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什麼？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對北方中國人的大屠殺，死者六千-八千萬人。而個別地區屠殺最厲害是什麼地方，一個仍是蒙古對呼羅珊的大屠殺，死亡700萬，占當地人口的95%；另一個發生在中國四川，明未，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偉大現大作家郭沫若稱）對一千萬四川人的大屠殺。這場屠殺，令人煙密集的四川變成一個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區，直到順治中，才移湖廣實四川，多少恢復了一點生氣。
這樣血腥的歷史是誰故意抹熬的？是誰為了party派利益故意彎曲的？歷史並不總是公正的！因為，歷史是御用文人編寫的。
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保證最高統治者可以搜括最大限度的財富供自已消費。中央集權並不能消除戰爭，事實上中國在歷次內亂中死亡的人數恐怕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戰爭的總和。中央集團的外延總是有限的，因此帝國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騎兵可以向西擴張到准葛爾，恐怕今天中國的領土比印度還要小三分。而事實上，以文明傳播領域來說，中國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個，就算是印度文明，傳播的空間包括次大陸和東南亞，以及西藏等地，也比中國大兩部。
中國文化是一個集權的文化，中國人到今天還沒有認識到，今天中國的衰落，並不是由於分裂，而是由於集權，集權本身就肯定是內斂鎖國的政治；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進行廣泛的探索和開拓新的領域。
歷史記憶的中央集權化
1644年是舊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這一年成王敗寇，功虧一簣。在滿清異族統治的威脅下，漢人農民軍的縱橫，就具有了民族主義視野下的某種正當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無限誇大。只要他們殺滿狗，他們同時殺漢人也就不打緊。漢人可由漢人來殺，川人可由陝人來殺，但漢人卻萬萬不可被異族殺戮。這就是亂世之中的漢民族主義歷史觀。"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在這種與暴力革命如出一轍的民族主義邏輯下，不問青紅皂白亂殺一氣的屠夫，就被某種大一統的記憶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對被殺戮者而言，區分劊子手的種族卻是沒有意義的。死就是死。良民們橫死在刀槍之下，是一樁極端個人主義的遭遇，而不是某種被假想的集體主義獻祭。敵人的敵人是什麼人？在360年前煙塵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個真實而殘忍的答案是：敵人的敵人張獻忠，不過是更兇殘的敵人。
1644年亂賊張獻忠入川，9月成都淪陷，獻賊稱帝，隨即在成都平原拉開了一幕四川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大屠殺。張獻忠不但殺官紳，也殺士民。他以科舉為名，騙進士、舉人、貢生一萬七千人于青羊宮中，盡數殺戮。古蜀以來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兩河"屍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頓成曠野，天府之國數年之間竟虎狼遍地。這些基本史實在1949年前的史學界，在海外漢學界都有定論。如蕭一山在東北大學流亡我的家鄉四川三台時撰寫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論著《一次中國農民起義的頂點：張獻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寫了張獻忠登峰造極的KB統治。幾十年後的劍橋中國史也採納了詹姆斯的觀點。但1949年後，出於抬高農民起義之合法性的需要，史書關於這場大屠殺的史實，均被無良之史家說成是滿清對抗清義軍的造謠侮蔑。如王綱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睜眼說瞎話，稱張獻忠部為萬民敬仰、英勇抗清的義師。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來每逢成都城區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現身說法。如《荒書》記載，獻賊入城後"先殺衛所指揮千、百戶，後殺僧人、道士、匠作、醫士，皆令州縣解入成都。殺則投南門外大橋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門大橋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記載中的萬人坑。我曾聞訊前往河邊觀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鑒。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與悲情，迄今仍在歷史教科書的謊言中被子孫抹煞和遺棄。一旦想及此節，令人欲哭無淚，欲泣無聲。
中央集權主義最可怕的一層，就是我們的歷史記憶和知識系統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權化。統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犧牲地方服從中央，犧牲今天服從將來；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犧牲地方記憶，服從宏偉敘事。於是就連我們的苦難都是中央集權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統一到一個相同的哭泣聲中來，四川人的哭泣就會被歷史省略，被民族主義敘事一筆勾銷。一個四川人可能很真誠的為"揚州十日"而垂淚，但他對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殺卻可能一無所知。正如我曾經在四川的鄉下特意詢問那些小學生，他們知道中國所有三山五嶽、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誦中國歷史所謂正統朝代的整個譜系。但他竟不知道家鄉的河流和山脈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來的歷史脈絡。因為我們的知識譜系，我們的情感方向，從小就是被按照一種中央集權的模式來塑造和培養的。這種模式一步步教會我們愛遙遠的事物勝過愛眼前的花草。教會我們如何對當下的苦難保持麻木，而對抽象的辭彙保持亢奮。
