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大汗為「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他是「人類遠祖阿丹（Adam）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並且認為「彼實有權被此名」。這種評價是不是有誇大失實的成分？我們首先對照一下中外史家對忽必烈大汗的評價吧！薩囊徹辰在其《蒙古源流》中評價忽必烈大汗：「治理大國之眾，平定四方之邦，四隅無苦，八方無撓，致天下井然，俾眾庶均安康矣。」 《元史》對忽必烈的評價為：「其度量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說：「自我國（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 前二則引文為中國史家分別根據蒙古史和中國史對忽必烈大汗的評價。其對蒙古史和中國史的認識和熟悉程度，遠較馬可波羅為甚，證明馬可波羅的描述準確符合實際。馬可波羅身為一個對中國史和蒙古史所知不多的西方人，當然不會對忽必烈大汗的地位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他只能從自己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中產生對大汗的認識和評價。第三則引文則與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尊崇幾乎不相上下。 那麼，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實有權而被此名呢？」我們認為，馬可波羅的評價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的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正如當時人所說：「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櫜弓偃銊，天下蕺其威，蠲征緩獄，而天下頌其平，維茲海邦，遠在千里之外，慈仁所加，無間軒輊，故詔書每下，斥鹵只氓，岩穴之叟投緡植耒，歡喜出所，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更為重要的是，元帝國還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對於來華的外國人持歡迎的態度，甚至還給予一定的優待。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歡和器重，自稱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這一方面使他對大汗產生崇敬和愛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機會親眼目睹帝國疆域之廣大和社會之繁榮。在與他遊歷所經的歐洲、西亞等各國的對比之下，產生忽必烈大汗為「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的想法。 再從馬可波羅所居住和認識的西方世界來看：義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糾紛。馬可波羅回到故鄉威尼斯時，在一次與熱那亞城市海戰時竟戰敗被俘。他的《遊記》是在獄中口述，為另一囚犯所記的。羅馬教皇名義上是西歐共主，實際上毫無威信，歐洲各國紛爭不已，與大一統的元帝國有天壤之別。因此馬可波羅讚揚忽必烈大汗的話一點也不為過。關於忽必烈大汗的容貌，馬可波羅記述如下：大汗風度翩翩，看起來讓人心生好感，「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適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我們可以從忽必烈大汗的畫像中一睹大汗的風采，雖然《元史》並沒有關於大汗容貌的詳細記載，但我們仍然能夠透過一些中外史料來印證補充馬可波羅的記述。 據拉施德《史集》記載，忽必烈出生時，成吉思汗注視著他，說道：「我們的孩子都是火紅色的，這個孩子卻生得黑黝黝的，顯然像(他的)舅父們。」這裡說忽必烈出生時皮膚較黑，但不能說大汗成年時皮膚一定也是這樣。從他的日常生活看，大汗絕大部分的時間是生活在大都或上都接見群臣、處理國事的宮中，再加上其飲食主要以奶肉等為主，所以馬可波羅說忽必烈大汗「面上朱白分明」也不無道理。 馬可波羅說忽必烈大汗為中等身材，四肢勻稱，這也符合蒙古人的體質特點。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在其出使蒙古後寫的《蒙古史》中記述蒙古人的容貌：「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腰是細的，但也有少數例外，他們的身高幾乎都是中等。」趙珙《蒙韃備錄》也說：「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馬可波羅所記之準確性。

 

