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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裕仁有一句名言：「問題不在我們幹了什麼，而在於全世界對我們所幹的事情有什麼反應」。許多人以為罪魁禍首是東條英機，然而東條擔任首相期間是1941年~1944年，任期僅3年，而日軍早在1931年918事件開始，侵略時間長達14年。
天皇的權力來自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係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該憲法一直到二戰結束前從未更動。明治天皇當權時期建立的親任官制度就是為了鞏固天皇的統治權，明治憲法下高層文官武將，皆由天皇經親任式任命。文官如: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樞密院副議長、內大臣、國務大臣、特命全權大使、大審院長、檢事總長、行政裁判所長官、朝鮮總督、台灣總督....等。武官如:陸軍大將、海軍大將、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總軍總司令官、軍司令官、侍從武官長、東京警備司令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艦隊司令長官...等。
因此昭和天皇也擁有人事權，自918事變以來到二戰結束共23位皇族親王擔任皇軍高級將領，如伏見宮博恭王(元帥.海軍大將.海軍軍令部部長)、梨本宮守正王(元帥.陸軍大將)、閑院宮載仁親王(元帥.陸軍大將.參謀總長)、朝香宮鳩彥王(陸軍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東久邇宮稔彥王(陸軍大將.一號作戰計劃北路日軍司令)、賀陽宮恆憲王(海軍中將)、秩父宮雍仁親王(陸軍少將)、閑院宮春仁王(陸軍少將)、伏見宮博義王(海軍大佐.第三驅逐隊司令)、高松宮宣仁親王(海軍大佐)、竹田宮恆德王(陸軍中佐)、三笠宮崇仁親王(陸軍少佐)等等，諸位親王的軍銜都是裕仁天皇親自授予的，他們是皇軍指揮官，都在權力核心中。此外，東條上一任首相近衛文麿是後陽成天皇12世孫，宮廷貴族五攝家之一，擁有公爵爵位，當過貴族院議長和三任首相，作為天皇傳統家臣已經有700多年歷史；其家世背景無疑是天皇親信，天皇既然能讓自己的皇族親信在國會、軍部擔任要職，那麼包括東條英機等鷹派人士的權位自然是天皇授予的。因此無論是軍隊還是國會，都是裕仁天皇掌權控制的。
918事變是軍部沒有取得天皇事先同意進行的，一度引起日本國會反彈，但裕仁天皇的立場卻支持軍部的作為，11月5日，參謀總長從天皇那裏得到參謀總長可以決定和命令有關關東軍作戰行動的部分權限的委任，便利用這一委任命令權，把進攻錦州的部隊於11月28日退回遼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關東軍事先得到天皇和參謀本部的同意，再度發起了錦州戰役。第二年1月3日，佔領了錦州。1932年1月8日，即佔領錦州五天後，裕仁天皇對關東軍侵佔東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績」進行表彰：「曩者滿洲事變勃發，關東軍將士基於自衛之必要，果斷神速，以寡克眾，迅速完成芟伐，此後，凌艱苦，冒祁寒，蕩伐各地蜂起之匪賊，完成警備任務，或在嫩江、齊齊哈爾地方，或在遼西、錦州地方，冒冰雪，勇戰力鬥，拔除禍根，宣揚皇軍威武於中外。朕深嘉獎其忠烈。爾將士等其各堅忍自重，以確立東亞和平之基礎，有厚望焉。」[1]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在其所著的《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對天皇發表嘉獎敕語解讀：這一敕語清楚地表明：裕仁的軍隊不管是擅自發動侵略戰爭也罷，擅自擴大戰爭也罷，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認為是應加讚賞的。[2] 原本國會抨擊軍部擅自進兵，卻因為天皇支持軍部的態度作罷。由於受到天皇的稱讚，使得好戰軍官得到極大鼓勵。戰火從東北擴大到內蒙，延燒到上海。
