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道變了
萬曆十二年冬（ 1584 年），蟄居十四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擔了為帝國監督和考察官員的重任。 這年海瑞七十二歲，其頑梗剛峻卻一如既往。 他沒有按照慣例推辭謙讓一番，而是立刻上路。 海瑞把自己在垂死之年赴任比喻為“屍諫”，這等陰沈剛烈的意象恐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來。
正如眾人預料的那樣，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議。 他說，陛下勵精圖治，為什麼不能大見成效？ 因為處罰貪官汙吏的刑法太輕。 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貪贓枉法八十貫論絞。 他還提到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掛在公堂上懲戒後任的辦法。 海瑞認為，如今就應該用這種辦法懲辦貪官汙吏。 此論一出，輿論大嘩。
貪贓枉法八十貫論絞意味著什麼？ 這條法律是洪武三十年（ 1397 年）頒布實行的，當時一貫等於一兩銀子的大明寶鈔已經貶值到票面價值的 20% 之下。 即使以票面價值估算，如果按照對糧食的購買力折成人民幣，八十貫往寬裡說也不過兩三萬元。 貪贓枉法兩三萬元就要判處死刑嗎？ 還要剝皮填草？ 《明史》上說，海瑞規切時政，話都講得很剴切，惟獨勸皇帝“虐刑”這一點，“時論以為非”。 （注 1 ）
"虐刑”是一個令人疑惑的批評。 朱元璋主持制訂的《大明律》乃是堂堂正正的國法，認真執法怎麼可以叫“虐刑”？ 想當年，朱元璋採用更加嚴苛的貪贓枉法六十兩銀子處死的標準，殺貪官如秋風掃落葉，贏得了生前和身後的廣泛讚譽，即使有批評者，也不過指責一些超標的濫殺，並沒把法律看作“虐”法。 然而，一百八十年之後，“時論”卻有了這個意思。 世道真是變了。
二、今日的邊界也在動
讀《較量——中國反貪歷程》一書時（注 2 ），我忽然冒出一個疑問：假如劉青山和張子善活在今天，他們會被槍斃嗎？
1952 年 2 月，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天津專區專員張子善因嚴重貪汙而被處決，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貪第一大案。 據中共河北省委關於開除這二位貪官黨籍的決議介紹，劉張二位共貪汙揮霍三億多元舊幣。 （注 3 ）舊幣的三億元等於新幣三萬元，按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 1951 年的一元新幣大體相當於 2000 年的七元人民幣。 這就是說，按照今天的標準，這二位大貪官平均每人貪汙了十萬元左右。 貪汙到這個數目的官員，如今該當何罪？
《較量》一書從先秦寫到 1997 年，倒數第三頁提到了八個最新貪官的名字，我查到其中七位的案情和下落，抄錄如下（注 4 ）：
1 、陳希同，北京市委原書記，貪汙禮物折合 55.6 萬，被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
2 、王寶森，北京市原副市長，貪汙 25 萬、美元 2 萬、挪用 3.5 億，自殺。
3 、閻健宏，貴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原董事長，貪汙 65 萬、美金 1.4 萬、合夥貪 汙 150 萬，被判處死刑。
4 、郭子文，中國煤炭銷售公司原總經理，受賄 193.6 萬，死刑。
5 、李善有，海南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受賄人民幣 43 萬、股票 8 萬，死緩。
6 、胡建學，山東泰安市委原書記，受賄 60 萬，死緩。
7 、歐陽德，廣東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賄 53 萬，有期徒刑 15 年。