這種模式，成功的培養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權體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記憶，地方的知識，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實上被編排，就是在價值上被藐視。這使眾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個人情感上，成為了地方主義的癡呆症患者，和集權體制的發燒友。然而地方主義，是鏈結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仲介。沒有地方主義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為民主首先是一個地方概念，首先意味著政治權力及其來源的本土化。沒有地方記憶的凸現和地方情感的養成，就沒有一種健康的集體主義和政治共同體的立足之地。我若沒有作為一個四川人的驕傲，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就是虛妄的。我若沒有對四川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對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就是危險的。如同婚姻是一種最小單位的社會共同體，地方主義也是一種最小化的政治集體主義。地方主義的政治觀是一種中道，既能抗衡無go-vern-ment的個人主義，又能適度消解虛妄的天下觀與狂熱民族主義。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歷史觀中，張獻忠的抗清被賦予太多的民族大義，被給予李自成之後太多絕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張獻忠的入川和大屠殺，卻是蜀文化三千年歷史最悲慘的一場浩劫。在這一年，四川人的敵人是張獻忠，而非滿清。因此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義，是與其之於中國之一般的意義截然相反的。而與中國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義，是否就是沒有意義？如同與全體利益相悖逆的個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當的利益？大陸20年經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確立了個人利益及其權利主體的正當性。而我們未來政治轉型的目標之一，則是要進一步確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當性。
中國歷史上的地方主義和某種自治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為李家的人顯然不會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會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義就是培養地方主義的情感，培養一種源遠流長的本土價值傳統，即宗族與城邦的傳統。這種傳統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後中央集權體制的有效性。當古典的地方主義被消滅後，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黃子孫。最近大陸也開始流行祭祀黃帝，因為你若已沒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黃帝。如果說祭宗廟是古典地方主義的文化儀式，那麼祭黃帝就是中央集權主義的文化儀式。
因此凸現地方真相，在文化上伸張地方的苦難，就與在政治上伸張地方的利益幾乎同等重要。
外來政權的兩種模式
某種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殺，只是四川兩千年來外來政權模式的一個必然結局。就像專制主義國家總會發生饑荒一樣，專制主義國家也總會發生屠殺。阿馬蒂亞森的研究，發現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饑荒。事實上民主國家也從未發生過對本國民眾的屠殺。因為民主正是一種根植於地方主義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講述美國政壇秘訣的書，作者透露的秘訣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種自下而上獲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義，並不能保證杜絕異族侵略者的屠殺，但卻能徹底化解本土執政者發動大屠殺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張獻忠大屠殺，特徵之一就是執政者對民眾的屠殺。獻賊在成都僭位稱帝，建號大順。一般而言，從流寇變成坐寇後，統治者都會開始一個較為開明和溫和的階段。因為涸澤而漁顯然是非理性的。但統治者的理性卻不能給民眾的安全一個包票。因為獻賊大屠殺的另一個特徵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殺模式中，通過屠殺進行暴力威懾，以及因攻城掠地遭到頑強抵抗，傷亡慘重，於是屠城以報復。這是兩種常見的情形。張獻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時間，隨即進行了三日的屠殺。這還可以歸入報復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獻賊在隨後兩年中進行反復的屠殺，士農工商無一倖免。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儘管張獻忠也想最後做皇帝，但他顯然沒有信心，知道自己強弩之末，無力改變滿清入關後的大勢。加上坐寇的理性終敵不過流寇的習氣。於是殘忍乖戾，以屠殺為樂。成為中國史上與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讓的兩大民賊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