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朔平知府(相當於現在的雁北地區行署專員)張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陝西督糧道。這個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現在的陝西省軍區後勤部主任，勉強也可以叫省糧食局局長，主要負責徵收、保管和供應西北地區的軍糧。俗話說"過手三分肥"，陝西糧道每年過手糧食二十萬石（約一萬五千噸），他該有多肥？又該如何分肥？
我得先聲明一句：張集馨不是貪官，按照官場的真實標準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當不錯。這一點就連皇上也很讚賞。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張集馨拜見皇上，皇上說：聽說你的操守甚好，前幾年申啓賢（山西一把手）年終密考，還稱讚了你的操守。此去陝西，你更要堅持，老而彌篤，保持人臣的晚節。張集馨表示：謹遵聖訓。
拜領皇帝的教導之後，張集馨開始按照潛規則處理分肥問題。
一般來說，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窮。外官有j筆的養廉銀子，其數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較多。可是京官對外官的升遷和任命又有比較大的影響，"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並不難懂。於是，在長期的官場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種交換機制：京官憑藉權勢和影響關照外官，外官則向京官送錢送東西。前邊提到的"欽差費"就是這類交換的一種。這類陋規的名目還包括離京送的"別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體分量取決於雙方關係的深淺、京官的用處和外官的肥瘦。
張集馨接到任命時，已經在北京住了四個月，旅費快用完了。他寫道："今得此缺，向來著名，不得不普律應酬。"於是大舉借債。他托人從廣東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兩銀子，從山西錢莊借了五千兩銀子，又從同事和朋友那裏借了二千兩。張集馨記載道：連同我在京買禮物的數百兩銀子，共用去別敬一萬七千兩，幾乎都沒有路費了。
一萬七千兩這個數位似乎有點嚇人。我們知道這相當於人民幣三四百萬，可以買上百處房産或五六百條人命。陝西糧道能有這麽肥麽？此外，用得著如此出血分肥麽？究竟糧道有多肥，我們一會就會看到。至於分肥，從情理推測，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張集馨也用了"不得不"這個詞，想必是無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規矩。
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張集馨沒有詳細記載。但兩年之後他調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長），在北京又送了一萬五千兩銀子的別敬，並記下了具體的"尺寸"：軍機大臣（類似政治局委員）的別敬，每處四百兩銀子。上下兩班章京（類似爲軍機處服務的秘書處，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兩。其中有交情的，或者與他有通信聯繫，幫助他辦摺子的，一百兩、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總憲（類似監察部長），每位一百兩。侍郎（副部長們）、大九卿五十兩。依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應酬到。看看這些數位，動輒就出手一兩座宅院，少說也送上半條人命，潛規則所承擔的分配財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張集馨任上，每年還往京城送炭敬，具體數目未見記載
我們已經轉完潛規則大樓的京官層，現在隨著張集馨下一層樓梯繼續轉
陝西糧道的日常工作是收發軍糧。發放軍糧的程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關係，其中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就是糧食質量。這方面的衝突，張集馨剛剛到任就領教了。
張集馨的前任叫方用儀，爲人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場上買了四千石麥殼攙入東倉。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如果用這批麥殼替換出小麥賣掉，用載重量三噸的卡車運，大概要裝一百車，價值高達數十萬人民幣。按說，規模大了便難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後任不肯替前任背這麽大的黑鍋，聽到風聲後通常會拒絕簽字接手。但是與張集馨辦理交接手續的不是方用儀本人，而是代理督糧道劉源灝。代理督糧道是公認的發財機會，如果劉源灝和方用儀辦交接手續的時候拒絕簽字，顯然會失去這個好機會，於是他簽了字，方用儀作弊得逞了。我估計方用儀所以敢如此大規模作弊，正因爲他算透了劉源灝的心思。當時有一個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搶"。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連打帶搶則是標準的短期行爲特徵。這個比喻所描繪的可以叫"署事潛規則"。
