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用以增進人文情趣及情操
【文／黃延齡】
英國的著名學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不僅擁有深厚的數理科學涵養，在哲學和歷史的領域，也有非常卓越的成就。他在〈歷史學作為一種藝術〉裡說：

我並不認為歷史書，是為歷史學家們寫的。
我一直認為歷史知識，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擁有的基本成份。
我們並不會認為，詩歌只應由詩人朗誦，也不會認為，音樂只讓作曲家們聆聽。
同樣地，歷史也不應只為歷史家們所知。……人的興趣被他短暫的生死所限制，一旦目光短淺、缺乏遠見，他的希望和要求就會變得狹隘。
而且，凡是適用於個人的，也同樣適用於整個社會。
那些只有很短歷史的社會，呈現單薄與孤獨的印象，常讓歐洲人十分難以理解。
這些社會中的人，不覺得自己是許多世代歷史的繼承人，因此他們打算傳給後代子孫的東西，是枯燥無味且缺乏感情的。
歷史使人認識到：人類的事務沒有終點，並未達致靜態上的盡善盡美，也還沒有至高無上的智慧。
不管我們的智慧到達什麼程度，與可能達到的智慧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
無論我們抱持怎樣的信念，甚至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信念，多半都不可能永垂不朽；如果我們設想他們體現了永恆的真理，那麼未來就可能會嘲笑我們。

羅素認為歷史豐富我們的生命、拓展我們的視野，足以令人虛懷若谷、氣度恢宏，是受教育者必備的養分。
因此，若有歷史學者恃才傲物，充滿讀書人的酸腐氣，充其量只是會一些記誦之學，根本完全談不上真懂歷史。
前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James B. Conant），擁有化學博士的頭銜，在《科學與常識》一書中亦說：

歷史家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感到那些歷史是真實的記述，否則我們去讀讀小說就好了。
一讀歷史，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想像，當凱撒渡過盧比河時，我們彷彿就站在他的身邊。
真的，只要歷史增加我們的知識，讓我們了解人類不同環境中的生活方式，我就心滿意足了。
十七世紀的大學者約翰•賽爾敦（John Selden）曾有一句名言：「歷史研究可以增長我們的年歲，彷彿我們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已經活著似的。」
這一句話說出了為什麼，歷史研究應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

羅素與康南特這兩位科學人，都給歷史知識極高的評價，也都提到歷史的深厚經驗，是拓展生命深度和廣度的泉源。
現存的一切制度、習俗、宗教、藝術，都有其歷史淵源，具備「正常」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人，通常會有「溯本追源」的理性需求。
另外，台灣話說：「吃水果，拜樹頭。」
凡是懂得「飲水思源」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享受既有的成果時，才能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懷古念舊的歷史情懷，自是不可忽略的情感需求。
至於，從「現在」回顧「過去」的經驗和智慧，反省歷史中人性的價值和理想，把這種反思拿來創造「未來」，更是人類文化進步的原動力，斷不可失去這種人文關懷。
這些人文情趣及情操的培養，都有賴「正確的」歷史見解及反思，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養分。

滿足探索根源的理性與感情
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人類文明，無不曾思索過這兩個問題：
（1）宇宙是怎麼形成的？
（2）人類是怎麼誕生的？

中國、印度、猶太、希臘的創世神話，雖然各有各的答案，但對歷史根源的探索精神，卻是幾千年來歷久彌新。

人們對事物起源的求知欲，不僅止於宇宙及人類的開端，更擴及生活上的每個細節。
為什麼要過新年？情人節怎麼來的？為什麼要拜祖先？衣服是誰發明的？
當然，所有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開始的源頭，亦有整個發展的脈絡。
因此，從廣義上來說，探求任何事件發生的原因，都是在找其歷史的根源。

每一本歷史著作的內容，也都有探索根源的成分。
正確清楚地談論歷史的來龍去脈，不用說給人博學多聞的印象，就算親朋好友茶餘飯後的閒聊，也能增添清談的高雅情趣。
大陸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創造一股收視長紅的熱潮，培養出許多講述歷史的名嘴，就是歷史情節始末的趣味，足以吸引觀眾的結果。
不過，若能針對重要現象及人們關注的問題，譬如民主政治的根源和發展、祭拜祖先的淵源及意義、天文曆法的起源和觀念，就更能增進知性與感性的樂趣了。

