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諜報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與清廷不能嚴守軍事機密，不重視防範間諜有很大關係。一些間諜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保護，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宗方小太郎，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清廷還爲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鴻章甚至視他爲上賓。
甲午戰爭中的日本間諜活動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間諜的活動更加頻繁、猖獗，“凡我之動靜彼皆洞悉無遺，甚或暗中爲之接應，爲之向導，故彼攻擊調度每合機宜，我僅多受其制。”在豐島海戰，進攻遼東半島、威海衛等一系列軍事行動中，日本間謀都起了重要作用。
豐島海戰是中日海軍的首次交鋒，它拉開了甲午戰爭的序幕，這次海戰，是日本“不宣而戰”下搞的一次突襲行動。許多中國近代史或甲午戰爭史著作，在談到這次海戰的爆發時，都提到日本間諜賄賂中國電報生、泄露高升號開船日期一事。這種說法的依據主要是1896年10月吏科給事中餘聯沅的一份奏摺和姚錫光的《東方兵事記略》中的記載。餘折是這樣說的:“天津電報局內倭寇買通一人，每月予以六百金。所以中國軍情纖悉皆知，以致高升之覆及大東溝之戰，倭人皆先得信。’，姚也認爲:“倭人間諜時在津，賄我電報學生某，得我師期，(高升號)適爲所截。’，其實，高升號開船日期並不是從天津電報局獲得的，而是石川伍一從天津軍械局得知的，這是甲午戰爭中日本最爲成功的諜報活動之一。
石川伍一(1866-1894)是日本著名間諜，幼入私塾，後入興亞學校專攻中文，19歲時來華爲日本海軍搜集情報。在一本日本出版的《名人錄》中，石川伍一名下這樣寫道:“石川伍一，間諜。……受命赴中國活動，到過蒙古邊境一帶。中日戰爭中在華積極活動。”在石川伍一的間諜生涯中,偵察到高升號開船日期是他對日本海軍的一個重大貢獻。當時，他“冒廣東人、薙發，穿中國衣服”，隱藏在天津軍械局一個書吏家中。豐島海戰後，日本組織撤退其在華僑民。石川伍一奉命隨日本僑民乘船離開天津。但夜深船開之後，石川伍一決定繼續潛伏下來。於是，他化裝成中國人從船上跳下，又回到天津，“以一洋元酬薙工，爲天津縣李振鵬蹤迹破案”，在客棧被捕。隨後，在書吏家中搜出炸藥及有關文件，據記載，“搜出和信一函，所有高升輪船兵若干，帶兵官姓名並所帶物件以及青菜若干斤，均詳信內。”被捕後，石川伍一對其間諜活動也供認不諱。他供認:自1883年以來，他一直在京、津等地往來，後住在軍械所劉樹芬家中。有一些中國人爲他提供情報，劉樹芬“將各軍營槍炮、刀矛、火藥、子彈數目清冊，及軍械局東局海光寺每天造子彈數量，照抄一份。’，他還“供出日本截我高升、操江二船，皆其先期電聞。”可見，高升號開船日期確是石川伍一從天津軍械局書吏處打聽到並電告日軍的。
石川伍一間諜案影響很大，牽涉到很多人以至清廷大吏。天津軍械所書吏因“爲窩主，傳遞消息”與石川伍一同被斬首，李鴻章的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侯補道張士瑜因“於其所用書辦家擒獲日本奸細”也受到輿論指責。後來一些大臣紛紛上奏彈駭李鴻章，分析開戰以來的種種失誤，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即“調發軍情又爲奸細偵探，遂致高升船所載勁旅，悉爲敵擊沈。”豐島海戰後，口本切斷了中國至牙山的海路，控制了朝鮮海域。
