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政壇上，特別是中國的歷史上，忠臣良將的結局大多都是很淒慘、悲涼，甚至是死無葬身之地，這些忠良大臣，對國家、對社稷、對皇帝都是忠心耿耿的幹練能臣。雖然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的有缺點、有錯誤，他們的這些缺點錯誤絕非是坑害黎民百姓，為自己謀取私利，將國家推向滅亡深淵，因此他們的這些缺點和錯誤老百姓是能原諒的，雖然未來的當權者也以他們為標榜，為表率，但這沒有改變這些國家棟樑之才境地，有時還變本加厲。
可就是這些國家的忠臣良將的下場，卻是十分的不妙。以宋王朝的鄂王嶽飛和明帝國的袁崇煥就是典型的例子， 兩人雖屬不同的朝代，兩人在國家的地位卻有著驚人的相似，結局也同樣的悲慘，但是兩人死後的待遇卻有著驚人的不同，這並不是歷史的偏心，而是當權者的需要。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和明朝又有著某些相似的地方，自金兵大舉南侵，宋王朝就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南宋王朝，這個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政權，豪沒有鬥志，以割地賠款來換取暫時的安寧，這已經成為國家最基本的國策，朝中除了個別的有識之士外，沒有誰與他們是同盟軍，這就註定了他們悲慘的下場。
明朝也不例外，明末時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專職的王朝，整個國家一片死氣沈沈，毫無生機可言，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明哲保身，與此相反的是，黨派紛爭，宗派林立，為一己之私，使得國家在對內對外的策略上根本就拿不出有效的方針方略，國家機器限於停頓狀態。
明朝與宋朝有所不同的是，南宋王朝是有反擊金軍入侵並有收復失地的能力：
南宋的積極實力和基礎遠比金國強盛許多，他的國民身產總值站世界生產總值的75%，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的經濟實力是十分雄厚的。再加上張俊（因參與陷害岳飛被後人唾駡和秦檜一起鑄成鐵像永遠的跪在嶽飛的墓前）、嶽飛、韓世忠、吳琳、吳階、劉琦等抗金名將反擊金軍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國家當時的國策是，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就好像是皇帝與眾大臣和百姓們達成了共識；寧願把大筆的銀子，大片的國土貢獻給金國，也不願收復失地。寧願跪著死，也不想站著活，這就造成了一些忠良事業的失敗和個人的悲劇。
而明朝恰恰與宋朝相反，明末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雖然占世界貿易的55%,但國家長期處於災荒戰亂，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起義，外有後金政權的崛起。已經造成國庫空虛（皇帝是有錢的，但是皇帝就是不肯拿出私房錢，為江山社稷進一些“綿薄”之力），民窮財盡的地步，國家根本就不許兩線作戰。而這時的崇禎皇帝，卻沒能審時度勢的看清各方面的厲害關係，還在拼命的一方面與滿清相抗衡，另一方面與農民軍死戰。在對滿清方面因，當時的滿清號稱後金，這些韃子的祖先就是侵略宋朝的大金，進的後代有來騷擾以漢族正統為根本的明王朝，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滿清“媾和”。這時的明朝似乎也達成了一致意見；誰要是主和，誰就是漢奸、賣國賊，誰就是秦檜，皇帝自然也就成了昏君趙構。因此滿朝上下誰都不敢提一個“和”字，哪怕這種“議和”是對國家、對社稷有重大利益的也不成，這種僵死的思想將整個大明王朝陷入滅頂之災，崇禎皇帝也有幸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亡國之君。
不管是宋朝的岳飛還是明朝的袁崇煥，他們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都是是朝廷的“癡心人、潑膽漢”，一心為國，毫無私力可圖。他們的對手也都是金人，都是入侵者，他們也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常言說的好；時事造就了英雄，英雄創造了歷史，並改造了歷史。但是在他們的周圍是昏聵的君王，明哲保身的大臣，貪圖安逸（宋代）的百姓，他們是在用自己的綿薄之力再和整個國家對抗，他們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挑戰整個世界，可以說；他們也沒有看清各方面的利害關係，沒能因勢利導去爭取能爭取的人，他們也是一味的蠻幹，這就註定了他們的個人悲劇。