宮布利希（Ernst Hans Josef Combrich）在《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裡，就把一周七天的來龍去脈，交代得相當詳盡而且有趣：
巴比倫人和亞述人把太陽、月亮和星星當作神來祈禱，幾百年來他們在溫暖、明朗的夜晚，觀察著星星的運行。這些頭腦清醒的聰明人，發現星星運轉的軌跡很規律，很快就認出蒼穹中似乎固定不動，每晚出現在同一位置的星星。
他們為星空中的那些「圖像」取名字，就像我們今天稱的「大熊星座」一樣。
他們認為地球是固定的圓盤，星空是一個空心的球體，像一只碗罩在地球上方，並且每天轉動一次。
這麼一來，對於當時並非固定不動，不僅鬆動地安置在那上面，還會到處「亂跑」的星體，他們一定感到非常訝異。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些是和地球一起繞太陽轉的星星，稱之為「行星」。
但是古代的巴比倫人和亞述人並不可能知道，於是他們認為其中必有某種神秘的魔法。
他們給這些星星取了獨特的名字，並且一直翹首望著他們，企圖藉由這些星星的位置預測未來，這就稱之為「占星術」。
當時的人們以為，某些行星帶來幸運，某些行星帶來不幸。
火星表示戰爭，金星表示愛情。
人們為每位行星之神，奉獻一個日子，加上太陽和月亮，恰好是七個，這就產生了星期制度。
我們今天也還在說太陽日（Sunday，星期日）和月亮日（Monday，星期一）。
當時人們所知的五個行星是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在某些語言裡，已經無法辨識這些行星的名字，但從其他一些今天還在說的語言中，仍然可以看出這種關聯。

我相信「年輕人」透過宮布利希的介紹，對「理所當然」的一周七天制，必然有「原來如此」豁然開朗的領悟。這種知識若拿來日常生活閒談，亦可以增添許多知性的樂趣。總是勝過盡聊些低俗趣味的八卦話題，亦勝於乾坐在沙發上吃洋芋片，面對著冰冷冷的電視機。

霍布斯鮑姆主編《被發明的傳統》，雖說揭穿了某些傳統的「人工面貌」，指出他們是刻意創造出來的東西，卻也「正本清源」地說明這些傳統的來龍去脈。
崔佛•路普（Hugh Trevor-Roper）談到〈蘇格蘭的高地傳統〉，花格子呢的蘇格蘭短裙，在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之前，原被視為野蠻風俗的象徵，是無賴、懶惰、掠奪及勒索成性的高地人的標誌；
到了通過聯合法案之後，經過一位英格蘭人的創新，花格子呢才成為蘇格蘭人的民俗標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象徵著對合併的抗議。

蘇格蘭改良的傳統服飾，象徵新的民族精神，讓1726年前尚無人知的蘇格蘭裙，很快地出現在高地各處；
英國國會曾於1746年禁止這類服飾，在法案中直接使用「蘇格蘭裙」這個字眼，可見它被塑造得極為成功。
霍布斯鮑姆研究〈1870至1914年歐洲大量創造的傳統〉，
這段期間由於選舉制度的群眾政治，各國統治者和中產階級的觀察家一再發現，社會架構和秩序的維繫含有「非理性」的成分，而且大部分都和群眾政治有關。

人為發明的「政治傳統」，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法國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在1880年推動一年一度紀念巴黎公社的活動，旨在對抗第三共和馴服工人運動的企圖。
共和政府則吸納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使其成為官方體制化的思想，最重要的莫過於1880年確立的「巴士底獄紀念日」。
這個節日綜合各項慶典活動，等於一年一度地宣示：法國自1789年起，就是一個民族國家，全國的男女老少，都會參加各項活動。
1890年5月1日的國際勞工運動，原是短時間內的自發行為，主要訴求在於爭取每日八小時的工作制，由此設計而來的罷工、示威活動。
但自1893年開始，恩格斯以Feier（德文，節慶的意思）來稱呼這一天，表示「五一」帶有節日的意味，加上象徵春天來臨的五朔節，歪打正著地和勞動節意義結合，「五一勞動節」很快地就成了價值不斐的年度節日和儀式。
這些隱含政治因素的節日慶典，在我們了解其「被發明」的根源後，將更明白其創造的目的和意義，「選擇」投入相關活動的立場時，不至於淪為非理性的群氓。
從這個觀點來看事物的根源，除了增添歷史知識的情趣外，往往還有透視現實意義的價值。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75817

