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鄧又同先生是清末曾任山西､安徽､貴州巡撫的鄧華熙(廣東順德人)的嫡孫﹐他把祖父遺留的一批文物捐贈給廣州博物館。其中有一件是乾隆､嘉慶年間的翰林院侍講樑同書的“恭錄嘉慶七年禦制罵廷臣詩”﹐全詩如下﹕
滿朝文武著錦袍﹐閭閻與聯無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為爾曹。
這首詩有些“似曾相識”。原來﹐在朝鮮古典文學作品《春香傳》中有一個情節﹕男主人公李夢龍在貪官卞學道的府衙吟了一首詩﹕“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餚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李夢龍的詩與嘉慶帝詩的頷聯､頸聯差不多﹐要是放在今天﹐難免就要產生著作權的糾紛了。
據朝鮮文學史專家的說法﹐《春香傳》是經過幾個世紀的流傳､改寫﹐而於19世紀初葉定型的。嘉慶七年是1802年﹐正是19世紀初。那麼﹐有無可能是嘉慶帝當了“文抄公”呢﹖按理說﹐這種可能性很小。清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朝鮮發生的事情不會太關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春香傳》成書後很快傳入中國﹐日理萬機的嘉慶帝更不可能有時間去讀朝鮮的文學作品(儘管也是用中文寫成)﹐所以﹐嘉慶帝抄襲李夢龍的可能性很小。相反﹐當時朝鮮對清朝朝廷則是非常關注的﹐朝鮮定期來華的貢使會收集清廷的各種信息向朝鮮國王報告﹐這些報告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朝兩國歷史的珍貴資料。嘉慶帝的詩既然是教訓文武百官的﹐自然會流傳出宮廷以外﹐朝鮮來華朝貢人員不會不注意這樣重要的信息。因此﹐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嘉慶帝的詩很快就流傳到朝鮮﹐被不知名的朝鮮文人所改寫﹐成了《春香傳》的內容。
現在回過頭談嘉慶帝。嘉慶帝名愛新覺羅·顒琰﹐乾隆之子､道光之父﹐廟號仁宗﹐是清朝入關後第五位皇帝。他在位的25年﹐正是清皇朝從“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過渡階段。史書記載﹐嘉慶三年(1799年)白蓮教首領王三槐在北京受審時的供詞提到“官逼民反”﹐嘉慶知道後受到很大震動。在涉及君權的問題上﹐清朝的皇帝基本上沒有糊涂蟲﹐嘉慶也是想有一番作為的。所以﹐他一直都重視“懲貪倡廉”問題。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龍禦上賓”﹐嘉慶帝親政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乾隆的寵臣､大貪官和坤賜死。此後﹐他一再發佈整飭吏治的諭旨﹐也處置了多宗大案要案。例如﹐湖南布政使(相當於副省長兼財政廳長)鄭源勒索下屬､貪贓枉法﹐被查抄處斬。雲貴總督､漕運總督富綱因貪污被判處“絞監候”(絞刑緩刑)。貪污而不知悔改的雲南巡撫伊桑阿被判處“絞立決”(絞刑立即執行)。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嘉慶“反貪”的決心和力度。
在中國古代﹐不少皇帝罵貪官､罰貪官甚至殺貪官﹐但像嘉慶寫詩罵得如此痛快淋漓的卻不多見。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嘉慶禦制詩自非佳作﹐但更可以說明這是皇帝親自撰寫而非詞臣代筆。在詩中﹐嘉慶把百官看作自己和百姓的對立面﹐對百官生活奢侈､殘害百姓､辜負“皇恩”表示出衝天怒氣。“牛羊付與豺狼牧”的詩句﹐正反映了皇帝心目中的“君”､“臣”､“民”的位置﹕當官就像放牧一樣應該把皇家的牛羊(百姓)養肥﹐誰知豺狼似的官員卻把牛羊吃掉﹐皇上當然不能容忍了。
然而﹐終嘉慶一朝﹐貪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甚至更加嚴重。任何一個封建皇朝都不可能解決貪污問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是階級性決定的。而且﹐按清朝的制度﹐旅差､辦公費用和幕客､隨從的報酬﹐基本上要官員自己出錢﹐正常的薪俸､津貼(當時稱之為“養廉錢”)不足以維持公務運作和官員家族豪侈的生活﹐所以﹐大多數官員“不得不”通過各種名目獲得額外收入﹐這已成為整個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是﹐在那時﹐“千裏為官只為財”﹐官員們取得額外收入﹐不會滿足於彌補公務支出﹐對金錢的追求則是“多多益善”。當貪贓枉法成為一種規則､制度或者習慣﹐在官員中氾濫成風﹐那就不是皇帝一首詩､幾份聖旨所能感動﹐也不是辦幾件案､殺幾個人所能震懾的。
嘉慶在位期間﹐清朝統治開始出現嚴重不穩。在乾隆把帝位“禪讓”給兒子嘉慶的當年﹐即1796年﹐震動川､楚､陝三省的白蓮教起義已經開始。清朝傾全部的軍事､財政力量﹐還千方百計發動地主階級武裝──團練﹐花了9年時間﹐好不容易才把這場起義鎮壓下去。在此期間﹐還發生過嘉慶八年(1803年)走投無路的貧苦人陳德在紫禁城門口行刺嘉慶的大案。嘉慶十八年(1813年)﹐華北的天理教發動起義﹐一支幾十人的起義者竟然衝進了皇宮﹐把大內攪得天翻地覆(故宮的隆宗門至今還保留著起義者的一枚箭鏃)。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幾十人的農民軍就打進宮廷﹐這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可見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到何等地步。嘉慶在天理教起義平定後﹐頒佈“罪已詔”﹐在自怨自艾之後﹐少不了對“諸臣”告誡一番。這些話當然也不會有任何收效。7年之後﹐嘉慶去世﹐再過30年﹐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運動──太平天國起義終於爆發。
嘉慶帝的罵貪官詩並沒有罵出澄清的吏治﹐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亂”的發生。這是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