張集馨到任後訪知此事，便拒絕從劉源灝那裏接手簽字。劉源灝苦苦勸說，說倉糧肯定沒有其他方面的虧損短缺的問題，再說方用儀已經回了江西老家，還能上奏皇帝將他調回來處理此事麽？細品劉源灝說服張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個暗示：如果漏洞確實就這麽幾千兩銀子，爲了等待方用儀回來重辦交接，公文往來加上路途花費的時間恐怕需要好幾個月，張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質損失恐怕還要超過這幾千兩銀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損失，算上在官場中不肯通融的名譽損失呢？換句話說，等待公事公辦的代價太大，不值得，還是認賬合算。張集馨果然被說服了，認了賬。由此反推回去，方用儀離任前決定摻一百卡車麥殼，而不是五十卡車，也不是二百卡車，這分寸實在拿捏到了老謀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規，滿營八旗的官兵每個月分八天領糧。到了領糧的日子，張集馨叮囑部下說：我這是初次放糧，絕對不許像方用儀任上那樣摻假，讓衆官兵輕視我，以後的公事反而不好辦。他指定用好糧倉放糧。
領糧的官兵們來了，他們早就知道方用儀摻麥殼的事，警惕性很高，斷定倉吏帶他們去的倉是麥殼倉。倉吏極力辯解，官兵更加懷疑，"圍倉大嘩"，堅決不肯在張集馨指定的糧倉領糧。於是糧道方面請官兵自己指定倉庫，沒想到官兵們指定的倉庫，恰好是摻了麥殼的倉庫，開倉一看，官兵們臉色變了，開始互相抱怨。張集馨下令打開剛才指定的倉庫讓他們看，裏面裝的果然是圓淨好麥。最後張集馨下令把這四千石麥殼篩了出去，鋪在糧倉的路上，解除了衆兵的懷疑。
八旗的驕兵悍將並不是好惹的。激軍隊鬧事，在任何時代都是很難遮掩的大罪過，糧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式規定，八旗每月領米之前，糧倉要派官員將米樣送到將軍那裏檢驗。這裏說的將軍是各省駐軍的最高領導，省軍級幹部，糧道的伺候物件。他對糧食質量的態度，對領取糧食的官兵影響極大，將軍稍微挑剔兩句，在第一線領糧的八旗驕兵就能鬧翻天。張集馨說，糧道必須應酬將軍，因爲怕他從中作梗。
應酬將軍的方式早有成規。首先，按照規定，將軍和兩個副都統本人的月糧是大米和小米並放，而大米貴小米賤，將軍自然不願要小米，糧道便全給他們大米。這是小事，算不了什麽。其次，將軍和副都統推薦家人在糧道工作，甚至只挂個名，到時候領錢，糧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規給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送禮。
清朝官場通行的送禮名目叫"三節兩壽"。三節是指春節、端午和中秋，兩壽是指官員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陝西糧道送給將軍的三節兩壽數目如下：銀子每次送八百兩，一年五次總計四千兩；表禮、水禮每次八色；門包（給門政大爺的小費，由他分發給將軍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兩，一年二百兩。我不清楚八色表禮和水禮的價值幾何，但每年給將軍的陋規尺寸當在五千兩銀子以上。
在糧食問題上有權說話的軍官還有副都統和八旗協領。糧道也送兩個副都統三節，但沒有兩壽。三節的陋規是每節二百兩銀子，一年六百。此外還有四色水禮。八旗協領有八位，每節每位送銀二十兩，上等白米四石。
我們已經知道，直接到倉庫領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實了。話又說回來，他們並不老實，從來就不是省油燈，也需要糧道方面小心應酬。張集馨說，每到放米的日子，滿營的一位低級軍官率士兵來領糧，按照規矩，糧道要備一桌酒席，叫做"送倉"，由糧道方面的官員陪同帶隊的低級軍官吃一頓。滿營八旗，一連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倉庫方面的人員必須忍氣吞聲，鬧大了還要請將軍和副都統推薦來的家人從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勸說，才能不鬧出事來。
糧道在軍隊方面的固定應酬，還有每年春秋年節的宴會。請將軍、副都統的筵席必須有戲班子唱戲，叫做"戲筵"。駐紮在西安城裏的滿營和綠營（漢族軍隊）的中級軍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請一次。這些聯絡感情的工作顯然是有成效的。在張集馨之前，一個叫豫泰的官員曾當了半年督糧道代理，代理期間專收壞糧，希圖民間踴躍交糧，以便得到過手的好處。這位官員收下的壞糧最後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屬的肚子裏，卻又沒見到張集馨關於軍隊方面爲此鬧事的記載，想必糧道把軍官們糊弄得不錯。
與軍界有關的陋規大體如此。下邊我們再換一層樓，看看糧道與地方官員的關係。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張集馨擔任陝西督糧道期間，陝西巡撫（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我們知道，林則徐寫過"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名聯，他也確實如此身體力行了。這樣的好官收不收陋規？據張集馨記載，那一年由於災荒，停征軍糧，"而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以至陝西糧道深感困難。所謂督撫，指的是陝甘總督和陝西巡撫。這就分明告訴我們：林則徐也和大家一樣收陋規。我並沒有貶低林則徐的意思，他確實是一個難得的正派廉潔的官員。我想強調的是，如此高潔的操守並沒有排斥陋規－－這進一步證明了潛規則的適用範圍是多麽寬廣。
糧道給林則徐送的陋規比給任何領導的都要多。這是因爲陝西巡撫每年都要向皇上密報下屬官員的操守才幹和各方面的表現，這叫年終密考，對官員的前程影響巨大。糧道給巡撫的陋規按季節送，每季一千三百兩，一年就是五千二百兩。此外還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這是上百萬人民幣的鉅款。