古代中國很講「慎終追遠」的情感，對老祖宗的行誼和傳統，猶如「重土安遷」般堅守不渝。
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祖先而不忘本，風俗道德自然歸向淳厚。
然而，古老傳統的思想、風俗、習慣，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入侵，加上近百年政治、社會的發展，顯然已經消磨殆盡。
傳統的舊制度和舊思想，固然有些不合時宜、扼殺創新的地方，必須除之而後快；
然而，某些根深柢固的「優良文化」，原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命脈，若在顛覆傳統的過程中，連同封建餘毒被從根拔起，就會傷害現存生活的文化根基。
若要復興優秀的中國文化，就必須從歷史的脈絡裡，喚醒人們思古之幽情。

拿祭祖這個中國特色的傳統來說，假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追溯其根源、了解其涵義，反而把祭祖當成一種迷信，就很難激起「慎終追遠」的情感。
祭祖最原始的根源，可以推溯到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德國尼安德人和中國山頂洞人遺址的葬法和隨葬物，就已經反映著靈魂不滅的觀念。
靈魂不滅是鬼魂崇拜的基礎，祭祖則是鬼魂崇拜的具體表現。
《禮記•祭法》云：「人死曰鬼。」
從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中顯示，商代已有天神、地祇、人鬼的宗教信仰，並且建立十分龐大的祭祖制度，甚至對祖先的崇拜壓倒了天神崇拜。
畢竟（觀念上）祖先的鬼魂離我們最近，他們死後具備非凡的超能力，更能直接影響子孫的禍福。
西周時，從王室到一般庶民百姓，都在祭祀著自己的祖先，但祭祀的對象和規模有著嚴格的限制。
庶民百姓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建造祖廟，只能在自己的家中設供進行祭祖的活動。

隨著周朝人文精神的發揚，主張「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從人道主義的精神反對人牲殉葬，卻反而提倡對祖先的祭祀。
他將祭祀祖先的精神，闡釋為報恩的孝道。

《論語•為政篇》裡記載：
孟懿子問孝，
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若能了解這種祭祖的內涵，是對父母盡孝道的倫理基礎，更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就能增添幾分「慎終追遠」的情感了。

這種維繫家庭倫理的孝道精神，正是工業化社會以後最缺乏的道德，也常是當前社會問題的根源。復興慎終追遠的情感，不僅有助於中國文化的發揚，亦不啻促進和諧社會的一帖處方。

提升人文關懷的價值與理想
1764年4月至1765年5月，英國偉大的歷史家吉朋暢遊義大利，他到處探訪名勝古蹟，懷千年之往事、發思古之幽情，對羅馬這座永恆之城，更是流連忘返。

「我踏上羅馬廣場的廢墟，走過每一塊值得留戀的土地。
在羅慕洛站立之處、圖利（即西塞羅）演說之處，或者凱撒倒下之處，這些景象全都來到我的眼前。」

吉朋回憶道：「1764年10月15日，當我坐在卡皮托山崗的廢墟，獨自沉思冥想的時候，朱彼特神廟裡赤腳的托缽僧人，傳來唱著晚禱的歌聲。這時突然有個想法湧上我的心頭，就是撰寫這座名城衰亡的歷史。」

古羅馬曾經燦爛輝煌的遺址，讓吉朋從思古的幽情中，感慨偉大文明的勝敗興衰，從而想找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羅馬帝國衰亡史》這部宏偉著作，雖然強調「蠻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勝利」，是導致帝國滅亡的主要因素；
皇帝奢侈糜爛、殘忍蠻橫，帝國不斷向外侵略擴張、富裕繁榮導致人心腐化，全都與帝國衰頹息息相關。
這是基於歷史「垂訓鑑戒」的作用，突顯人類進步或退化的反思。
且聽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怎麼說：

如果讓一個人說出，世界歷史上的那個時代，人類過著最幸福、繁榮的生活，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圖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繼位的那段時間。
那時廣褒的羅馬帝國，按照仁政和明智的原則，完全處在專制權力的統治下。
這些帝王的一舉一動，總會得到相當的報酬，他們的成就帶來無邊的贊頌，並因自己的美德感到真誠的驕傲。
看到給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生活，他們由衷地感到喜悅。……奧古斯都之後令人不齒的幾位後繼者，他們之所以沒有完全被人遺忘，只是由於他們無與倫比的罪惡行徑和進行活動的輝煌舞台。
愚昧殘酷的提比略、狂暴的卡利古拉、軟弱無能的克勞狄烏斯、荒淫殘暴的尼祿、禽獸一般的維特利烏，以及膽小如鼠、令人不齒的圖密善，早就認定只能遺臭萬年！