大汗的生日及慶賀活動

馬可波羅還記述了忽必烈大汗的誕生日以及慶祝活動。據他所記，忽必烈大汗的生日為九月二十八日，查《元史•世祖紀一》忽必烈「以乙亥歲八月乙卯生」。乙亥年為一二一五年，而八月乙卯即八月二十八日(陽曆九月二十三日)。兩者有所差別。我們對照一下英法譯文的原文，就可以解釋清楚。 英法譯文的原文都作九月二十八日，此處的「九月」的原文是“the month of September” 、“du mois de september”，可見是指西曆；而「二十八日」的原文則是“the 28 d ay of the moon”、“le vinghuitieme jour de la lune”，無疑是指中國曆法。馮承鈞譯本《馬可波羅行紀》作「大汗生於陽曆九月即陰曆八月二十八日為意譯，是確切的。只是當時馬可波羅並不清楚這兩種曆法的區別，否則，他會直接說大汗的誕生日為八月二十八日」。其實，馬可波羅的說法與《元史》完全一致，只不過他用了陰陽合曆而已。這是偶然之巧合，還是他親自在大都或上都聽說的？無疑是後者，因為大汗的誕生日是當時最重要的，舉國以及鄰邦皆知的盛大節日，要舉行隆重的慶賀活動。馬可波羅住在大都和上都的時間較長，當然應該知悉此事，甚至躬身與會，這從他描述節日盛況的詳細以及與中國史籍的記載基本符合就可以推知。 關於大汗生日的慶祝活動，馬可波羅記述道：在這一天，除文武百官穿同一色服裝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士(佛教)、基督教士、猶太教士、薩拉森人(伊斯蘭教士)及其他種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祇燃燈焚香、歌唱祈禱，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長壽，平安幸福。這一儀式在《元史•禮樂志•天受節受朝儀》中並無記載，在《元典章•禮部一•慶賀聖節拈香》雖有較詳說明，但提到的宗教參與人士只有儒生和僧道，而在元代寺廟的「聖旨碑」中才有諸如「和尚(僧)、也里可溫(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蠻(伊斯蘭教士)不揀什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一類的文字。所謂「告天祝壽」即「專與皇家告天祝壽」。猶太教士當然也參與祝壽活動，因為元代也有許多猶太人來華，但在漢文史料中尚未發現他們祝壽的記載；《遊記》的版本中也只有穆爾以及伯希和的《馬可波羅寰宇記》英譯本引P本 (皮皮諾本 ) 有此說法，彌足珍貴。 馬可波羅也記述了另一盛大節日——新年：他說，新年開始於二月間，這一天，全國自皇帝、臣僚以及人民一律穿白衣舉行慶賀，稱為白節。 按，中國舊曆新年一般在西曆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之間，馬可波羅說在二月並不全面，可能他對中國新年多半在西曆二月與西方新年在一月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這一看法對他已經成為思維定式，他說大汗生於九月是指西曆九月，中國八月，即可說明。 蒙古舊俗，以白為吉，恰如馬可波羅所說，他們認為白衣是幸運和吉祥之物，因稱元旦為白節。注釋家亨利•玉爾說，蒙古人迄今（指十九世紀末）仍稱正月為白月。《元朝秘史》第二○二節記成吉思汗稱帝時，「建九腳白旌纛」旗；第二一六節記成吉思汗封兀孫老人為別乞（巫師首領），讓他「騎白馬，著白衣，坐在眾人上面」，可以為證。其反證是，明朝建立後，漢人新年絕不穿白衣。中亞帖木兒王朝的沙哈魯遣使臣朝見永樂皇帝，元旦前一日即被告知，次日見皇帝時不許穿白衣白襪和戴白帽，說那是喪服，怕他們仍沿襲蒙古禮節。據《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卷六十七），元旦這天，並無人人衣白的記載。這可能是史家認為衣白是不言而喻的事。更可能是，〈朝儀〉是漢人儒者於至元八年制訂的，他們可能不喜歡元旦衣白而有意迴避此事，但從〈朝儀〉說「御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蒙語指一色服），可以推想是暗示一色白服。〈朝儀〉記朝賀禮有幾次「拜」、「鞠躬」，「拜」、「興」，「山呼」、「再山呼」，「跪左膝」、「三叩頭」等禮數，以及「聖躬萬福」、「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億萬歲壽」等祝辭，則和馬可波羅所記大致相同。注釋家法人頗節將馬可波羅所記與《元史》比較後，認為二者有「驚人的相似」處（ressemblance etonnante，馮承鈞譯為「若合符節」）；亨利•玉爾認為頗節此注是極有興趣、值得注意的詮釋。 馬可波羅又說，在這一天，群臣、人民以及各國都要向大汗獻上貴重禮品，而且以九倍記。〈朝儀〉有獻禮明文，如「后妃、諸王、駙馬依次獻禮畢」，「文武百僚……禮部官押進奏表章、禮物……宣禮物舍人進讀禮物目」等，但未提到所獻何物，而馬可波羅所述禮物種類則頗詳細。至於禮物以九倍計，也為〈朝儀〉所漏載，但不乏旁證。如《元史•祭祀志•國俗舊禮》說「每歲駕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謂之灑馬奶子。用馬一，羯羊八（共九牲——引者），彩緞練絹各九匹，以白羊毛纏若穗者九」以祭天。成吉思汗賞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妻姚里氏「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

 