1932年，上海發生128事變，日軍向閘北一帶中國駐軍發起了進攻，駐防閘北的蔡廷鍇將軍進行頑強的抵抗，導致日軍進攻失敗。裕仁天皇趁機於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見宮博恭王為海軍軍令部總長。陸軍參謀總長由伏見宮的祖叔閑院宮載仁親王擔任，至此，陸海兩軍的作戰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員手中。此後激戰數日，日軍久攻不下，引起國際關注，裕仁唯恐西方列強干預，於是決定停戰防止事端擴大，天皇裕仁指示司令官白川義則道︰「在將中國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擊退之後，不要長追不捨，希望在3月3日國際聯盟大會召開之前能夠停戰。」戰後天皇裕仁同近臣談到上海事變時誇耀道︰「3月3日實現了停火。但這並不是依據參謀本部的命令，而是因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擴大事端。」 [3] 證明天皇對戰爭具有否決權。
1933年2月4日，陸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上奏提出作戰計畫，獲裕仁天皇批准。[4] 關東軍重啟戰端，出兵熱河， 3月24日，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奉命回國向天皇報告熱河的作戰情況。據岡村寧次的回憶，天皇陛下「頗為熱心地聽取了我的上奏」[5]。戰事持續到5月31日簽定塘沽協定才暫時中止。1937年7月7日爆發蘆溝橋事變，根據支那事變畫報創刊號報導，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於7月11日下午7點35分再度赴葉山皇室離宮，就有關北支事變（蘆溝橋事變）統帥事宜向天皇呈奏。同日8點44分抵達逗子車站返回東京。
(圖為抵達逗子車站時的閑院宮親王。)
日本天皇裕仁在1937年8月5日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命令軍隊對待中國俘虜不必遵守國際法。[5]
1937年11月，皇族成員朝香宮鳩彥王代替生病的松井石根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並指揮12月2日到6日攻打南京的戰役。朝香宮鳩彥頒布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釀成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8][9]
裕仁對參與屠殺暴行的高級將領予以嘉勉。1938年2月12日，朝香宮回國復命,裕仁就在皇宮接見並對他的屠城「戰績」大加讚賞，特賜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紋徽的銀質花瓶一對，以示褒獎且因「戰績」恢復朝香宮的皇室身份。他的軍銜也因屠殺「有功」而被晉陞為大將。[4]
裕仁天皇還公開表揚谷壽夫等主事南京大屠殺的領導幹部，據1940年2月1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報導，谷壽夫、中島今朝吾、牛島滿、草場辰巳、佐佐木到一 等，因攻佔南京有功，獲得天皇恩賞綬勳。[5]
裕仁經常頒發勳章做為獎勵手段。象徵日本最高榮譽的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在戰前多數頒發給右翼軍人，包括畑俊六、林銑十郎、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及川古志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東條英機、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等；以及主戰派大臣，例如近衛文麿、荒木貞夫、廣田弘毅、重光葵、小磯國昭、東鄉茂德等，顯示裕仁天皇鼓勵侵略戰爭。
戰爭時期，裕仁天皇以大日本帝國皇軍大元帥身分，坐鎮大本營，聽取戰報，批准軍部或指示軍部行動，由軍部立案，參謀總長向天皇上奏。經過「御説明」「御下問」「奉答」流程，最後由天皇裁可，發佈大陸命、大海令、大陸指、大海指等軍令指示皇軍作戰方向，這證明天皇擁有統帥權。[6] [7]
1937 年7月，裕仁授權使用化學武器第一號令：「適當時候可以使用催淚彈」。1938年，日本開始使用毒瓦斯、毒氣、細菌武器等國際上禁止的「細菌戰」，造成中國大量無辜人員的傷害。而這些武器首先必須取得天皇的許可，才能由參謀總長發出指令。據統計僅武漢戰役中，日本大本營批准使用毒氣375次，1939年5 月，裕仁簽發「大陸命301號」，批准在東北邊境開展化學武器試驗，1940年批准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一直到1942年。[8]