比照上述各位，劉青山和張子善如果不再做十倍的努力，不貪到百萬以上，只要厚著臉皮不自殺，今天就不至於死。 十萬元級別的貪汙犯，根據如今的案例推測，也就是坐牢十年的罪過。 試比較下列案例：
1 、康輝，人事部工資福利司原司長，受賄 10 萬，有期徒刑 10 年。
2 、孟慶平，湖北省原副省長，受賄人民幣 24.5 萬、港幣 10 萬，有期徒刑 10 年。
3 、梁高才，中國石油天然氣銷售公司原總經理，受賄 10 萬，有期徒刑 10 年。
4 、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賄款物合計 17 萬，有期徒刑 10 年。
5 、錢棣華，黑龍江大慶市原市長，受賄 22.5 萬，有期徒刑 10 年。
6 、楊善修，河南安陽市原市長，受賄款物折合 13.8 萬、美金 3300 元，有期徒刑 10 年。
7 、彭虎，深圳市南山區原人大主任，受賄人民幣 20 萬、港幣 42 萬 ( 俱樂部會員證 ) ，有期徒刑 8 年。
8 、滕國榮，江西省國稅局原局長，受賄 12 萬，有期徒刑 7 年。
由此看來，與五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世道也變了。
假設海瑞活在今天，呼籲恢復建國初期的懲貪標準，眾人會不會罵他勸誘皇上“虐刑”呢？ 我估計幹部會罵，百姓不會罵。 這種說法有點階級分析的味道，恐怕低估了共同的人性，我們不妨比喻得再極端一些。
1942 年 10 月 15 日 ，晉察冀根據地民主政府頒布了《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汙條例》，其中規定：貪汙數目在 500 斤小米市價以上者，處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貪汙數目在 300 斤小米以上 500 斤未滿者，處死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43 年 8 月抗日根據地政府公佈施行的《山東省懲治貪汙公糧暫行條例》規定：貪汙公糧 500 斤以上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注 5 ） 三五百斤糧食不就是三五百元人民幣嗎？ 這條標準讓我想起了當代民間流傳的笑話：“把所有乾部拉出來排隊槍斃，難免有冤枉的。隔一個斃一個，漏網太多。”
這太過分了。 這才是無可置疑的“虐刑”。 假如海瑞膽敢倡導這種標準，我估計廣大幹部群眾會一致起來反對。 奇怪的是，六十年前，通過這條法令的時候，大家怎麼不這麼感覺呢？
三、歷代的重複
這類世道演變，本身就是一種常規。 將兩千年間的十餘次反復集中到一本書裡，這種常規就比較容易顯現出來。 我們試以明朝為起點再追溯兩步看看。
宋朝
宋朝初年（ 960 年起），贓滿五貫者處死。 五貫是什麼意思呢？ 當時宰相每月的俸祿是三百貫，小縣主簿每月的俸祿為六貫。 小縣主簿相當於現在的正科級幹部，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幣。 貪汙數額不足一個科級幹部的月薪就要處死，真有年輕氣盛、咄咄逼人的感覺。 而且，當時的執行措施也頗為得力，監察禦史每月都要完成參劾任務，百日不糾彈，就是給臺諫（近似監察部或中紀委）丟臉，要罰“辱台錢”。 （注 6 ）
過了四十年（ 998 年），到了宋朝的第三代領導真宗趙恆手裡，年輕氣盛的標準漸露老態，流配海島代替了死刑。 再過六七十年，貪官流放時無須受杖了，臉上也不再刺字。 又過三四十年，宋徽宗趙佶即位，《水滸》所描寫的這個時代是貪官們的好時光，據說，當時廉吏的比例不過 10% ，而貪官的比重達到了 90% ，皇上發現了貪官汙吏，只給一個行政處分，“去官勿論”，懲貪的法律名存實亡。 南宋亦然。 “不屑官吏之非法橫取，蓋已不甚深求。”（注 7 ）
唐朝