陝甘總督的官比陝西巡撫還要大一點，但是隔了層，不算直接領導，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規的數量反倒略低於巡撫。總督的陋規按三節送，每節一千兩，此外還有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所有這些東西，都由督糧道派家人送到總督駐節的蘭州。
陝西糧道有"財神廟"之稱，省領導們自然不容獨吞好處，他們把糧道當成小金庫來用，來往客人一概由糧道出錢招待，這也是長期形成的規矩。下邊我們來仔細看看清朝官場如何請客吃飯。張集馨在這方面的記載極爲詳盡，語言也比較明白，我將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過客，皆系糧道承辦。西安地當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隴、蜀皆道所必經。過客到境，糧道隨將軍、中丞（引者注：即陝西巡撫）等在官廳迎接，俟各官回署後（引者注：即各位領導回到本衙門後），差人遍問稱呼，由道中幕友（引者注：即張集馨請的師爺）寫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錯，然後差人送至官客公館，一面張燈結綵，傳戲備席。
"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製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否則謂道中慳吝。戲筵散後，無論冬夏，總在子末醜初（引者注：半夜一點左右）。群主將客送出登輿（引者注：即送客登轎），然後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貼，到客公館道乏（引者注：可見糧道純粹是給本省的軍政領導作臉），又持糧道銜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見糧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物件）。次日，過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並饋送盤纏，其饋送之厚薄，則視官職之尊卑。
"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兩銀子，折人民幣四萬上下），程儀在外。
"其他如副都統，總兵，非與院（引者注：即巡撫）有交情者不大宴會，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駝馬章京、糧餉章京，官職雖微，必持城裏大人先生書來以爲張羅計，道中送以四菜兩點，程儀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春秋年節，又須請將軍、副都統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領導，藩司負責全省的錢糧，臬司負責全省的刑獄）、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當於現在的地市級官員）、縣，以及外道府縣之進省者，皆是戲筵。"
"如十天半月，幸無過客滋擾，道中又約兩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鹽道（引者注：負責全省鹽業的生産運輸和銷售，由國家壟斷，是歷代王朝的利稅大戶）在署傳戲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聯友誼也。"
陝西糧道衙門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聯，清楚地描繪了督糧道的生活，楹聯曰：
問此官何事最忙，冠蓋遙臨，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終歲爲人作嫁，脂膏已竭，親朋僮仆孰知恩？
別看張集馨那麽忙，花了那麽多的銀子，人家還不領情。因爲這是規矩，是應該的，你做得也許還很不到位呢。即使領情，外客主要也領省領導的情，省領導滿意就算張集馨沒有白忙。
就如同在競爭性的市場上有利潤平均化的趨勢一樣，在競爭聲望、關係、安全和人緣的官場上，似乎也存在一種官場利益平均化的趨勢。當然這麽說不確切，因爲官場利益是向著製造利益和傷害的能力流動的，如果製造利和害的能力誰都有一點，就會呈現利益均沾的局面，不過這種能力的分佈並不那麽平均。從平均的方面說，每個在官場上有影響的官員都有理由認爲：我們都沒有說你的壞話，我們有能力害你卻沒有害你，我們甚至還說了你的好話，讓你得了這麽一個美差肥缺，難道你就不能出點血，讓大家也沾點光麽？從不平均的方面說，京官、將軍、上司之類的官員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應該多分。這種能力的強度像水波一樣呈環狀遞減，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遞減。打秋風、請客吃飯、表禮水禮、程儀、炭敬冰敬別敬、三節兩壽等等，都是在此規律下支配的官場利益分配機制。
如果不遵守這些陋規又會怎麽樣呢？張集馨只簡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請客時不上白鱔和鹿尾之類的貴重難得之物，別人就會說你"慳吝"。顯然，一個被大家看做吝嗇、彆扭、不懂規矩、吃獨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麽樂觀：說你壞話，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聖賢，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某個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張集馨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記載，但我們可以在清末小說《官場現形記》裏找到生動的補充。