《死亡工廠》 封面 此書揭露天皇和皇族成員參與731部隊的內幕
根據《Khabarovsk War Crime Trials》一書提到，在蘇聯伯力受審的關東軍戰犯，陸軍軍醫中將梶塚隆二供稱，七三一部隊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15] [16] 甚至皇室成員也參與計畫，包括天皇的弟弟秩父宮、三笠宮親王，以及他的叔叔東久邇宮稔彥親王，其他皇室成員視察過瀋陽、長春、哈爾濱細菌戰實驗室。天皇表弟竹田恆德親王擔任關東軍首席主計官要職，掌握細菌部隊經費，並主管審批各支部訪問者，發通行證。當關東軍司令官參觀731實驗室時，竹田全程監護。謝爾頓·H·哈里斯著作死亡工廠一書分析，裕仁天皇在1926年繼承皇位前就對化學戰和細菌戰表現強烈的興趣，他不但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學者，他很早就迷上了帶病真菌、桿菌和各種培養研究，裕仁相信科學是實用工具，必要的戰爭手段，這種手段包括化學戰和細菌戰。[17]
裕仁天皇擔憂對美軍使用生化武器會遭受更大的報復，下令嚴禁對美軍使用生化武器，因此細菌戰只針對中國。[12]
裕仁1938年年底簽發實施無人區作戰的第241號《大陸命》，日軍開始毀滅作戰役，並且愈演愈烈，1938年後持續五年空襲的重慶大轟炸、1940年後對解放區實行的「反掃蕩」、發展成「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作戰」，目的是「加強對敵人的封鎖，摧毀敵人繼續戰鬥的意志」，甚至「讓敵人將來再也無法生存」。據估算，在這些作戰中被殺害的中國非武裝人員在240萬以上。[13] [14]
《對美英兩國宣戰詔書》。在中華民國政府親日政策下刻意隱瞞這份文件的存在，替天皇開脫戰爭責任。(請點擊放大圖片)
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3條規定：天皇得以宣戰、媾和及締約。裕仁天皇也曾行使權力宣戰，珍珠港事變隔日裕仁頒布對美英兩國宣戰詔書[15]，下令日軍全力進攻。 裕仁也是太平洋戰爭決策者。早在1941年7月2日御前會議通過的《伴隨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綱要》(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國國策要綱)以及9月2日御前會議通過的《帝國國策遂行要領》，[16]已經確定對英美開戰。御前會議是指天皇、首相、內閣大臣、軍部高層共同參與的會議。當時首相是裕仁親信近衛文麿，因此將太平洋戰爭責任由東條英機一人承擔並非事實，東條英機執行的是裕仁預先制定的作戰方針。
(攝於1943年6月24日 戰艦武藏號 裕仁天皇在前排正中央)
日本投降時尚有兵力720萬。他們在裕仁一聲令下迅速撤軍、棄械、繳械、交割佔領地和移交主權給盟軍，鮮少有抗命的情形出現，由此足見裕仁天皇才是皇軍最具有號召力和公信力的實質領導者。
裕仁在終戰詔書辯解:開戰不是侵略，是為了自存和維持東亞安定。日本投降後，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都將裕仁列為日本頭號戰犯。英國首相艾德禮、蘇聯總書記史達林分别致電麥克阿瑟，要求嚴懲戰爭罪犯裕仁天皇，建議經公審後絞死。
麥克阿瑟考慮到為了在遠東扶植與共產黨俄國進行冷戰的盟友，並且一個因審判處決天皇而陷入混亂的日本不利於美國的利益，而天皇制度能起到凝聚日本保守反共勢力的作用，因此麥克阿瑟本人支持放棄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此給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急電報告：「日本國民……對日本天皇崇敬備至，已達百餘年之久。在太平洋戰爭中，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曾以此作為煽動民族主義的狂熱手段，號召為天皇而自我犧牲。而戰後日本國民對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無減，視如國神。我認為，如果對裕仁天皇公審處決，必將使全日本國民信仰的支柱徹底崩潰，甚至在日本全國引起反對盟國的瘋狂騷亂和暴動。處決裕仁為日本舉國所不容，我們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則不堪設想，結果可能是歷史的悲劇。 因而，我本人作為盟國駐日本國的全權代表，出於對日本國未來命運的考慮，決定對裕仁天皇免予戰爭責任的起訴。