10月下旬，日軍分兩路向中國大舉進犯，一路以山縣有朋爲司令官，由朝鮮義州附近渡過鴨綠江。另一路以大山岩爲司令官，進攻遼東半島。進攻遼東半島的作戰計劃，是由藤崎秀、宗方小太郎等十幾名間諜共同商議制訂的。他們提出，“先取大連灣附近之大窯口，再進而攻略大和尚山、石門村，佔領金州，以絕旅順後路。”10月24日深夜，大山岩率軍到達遼東半島金川以東海面，“餌居民4人登船，購鄉民衣服”，然後派6名問諜秘密登陸，以進一步確定進攻方針。這6人是:藤崎秀、大熊鵬、豬田正吉、向野堅一、山崎羔三郎、鍾崎三郎，他們乘水雷艇登陸，分3組活動，後來僅向野堅一一人生還。向野堅一登陸後，混在民工中爲清軍修築工事，在普蘭店、複州、金州一帶刺探軍情，有一天被清軍發現逮捕。爲了銷毀藏在鞋裏的地圖，他故意踩在泥水中，將鞋裏的地圖弄濕踏爛，然後用2個銀元收買押解的士兵爲他鬆開綁繩，深夜跳崖逃走。大山岩部隊根據他提供的最新情報，一舉攻佔金州。
前面已經提到，選擇榮成灣作爲登陸點以及採取包抄後路的戰術，也是由間諜提出的。1888年以後，日本問諜多次到威海、榮成一帶進行偵察，潛入威海駐軍防區和炮臺重地。進攻前夕，日軍派8名間諜乘船到成山頭右側龍須島偵察軍情，他們在“近村購食物並鴉片煙。與村民押，得威海，成山兵防狀以去。”1895年1月20日，日本陸軍在聯合艦隊的掩護下在榮成灣龍須島成山頭登陸時採取的就是“遠勢登陸，抄我炮臺後路”的戰術。10天後，日軍佔領了威海衛南、北兩岸炮臺，封鎖了港口，轟擊劉公島及港內的北洋艦隊。2月17日，威海衛完全陷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由此可見，甲午戰爭中，日本間諜的確成爲軍事行動的先鋒。根據間諜提供的情報，日軍“盡知我軍情，先發以制我，致倭人著著領先，而我則處處落後。”不僅如此，日本間諜還爲日軍私遞軍火，接濟米糧，並多次進行破壞活動。據載：“上海吳淞口五萬斤之巨熗毀於藥水矣，湖北製造局機器及槍炮子藥皆毀於火矣。”抓獲石川伍一的同時，還繳獲炸藥地雷8箱，石川伍一供認，“欲用地雷炸藥轟海光寺軍火器械積聚之所。此寺一毀，則天津毀矣，海防廢矣。”此外，戰爭爆發後，白本的外交人員利用合法身份作掩護也致力於諜報活動，譬如，“駐津倭領事及武隨員二人……日派奸細二三十分赴各營各處偵察。’豐島海戰後，德國人滿德在致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就提醒說:“中國之駐倭使臣未歸，倭國之駐京使臣未歸，樓國之駐京使臣未返，非計也。何以故?中使在倭未能探聽倭國軍情，而倭人在中競能洞悉中國軍事。”
有識之士的反間諜建議
甲午戰爭爆發不久，對於日本間諜的活動，很多人有所察覺但並十分憂慮。一些有識之士紛紛上奏，指出:“當此兵釁既開，〔倭人)難免不勾結內地奸民爲之偵察機密。”所以，“此時中國縱有智勇深沈之將，欲出奇計，……必無一倭兵中計者，何則?事未行而機早泄也。”有人還“既慮偵探軍情，尤慮煽惑土匪乘間生事以牽掣兵力”，擔心“會匪”、遊勇等與“倭人勾通，乘機煽惑。”因此，他們認爲，戰爭中反間諜工作當爲最要緊之事。安徽一位叫朱照的廩生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說：“用兵之道，密其事，晦其迹。神出鬼沒，變化不測，毋使敵人得知我之虛實強弱，而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可以制勝，故緝捕間諜，兵家所先。”把反間諜作爲軍事行動的先導。這些人還就反間諜問題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首先反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保護日本間諜。甲午戰爭爆發後，總理衙門發了一份咨文，內容是:“日本商民之在中國者，概由美國按照公法代爲保護。”一些日本間諜因而往往躲在租界內得到各國尤其是美國的袒護。據報，“有日奸在漢口租界處行走，營勇向前盤詰，正欲查拏。該倭人即持刀抗拒，避人租界。英美領事不肯交出，謂系日本安分人，即時護送其登輪往滬。”一些間諜被捕後，也有外國爲其說情，比如，福原林平等二人被捕後，“上海各領事均爲該倭奸存希冀”，清廷也有些擔心“就地正法恐滋饒舌。”石川伍一被處決後，據駐美公使楊儒報告，美國多有責怪之意。針對這些情況，有人強調指出，“兩國戰雖有互保人民之條，而稽察奸宄尤應嚴密”，“美領事不得袒庇”，如有拿獲日本細作，不必遞交領事館，由中國衙門密行監禁。”