對帝王這麼深刻的道德評論，自然在於給統治者一個警惕，莫讓個人的貪婪、殘忍、無能、奢靡、腐敗等惡劣行徑，陷百姓於水深火熱的苦楚，也給自己在青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臭名。
統治者若能讀此史書，油然而生高貴的情操，亦不啻造就天下蒼生之福祉。

透過資本家壓榨勞工的眼光，馬克思審視整個歷史進程，發現「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這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出的歷史論點。
批評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思想從仇恨出發，是心理病態的表現；
然而，不可否認地，馬克思對歷史的這種看法，基於鼓勵受壓迫的勞工起身與統治者鬥，背後其實隱含著很深的人道關懷。
馬克思從勞動者的苦難出發，回顧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設想階級壓迫的工具完全消失、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從勞動異化中把人性解脫出來，到達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反思歷史獲致的高貴情操。
偉大的歷史學者及歷史著作，從反思歷史油然而生的時代關懷及人文情操，正是其人格和作品的價值所在。

斯特恩（Alfred Stern）在〈歷史哲學：起源與目的〉裡說：「眾所周知，人是通過自己的苦難，來掌握住歷史實在的。歷史通過強加給人的苦難，將自身顯示為當前的實在；這與它以歷史知識為形式，作為撇在身後的陰影完全不同。歷史的實在是被體驗到的歷史。」

人從歷史裡反思自己的苦難，從而產生更高理想的企求，由此提升的人文關懷，更化為歷史創作的動機。聖•奧古斯丁撰寫《上帝之城》，原因是西哥德人洗劫羅馬。
這些游牧部落的勝利，進入羅馬城後的暴行，讓奧古斯丁反思，羅馬究竟犯了什麼罪，竟應遭受如此殘酷的命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部分是在拿破崙的隆隆炮聲中構思的。
關於歷史穩定性的觀念，關於偉大政治家是世界精神管理者的觀念，這一切都同黑格爾與耶拿戰役和對拿破崙的經驗緊密地聯繫，這種經驗既是令人沮喪的，也是高尚的。
二十世紀最激勵人心的歷史著作，莫過於斯賓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沒落》。
這是一次世界大戰後，反省西方歷史文明的結果。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亦是受到兩次大戰的影響，試圖從歷史裡找到西方文明的一條出路。
這些極高人文關懷的情操，即是從反思歷史裡汲取了思想的養分，然後創作出另一種「歷史的反思」（歷史知識），提供讀者培養人文情操的養分，同樣是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責任。

人文素養的情趣及情操，自非歷史學壟斷的禁臠。
舉凡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社會科學，都在追求人生的意義及美善，同樣有提升人文素養的功效。
文學、藝術令人領悟、感動者，必然反應了活生生的人性，使其昇華到更精緻的境界。
哲學和宗教若是完全跳脫人性，純粹是形上思辨及神秘體驗，這種真理僅存於「某些人」的邏輯、意志裡，或者在根本見不到的神身上，就會容易淪為抽象虛幻；
哲學和宗教唯有落實在人生裡，才能使人覺得真切有味。
至於社會科學取材的內容，廣義而言就是歷史。不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研究著人類的活動，多少涉及過去的流變，歷史學才有被其瓜分的危機。
即使探索宇宙、地球和萬物奧秘的「自然科學」，以及用來征服自然、利用厚生的「工業技術」，卻也必須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才能彰顯科學及技術的價值及意義。

某個手機廣告就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然而，「工業化」以後的價值傾向，往往過於強調功利主義，以至於產生了重科技而輕人文的弊端。

科技發展亦常常忽略「人性」的考量，甚至使「拜金主義」操縱了、扭曲了人性，這是工業化社會面臨的最大的文化困境。
要讓科技真與人性結合，創造出更正面的科技價值，就必須讓科技人有人文的關懷。

休謨（David Hume）在《人性論》上說：「一切科學多少都與人性有關。任何科學不論似乎多麼遠離人性，總會以不同的途徑回到人性。即使數學、自然哲學和自然宗教，都在某種程度上依靠於人。因為他們都處在人類的認知下，根據人的能力和感官來判斷。」

歷史是一門人性的科學，統攝了一切的人文現象。
基於事實、見解卓越、發人深省的歷史研究（這是歷史學家必須專心致力的地方），不僅可以提升讀者的人文關懷，更可以幫助洞悉人性的本質，不論什麼階層、什麼領域、什麼學科的知識份子，這都是人生必備的基本素養。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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