如果盟國決定逮捕和作為戰犯處決天皇，那麼駐日盟軍統帥部將需要增援100萬作戰部隊……」[/table] 華盛頓很快回電同意麥克阿瑟的意見，於是麥克阿瑟頒布了盟軍總司令部第一號令：[table]出於對日本前途和國民信仰的考慮，盟國決定對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發動戰爭的責任，不予起訴和逮捕。今後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應與其他日本國民同樣受到憲法的保護。[/table]日本宣佈投降時仍保有 720萬兵力，是美國與盟國顧慮的主要原因之一，[17]
最後，不但天皇免於審判，連同23名擔任高級將領的皇族親王也受到保護，全體不起訴。
天皇傀儡論並無具體證據，何人參與控制天皇、脅迫天皇、恐嚇天皇、威脅天皇乃至奪走天皇權力，相關人事物，時間、地點全都交代不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天皇的權威達到巔峰，皇軍們願意為天皇死戰，民間將天皇視之為國神，任何對天皇不敬的行為或言論根本難以在日本社會生存，皇軍將領的人物傳記均未見有誰不利於天皇。1947年，東條英機接受東京審判時證言:「日本臣民若違背陛下(天皇)的意志不可能做任何事，何況是政府高官。」[18]
右翼軍人在裕仁天皇面前如此畢恭畢敬，列隊彎腰鞠躬，日本天皇自己就是右翼軍人的一份子，是日本帝國主義大頭目！
教科書和官方對天皇戰爭責任隻字未提。根據麥克阿瑟回憶錄，日本天皇到東京赤阪的美國大使館，與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舉行秘密會談，裕仁曾說過：「我願負發動戰戰爭的所有政治決定和軍事行動的完全責任，這次拜見是為接受各國審判而來。」日本外務省2002年10月17日公開了日本二戰投降後裕仁天皇與盟軍司令麥克阿瑟首次會見的官方記錄，其中並無後者在記憶錄中所寫的天皇自稱要承擔戰爭責任，2003年，日本文藝春秋月刊7月號刊登由裕仁天皇草擬的謝罪詔書草稿，[19]證實裕仁天皇曾經有認罪意圖，日本麗澤大學教授松本健一認為，由於擔心在官方記錄中留下談及戰爭責任的部分將會在裁判中遭追究，官僚或者侍從可能從記錄中刪除了相關內容。[20]
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的二戰題材的紀錄片《揭秘裕仁天皇》片中描述天皇是逃脫審判的戰爭頭目，引起日本社會譁然。儘管日本對BBC施加了強大壓力，要求BBC立刻停止製作該紀錄片，但節目仍2005年播出。[21]
軍國主義的後遺症
裕仁天皇生前從未因戰爭行為公開道歉，僅在接見韓國總統時表示"遺憾"，而未釐清責任歸屬。天皇的態度助長右翼份子的氣焰，日本軍國主義狂熱者至今仍為了捍衛天皇名譽採取激進手段，1990年長崎市長本島等公開表示裕仁天皇應該負戰爭責任，遭到右翼人士槍擊重傷入院。[22]
(攝於東京二重橋 裕仁天皇進行閱兵儀式)
效忠日本天皇是日本右翼人士或親日右翼人士的最高思想原則，是絕不動搖的基礎信念，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右翼人士卻將東條英機為首的戰犯視為民族英雄，積極鼓吹日本官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這與「天皇傀儡論」形成巨大的矛盾。右翼份子對於大東亞戰爭的歷史研究透徹，他們深度了解、熟悉有關東條英機等軍國主義頭目的人物傳記，他們並沒有發現東條英機等人企圖不軌。正因為東條英機等戰犯是對天皇忠心耿耿的忠臣，為天皇犧牲生命，背負罵名，才換來右翼人士的同情與崇拜。
由於裕仁天皇宣佈終戰而非戰敗，導致為數不少的右翼人士堅持日本沒有戰敗，沒有分出勝負，只是暫時終止戰爭；此觀點獲得官方認同，間接打擊日本國內的反省聲浪。 右翼份子更進一步將侵略行為合理化，形容大東亞聖戰是一場反抗白人種族歧視的戰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能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是日本的功勞。以下圖片清楚記錄了日本天皇戰爭時期的行程，身穿大日本帝國大元帥軍服的天皇，視察軍營，校場閱軍，向皇軍們精神訓話，參加陸海軍演習，與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合影，積極參與軍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