其次，主張實行保甲，嚴懲漢奸。日本間諜往往通過漢奸爲其搜集情報，據一些人分析，“倭奸之得潛伺於中國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托庇于華人”，也就是得到漢奸的掩護，因而“非整頓保甲，極力搜查不能斷其根株而空其巢穴”，認爲清除漢奸才是反間諜的根本所在。他們提出應重治漢奸，“得其窩主，治以重法。”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人“雖有貪利忘義者，欲潛匿倭奴以濟奸利，而有所不敢”。尤其是，“大軍所駐各州縣市鎮”，更“應責成舉行保甲嚴查漢奸。如此，則敵人無從知我舉動，可無高升輪船之失矣。”與嚴查的同時，他們提出還必須實行安撫的辦法。有人認爲，很多地方由於年年發生饑荒，再加上戰亂，民不聊生，百姓無以活命，在日本間諜糧、錢的誘惑下不得不當漢奸。
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僅僅靠嚴懲是不夠的，更主要的是關心民間疾苦，“拔賑以重生靈，救民命以收民心。”張之洞等人還提出，日諜一慣“厚餌窮漁，多方引誘”，因而必須推行獎賞揭發的辦法，並在海防重地辦理“漁團”，他說:“遇有倭人雇募窺探沿海沿江軍情，該漁團能將來雇之人捆送到官，訊明屬實，賞銀500兩。”
此外，爲易於辨認，還有人提出禁止日本人薙發改華裝。由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眼睛、頭髮的顔色一樣，相貌多有相似之處，只是髮式、服裝不同，日本間諜在中國往往剃發改裝冒充中國人，很難識別。爲此，有識之士提出，日本人在中國一律禁止改華裝，否則按間諜治罪。張之洞等人就反復強調:“既系安分，何必改裝?……如查有華服樓人，即照奸細查辦。”
清廷破獲的間諜案
甲午戰爭中，清廷還破獲了幾起重大間諜案，除了上面提到的石川伍一，還有9名重要日本間諜被逮捕處死。
1894年9月，據南洋大臣劉坤一奏報，逮捕了2名日本間諜:一名叫福原林平，26歲，一名叫憫內友次郎，28歲。這兩人都是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畢業生，8月奉根津一的指示赴東北搜集情報，他們冒充湖北商人，準備搭乘法輪去營口，因輪船推遲起程住在法租界內一家旅館，後被人識破，9月被處決。
與福原林平等人被捕前後，藤島武彥、高見武夫2人也暴露被捕。他們冒充和尚住在寺中，後被僧人發現送官，在浙江被斬首。
前面說過的被派往遼東半島的6名間諜中，除1人生還，其餘5人都被捕。其中的山崎羔三郎、鍾崎三郎、藤崎秀最爲出名，都是荒尾精的部下，在日本諜報界被並稱“三崎”。
山崎羔三郎是日本國內秘密間諜組織玄洋社的骨幹分子。1888年25歲時來上海，曾在漢口樂善堂活動數年，經常化裝爲賣藥商人和算命先生四處活動，甲午戰爭前夕在漢口開照像館。戰爭爆發後，偷上中國運兵船到朝鮮漢城，冒充神戶華僑藥材商，潛人中國軍隊牙山陣地偵察。因藏有指南針，地圖而被中國軍隊發覺逮捕，在押解途中逃脫。1894年10月24日花園口秘密登陸後第三天被清軍依克唐阿部下捕獲，于金卅城外斬首。同時被處死的鍾崎三郎、藤崎秀都是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畢業生。鍾崎三郎曾扮成藥材商偵察渤海灣的北洋艦隊情況，後轉到山海關偵察中國軍隊駐防和調動情報。藤崎秀曾任日軍翻譯官，10月4日登陸後，因所攜證件不足被百姓捕獲。日本諜報機關對三崎之死極爲重視，佔領金州後，找到3人屍首厚葬在金州城外崔家屯山上，並命名爲“三崎山”。
甲午戰爭中，儘管清廷破獲了幾起間諜案，處死了10名重要間諜，一些人還提出了各種防諜建議。但從最後結果來看，日本的諜報活動是十分成功的。日本的勝利，既是戰略戰術的勝利，又是日本諜報工作的勝利。根據日本間諜提供的各種情報，“倭人唯事事先發，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後發，故始終爲倭人所制。”日本人也認爲，正是由於間諜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戰爭中運籌帷握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甲午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是決定近代中國與日本兩國命運的一場戰爭。