嶽飛的死和袁崇煥的死都是國家的損失和他們個人的悲劇，也多是朝廷下令處死的，但袁崇煥要比嶽飛死的更加淒慘，更加的淒涼，嶽飛死後，宋朝的新皇帝還為岳飛平反並加封為鄂王，配廟享、樹碑立傳，以供後人憑弔，就是在清朝滿清政府也沒有阻止漢人去祭奠岳飛，只是在討論誰應當成為武聖人的的時候，康熙皇帝才將武聖人的稱號“違心”的頒給了關羽，岳飛因有抗金的“污點”所以才沒能當上中國的武聖人。而袁崇煥則沒有那麼的榮幸，他不但被磔死（萬刮淩遲）死後還背上了漢奸的駡名，幾乎所有的漢人一致認為；袁崇煥的“議和”漢奸行為，就是賣國賊。是他約皇太極兵圍北京城，逼迫崇禎皇帝簽城下之盟，京城裏的百姓才有如此的大難。就是明末著名的史學家計六奇在他的《明季北略》裏也將袁崇煥列為漢奸。因袁崇煥是抗金主將清政府是不會輕易的為他平反的，只是到了乾隆皇帝那，再修定《明史》看到了袁崇煥的事蹟，感慨萬分，下令將袁崇煥的事蹟公諸天下，那些罵袁崇煥是漢奸的人，這才明白袁崇煥這漢奸的名聲背的是多麼的怨。
不管是岳飛還是袁崇煥，他們都是當時頂天立地的英雄豪傑，他們就向黑夜裏爍爍放光的利劍，在漆黑的夜裏發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不但照亮了自己，也將整個宇宙照亮，並最終寸寸折斷，英雄的死，導致了英雄事業的終結。可以說，岳飛和袁崇煥是中國剛烈之臣的必然下場，然而，其他的股肱之臣的遭遇也不比他們強多少，張居正是萬曆皇帝的老師，這位忠心耿耿的幹練之臣，輔佐年僅十歲的萬曆皇帝，苦苦經營，經他之手大明王朝創造了中華帝國的輝煌時刻，可以說，沒有他，明王朝的興盛是不可想像的，在萬曆十年這位忠心耿耿的宰相去世，萬曆皇帝立馬就將他的家產罰沒，逼他的長子自盡，家屬充軍千里，將張居正刨墳掘墓。明末，東林黨人士，因與宦官不和，高股清風，結果，楊連、左光鬥兩人被魏忠賢等陷害，楊左二人一個“土囊壓身”，一個“鐵釘貫耳”慘死獄中。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忠烈人士為什麼都沒有好的下場，難道真的向老百姓說的那樣；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難道這是天意？其實這不是天意。而是這些忠烈之臣性格的必然結果，這些忠臣都是忠於國家、忠於社稷、忠於黎民百姓的，雖然他們的這種忠心，就是對皇帝的忠誠，在“朕就是國家，國家既是朕”為主的時期，他們把至高無上的皇帝落在了後面，忠於皇帝才是第一位的，他們這些忠臣良將既沒有把皇帝的位置擺正，也沒有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應有的地方，雖然他們為國為民，但是沒有為君。所以，他們的這種忠誠是皇帝和其他大臣所不喜歡的所討厭的，也是不允許的。
另外，他們不肯向其他大臣那樣趨炎附勢，同流合污，這既有他們所受的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所薰陶，在儒家學術裏“君輕、民重，百姓為上，江山社稷為下”的思想理念。雖然這些為朝廷作為治國之道，但是你要是真的讓這些皇帝老們去做聖明之君，皇帝的心裏一定是十分的不爽，同時也有“皇帝不敢把他們這些忠臣怎樣的心理”，在他們看來，他們是國家的忠臣皇帝敢殺他們，皇帝就是昏君，就是商紂之君，皇帝就是在昏庸，也不願意把昏君的駡名扣在自己的頭上。就是這種僥倖心理，把自己送上了黃泉不歸路，他們是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作賭注。這些忠臣其實是在和所有的朝臣為敵作對，是在和皇帝公開宣戰。在一些平靜時期，皇帝還能忍受，因為這些觀點不為皇帝所欣賞，但也是沒有別的辦法來改變，所以引而不發。但在特出時期如戰亂、災禍。這些平常時期的不滿就會迸發出來，一發不可收拾。皇帝自然就會拿那些讓皇帝當聖賢明君的忠臣們開刀，以儆效尤。忠烈之臣的結局就可想而知了。因為殺幾個不聽話的大臣總比要殺光滿朝奸佞朝臣要容易得多，國家是大夥的，不是一兩個忠臣和皇帝自己的。皇帝不能因為一兩個忠烈大臣去得罪滿朝的文武，誰輕誰重皇帝比誰都清楚，比誰都看得明白。
反觀那些平庸的、貪腐的朝臣，說得永遠比干的多，揣的永遠要比礽出去得多。他們永遠要比那些忠烈之臣活得瀟灑，玩的心跳，幸福快樂永伴一生。有這些好處誰還願意當忠烈之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