《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一回寫道："向來州、縣衙門，凡遇過年、過節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慶等事，做屬員的孝敬都有一定數目，甚麽缺應該多少，一任任相沿下來，都不敢增減毫分。此外還有上司衙門裏的幕賓，以及什麽監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節，或是到任，應得應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於門敬、跟敬（引者注：給上司跟班的錢），更是各種衙門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辦差，總督大閱辦差，欽差大臣過境辦差，還有查驛站的委員，查地丁的委員，查錢糧的委員，查監獄的委員，重重疊疊，一時也說他不盡。諸如此類，種種開銷，倘無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將來開銷起來，少則固惹人言，多則遂成爲例。所以這州、縣官賬房一席，竟非有絕大才幹不能勝任。"
後來，在這些規矩之上又生出了一個規矩：前後任交接時，要用數十兩銀子甚至上百兩銀子買這本賬。《官場現形記》中的一位候補官員好不容易得了個缺，不懂這個規矩，惹怒了前任賬房師爺，該師爺便給他做了一本假賬，記載的尺寸都是錯的。結果這位知州按照假賬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一年就被參劾革職了--好多懂規矩的候補官員正排隊等著這個位置呢。
現在我們轉到了潛規則大樓的基層。
據張集馨記載，陝西糧道每年花在請客送禮（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銀子在五萬兩左右，他本人的進項每年在一兩萬兩銀子之間，糧道每年的入項有六萬多兩銀子。按照當時中央規定的糧食價格折算，這相當於一千多萬人民幣。
這麽一大筆額外收入，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張集馨說得很清楚："雖非勒折，確是浮收。""缺之所以稱美者，不過斗斛盈餘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會的常用語，其流行程度與如今糧食收購中的"打白條"和"壓級壓價"不相上下。所謂"勒折"，就是糧食部門不肯收糧，強迫百姓交納現金，而現金與糧食的比價又由官方說了算，明明市場上六毛錢一斤大米，官方硬規定爲一塊，他還一定有理，譬如說三年中市場平均價就是一塊等等。於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塊錢。
"浮收"則是變著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樣繁多。張集馨沒有記載當地浮收的花樣，但我們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參照。下邊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蘇州府常熟縣禁止浮收的兩塊石碑上提到的花樣，原文羅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錄部分名目如下：
不許淋尖、踢斛、側拖、虛推。不許將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許索取看樣米、起斛米、扒斛錢、篩箱錢。不許勒索耗費、外加、內扣。不許勒索入廒錢、篩扇錢、斛腳錢、酒錢、票錢、鋪墊等錢。不許索取順風米、養斛米、鼠耗米。不許索要兌例、心紅、夫價、鋪設、通關席面、中夥、較斛、提斛、跟役、催兌、開兌等陋規。不許開私戳小票，令民執此票到家丁親友寓所額外私加贈耗，方給倒換截票。不許故意耽擱，挨至深夜收受。
這一切手段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爲農民必須完成納糧任務，否則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懲罰。不交皇糧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這樣一來，農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種敲詐勒索的花樣早晚要被創造發明出來。張集馨明白這一點，他說："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他的數萬銀子就是如此魚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寫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從每年二十萬石糧食周轉，得六七萬兩銀子的數位推算，農民比應交數額多交三分之一。但這只是張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間還有棍徒包攬，官方還有倉手斗級等一大堆在第一線搜刮的嘍羅，他們的所得也絕不是小數。我看到過清朝四川一個縣裏負責徵收錢糧的典吏（比副科級幹部略低）因爲分贓不均而寫的揭發信，這個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萬多兩銀子。張集馨把這等鉅額數位說成"斗斛盈餘"，未免過於輕描淡寫了。
順便再提一句：本文講述的故事基本都發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後，這並不意味著雍正之前就沒有這類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規非常嚴重，不過官員的工資很低，雍正皇上體諒部下，認爲官員們離開陋規很難生活，乾脆把陋規的收入合法化了，變成了養廉銀子。按理說俸祿高了，陋規從灰變白了，天下也該太平了。可是我們看到的結果表明，皇上考慮不周，對潛規則的性質認識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2/3/30 上午 09:49:37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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