唐朝的立法也很嚴厲。 當時以絹計價，官吏受贓一尺，杖一百；貪贓枉法十五匹，以絞刑處死。 據說，唐太宗立法後執法心切，有一次竟派人去賄賂官吏，故意勾引官員們犯法。 刑部司門令史沒有經受住皇上的考驗，受賄一匹絹，唐太宗就要將他處決。 多虧了戶部尚書裴矩依法力爭，批評皇上求治心切，矯枉過正，這才救下一條人命。 （注 8 ）一匹絹的長度為三丈，按照明朝的折算率，價值七錢銀子，相當於一百多元人民幣。 唐朝的立法竟以十兩銀子為處死標準，而唐太宗竟然要為七錢銀子殺人。 如此咄咄逼人的執法氣勢，又叫人想起解放區那晴朗的天空。 當然，這股氣勢又漸漸衰竭，《唐律》中有關官吏貪贓的刑罰規定，最後也與一紙空文差不多了。
四、法行故法在
我重複四遍描述了同一種現象：隨著年頭的增加，某些行為邊界總要朝有利於官吏的方向移動。 如果更細緻地劃分，行為邊界的移動還有名義移動與實際移動之別。
法律是公開標明邊界，改動起來比較麻煩。 實際管用的邊界，只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換了位置。 套用一句哲學名言來說，“法行故法在”，無人防守的邊界其實算不得邊界。 由於無人把守，實際邊界便暗自移動，名義邊界也會羞答答地漸漸跟上，上述四個朝代的故事裡都有這個程式。 “
行為邊界”這種提法，來自海瑞的同鄉門生梁雲龍。 梁先生官至湖廣巡撫兼右副都禦史（監察部副部長），在《海忠介公行狀》（注 9 ）一文中，他把海瑞最後一次出山的主要工作概括為“正官民界限”。 他說，南京一帶的火甲組織（近似如今的聯防），本來並沒有雜差，如今南京的千百官員卻利用這個系統攤派各種勞務和費用，官吏侵犯平民，百姓把官吏看成病害。 海瑞重新制訂規矩，一項一項地削減攤派，將官民界限重新調正了。
梁先生的說法可以幫助我們拉開視野。 海瑞最後一次出山，乾了三件驚世駭俗的事，其實質都屬於“正疆界”。 建議恢復嚴刑是其一，大規模削減攤派是其二，杖責禦史是其三。 前兩件已經說過，無須解釋。 第三件杖責禦史，相當於如今的監察部或中紀委領導仿效文革傳統，給一位處長戴高帽子坐噴氣式開批鬥會，而這麼做的原因，不過是該處長違反紀律吃喝玩樂唱卡拉 OK ——“宴樂遊戲”。 據說，海瑞將部下的禦史召集一堂，問道：你們大概聽說過高皇帝（朱元璋）頒布的杖打禦史的法令吧？ 說完就下令行杖，眾禦史大驚，爭辯勸解。 至於勸解是否管用，最後到底打沒打成，後世有兩種流傳版本，前半段故事卻是一致的。
國家幹部領取的工資，號稱是皇家發的俸祿，最終來源於百姓。 國家幹部辦公，可以看作為皇帝服務，也可以看作拿百姓的錢為百姓幹活。 奈何這些幹部光拿錢不好好乾活，還要貪贓枉法，這既侵犯了百姓的疆界，也侵犯了皇權的疆界。海瑞忠君愛民，高舉義旗，反擊官吏集團的侵略蠶食，結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很快就感覺到“窩蜂難犯”，攻擊者連他家裡的婆媳關係和妻妾關係都抖摟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見，官僚集團對本方疆界把守甚嚴，反應迅速，反擊有力，而且不擇手段。
正義的邊界為什麼總要老呢？ 這與把守者的態度有關，與情報的準確和及時有關，與攻守雙方的人數組織和裝備有關，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且不管我們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邊界兩邊較量了數千年，進退生死，歷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複著。
注 1 ：見《明史》海瑞列傳，另見《海瑞集》附錄。 注 2 ：《較量——中國反貪歷程》，王傑和劉振華主編，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注 3 ：同上，第 388 頁 注 4 ：參見劉斌：《雙百貪官犯罪緝要》，注 5 ：轉引自《較量》，第 364-366 頁 注 6 ：《較量》，第 86 頁 注 7 ：同上，第 95 頁 注 8 ：同上，第 82 頁 注 9 ：見《海瑞集》，附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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