的區域。
總之，自秦至清，漕運線路持續變動，漕運的區域指向隨之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意味著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在空間上的地域關係的變動，同時也引發了區域社會經濟的變化；與此同時，漕運越來越多地發揮其社會功能。當然，漕運對於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的意義廣泛而持久，但總體而言，其政治意義仍大於經濟意義。
（作者：吳琦 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3/3/12 下午 09:40:06編輯過]
同乘彌陀號，飛過業障山，越過生死海，同登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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