戰後的日本一躍成爲亞洲強國，中國敗了，則更加嚴重地陷人半殖民地的深淵。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之一陸奧宗光在戰後不久寫的《蹇蹇錄》一書中這樣寫道:“戰勝的結果，對內對外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地位，加強了我國的勢力，使過去曾經譏嘲我國只會模仿文明皮毛的歐洲列強從這種錯覺中清醒過來;承認日本已經不是遠東的山青水秀的一個大公園，而是世界上的一大勢力了。”陸奧宗光引用一位英國學者的評論說:“遠東大戰的結果，使一個帝國的聲譽日上，同時也使另一帝國的聲名掃地。”
這場戰爭取得如此的結局，自然取決於許多因素，而驚心動魄的間諜戰，這條與公開戰線相輔進行的隱蔽戰線，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事實上，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諜報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與清廷不能嚴守軍事機密，不重視防範間諜有很大關係。一些間諜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保護，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宗方小太郎，他1877年周遊北方戰略要地，就是以“學生”合法身份、持有總署發放的通行證，受到清廷保護的。在兩國關係已十分緊張、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清廷還爲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鴻章甚至視他爲上賓，請他參觀了軍工廠、軍事設施、軍隊操練。一些人還爲日本間諜提供情報，更爲嚴重的是，爲謀求個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不顧，兩國交戰之時。仍給日本提供幫助的也大有人在。李鴻章的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十珩爲牟取暴利居然“盜賣子藥濟倭。得銀40萬兩。”據記載，“我國奸商代渠辦伙食等物者亦不少”，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通過上海侯補道張鴻祿‘’以米三千石售與倭人”。不僅如此，李鴻章等人在對日本間諜的處理上，明顯表現出袒護之意。比如石川伍一一案，先是“匿地雷事不奏”，繼而由於“供詞牽涉李經方及軍械所局員”，授意盛宣懷“勒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爲李振鵬所駁斥”。後來，李鴻章又“立意不殺此人。云:‘若殺之，殊有礙於和局’”。此後，清廷又抓獲幾名間諜，據給事中洪良品揭發，李鴻章“不獨未殺，並每人送路費一百元，聞該督以‘殺了要賠錢’爲辭。”當然，石川伍一後來終於被處決，但此前種種內幕充分暴露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和黑暗。另外，由於技術落後，甲午戰爭時期，清廷的密電碼被日軍破譯。當時，中國的密碼編制非常原始，規律十分簡單、變換很少，容易被破譯。破譯時間是1894年6月22日，日本由此掌握了6月6日至8月4日駐日公使汪鳳藻全部往返密電，計54件。由於清廷毫無覺察，整個戰爭中一直未改密碼，以至在馬關談判期間清廷與李鴻章的往來密電22件也被全部破譯，這不能不是一個沈重的教訓。
人們回顧一百年以前的這樣一段往事，不僅僅是對業已逝去的歲月作出歷史的判斷，也是爲了提醒今天善良的人們，不要在這方面放鬆了必要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