忽必烈的打獵娛樂

打獵為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較崇尚的一項活動，元統一全國後，承平日久，社會安定，於是打獵就成為當時全國非常盛行的休閒娛樂活動。不僅大汗、貴族定期打獵，而且地方官、軍隊以及民間也在元政府允許的時間和範圍內集體打獵。馬可波羅在其書中記載大汗打獵的內容有四章之多。這一方面反映出馬可波羅可能親自參加了大汗的狩獵活動，對大汗的這一活動很熟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打獵之盛行。 馬可波羅首先寫了大汗的獵戶，「獵戶應行捕獵鳥以所獲之鳥與大獸獻於大汗」，「其數居獵物之半」，「其遠道未能獻肉者，則獻其皮革以供君主製造軍裝之用」。馬可波羅的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元史•兵志•鷹房捕獵》說：「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荐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缺者也。」馬可波羅所說的「所獲之鳥」除指一般鳥類外，還應指捕獵用的鷹鶻。《元典章• 兵志•打捕》之「休賣海青鷹鶻」中記載「欽依聖旨，打著海青好鷹鶻休教賣了，賣了的人罪過著」；「如有打到海青鷹鶻，如法收養本處官司相驗是實，申覆本管官司承省施行」。這則史料印證了馬可波羅所說的所獲之鳥「獻於大汗」的記述。 關於獵戶的管理，馬可波羅說：「大汗有兩男爵為親兄弟，一名伯顏，一名明安。」他們「各統萬人」隨大汗打獵。查《元史》大汗御位下有打捕鷹房官八所，大汗統領的打捕鷹房人戶（包括民匠戶）共一千三百零四戶，分布於大都、中都、益都、泰安、衛輝、平陽等地。馬可波羅對元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詳，不通漢語，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忽必烈大汗的獵戶（打捕鷹房）的組織形式，因而對大汗獵戶的記述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全準確。他說的大汗的兩男爵伯顏和明安，除明安在《元史》卷一百三十五有傳外，伯顏則不可考。雖然《元 史》中名伯顏者不少，但都對不上號。 另外，馬可波羅記述大汗的獵鷹「爪上各懸一小牌，以便認識」。（馮承鈞譯本）穆爾及伯希和英文本為：“have a little tablet of silver tied on their feet for recognition” 。據《元典章•兵志•飛放》載：「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鷹房子撒的迷失說稱，俺為上位的鷹失了與諸人的鷹鵠分辨不得，上奏呵，奉聖旨百姓諸人鷹鶻腳上栓緊的牽皮使用黑色皮子者，休用紅紫雜色皮子。」上述公文的時間為至元二十一年，西曆一二八四年，正是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時候（一二七五—一二九一），因此應該是可信的。就是說大汗的鷹腳上繫著紅紫雜色的皮子而不是銀牌，上面可能有文字以說明其身分。 其次，關於大汗打獵的時間、地點也是一個較重要的問題。馮承鈞譯本稱大汗打獵之地在火奇牙幾赤敦（cocciar modun）。此地即《元史•兵志•馬政》中提到的合察木敦，位置約在河套之北。穆爾及伯希和的英文本說，大汗一行來到距大都兩日路程的大海洋（the Ocea n ）開始打獵，這裡有一大平原叫做Cocciar Modun，為大汗的打獵之地。 《元史•世祖紀》有兩處記了大汗的打獵：「至元十四年八月，車駕畋於上都之北」；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於近郊」。馬可波羅所記的打獵地點顯然是指前一個，其地在河套之北。此外，馬可波羅在記述察罕腦兒的時候，提到大汗在此打獵。據陳德芝教授考證，察罕腦兒位於今河北省張北縣沽源東北囫圇諾爾，位於上都西南約八公里的地方，與上文所述大汗夏季打獵的地方基本相符。 關於大汗打獵的時間，諸本《遊記》皆認為是在陰曆的三月到五月中旬，表面看來似乎不可能。因為忽必烈大汗身為一國之君，每天要處理很多軍國大事，一次打獵用三個月的時間似乎不可思議。實際上是他一方面打獵，一方面可處理軍國大事。 此外，馬可波羅記載大汗乘象車打獵的過程生動詳細，為漢文史料中所缺。 馬可波羅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從一個新的角度記述了忽必烈大汗的形象，他的記述與中國史家過分注意制度和軍國大事，而不注意外表形象和日常生活的記述方式不同。因此可以補充漢文史料之不足，這也是《馬可波羅遊記》的史料價值所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