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西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領百官到毫州（今安徽毫縣）去朝拜太清宮。浩浩蕩蕩的車馬路過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個城市轟動了，人們爭先恐後地看皇帝，惟獨有一個學生閉門不出，仍然埋頭讀書。有個要好的同學特地跑來叫他：“快去看，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但這個學生只隨口說了句：“將來再見也不晚”，便頭也不擡地繼續讀他的書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進士，見到了皇帝。這位學生就是日後的北宋偉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方孝儒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初浙江海寧人。他是一代名儒宋濂的得意門生。他博學強記，通曉經史，文章蓋世。洪武二十五年任漢中教授時，被蜀獻王特聘爲世子之師，並爲其讀書處題額“正學”，時人遂尊稱其爲“方正學”。
自幼孤貧 勤學苦讀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他的曾祖父范夢齡，曾任吳琥國中吳節度判官（蘇州錢糧判官），祖父范贊時，曾任吳越國秘書監。父親范墉，任職于吳越王幕府，後隨吳越王錢 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 年）赴徐州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徐州軍事長官的秘書）。端拱二年（989 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於徐州，次年（990 年）父親不幸逝世，範家失去了生活來源，范仲淹之母謝氏貧而無依，只好帶著尚在繈褓中的仲淹改家山東淄州長山縣一戶姓朱的人家。從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說（音yue），在朱家長大成人。
范仲淹從小讀書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長山的富戶，但他爲了勵志，21歲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泉寺讀書，經常一個人伴燈苦讀，每到東方欲曉，僧人們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臥。那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每天只煮一鍋稠粥，涼了以後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上一點兒韭菜末，再加點鹽，就算是一頓飯。但他對這種清苦生活卻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書中尋找著自己的樂趣。范仲淹看不慣朱家兄弟奢侈浪費，無所事事，便多次規勸，不料，朱家兄弟聽得不耐煩，有次便脫口說道：“我們花的是朱家的錢，關你什麽事？”范仲淹聽了一怔，覺得話中有話，便追問爲什麽，有人告訴他：你乃姑蘇范氏之子，是你母親帶你嫁到朱家，聽罷方知。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動，下決心脫離朱家獨立生活，於是他匆匆收拾了幾樣簡單的衣物，佩上琴劍，不顧朱家和母親的阻攔，流著眼淚，毅然辭別母親，離開長山，獨自前往南京求學去了。
范仲淹爲什麽要投南京呢？因爲此地是人煙稠密的大都會，教育事業發達，這兒的應天府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聚集了許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師生。到這樣的學院讀書，既有名師可以請教，又有許多同學互相切磋，還有大量的書籍可供閱覽，況且學院免費就學，更是經濟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學後，皇帝來了也不出去觀看，晝夜不停地苦讀 ，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極點，就用涼水澆臉，來驅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不充，一天只能喝上一頓，對於一般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卻從不叫苦。這種情況被他的一個同學、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長官）的兒子看到了，回家告訴了父親，於是留守就叫人給范仲淹送來許多飯菜。可是，幾天過去了，食物都放壞了，仍不見范仲淹嘗一口。那同學問他爲什麽不吃？范仲淹說：“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巳習慣於粗茶淡飯了，如果現在就享受這種豐盛的飯菜，以後還能吃得下粥嗎？”功夫不負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讀，范仲淹終於成爲一個精通儒家經典，博學多才，又擅長詩文的人。他通過科舉考試，在1015年考中進士，被任命爲廣德軍的司理參軍（廣德軍位置在今安徽廣德縣一帶，司理參軍是掌管訟獄、審理案件的官員，從九品）。這時，他把母親接來，贍養事奉。 1017年，他調任集慶軍節度推官（集慶軍轄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帶，節度推官是幕職官，從八品），方恢復了原來的範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幾起幾落 百折不撓
范仲淹入仕後，最初十餘年，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員。他每到一地總是踏踏實實地做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並且幹得很有成縛。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蘇泰州市）任西溪鎮鹽倉監官，掌管鹽稅。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連雲港西南）各州，因唐時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頹壞，每年秋季海潮泛濫，往往阡陌洗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鹽竈也多被沖毀，災情十分嚴重。退潮以後，過去的良田都變成了不宜耕種的鹽鹼地，老百姓無以爲生，只好攜家外逃。這件事本來不屬范仲淹的職權範圍之內，但他積極向上反映，建議修復捍海堤。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個修堤。經過將近四年的努力，天聖六年（1028年）春，長達150 裏的捍海堤終於修好，解除了這一帶的潮水災害，保護了農田和鹽埸。 2600戶外逃居民也紛紛返回家園恢復生産，原來葭葦蒼茫的荒地，又長滿了綠油油的莊稼，當地人民爲了紀念范仲淹的功績，爲他修建了祠堂，並將捍海堤取名爲範公堤，災區中心興化縣的人民往往以範爲姓。
由於范仲淹有此政績，便調到中央擔任秘閣校理（秘閣是皇家藏書樓之一，校理是負責藏書的整理和校勘），到了中央，范仲淹更關心朝政得失和民間利病，又與朝廷中的腐朽勢力展開鬥爭，犯顔直諫。他看到劉太后獨攬大權，把宋仁宗當成傀儡，便批評這種不合理現象，奏請太后還政，有人勸他別這樣鋒芒畢露，他說：“我的官職很小，俸祿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貫銅錢，相當於兩千畝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祿米，不去爲國爲民立功，那和專門糟蹋糧食的螟蟲又有什麽兩樣？人都說犯顔直諫會給自己惹禍，不是明哲保身之計，其實說這種話的人才是最沒眼光的，他們不懂得：只有朝廷內外的官員都敢於直言，君主才會不犯錯誤，百姓才能沒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禍患不生，天下無憂。這不正是遠離禍亂、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計嗎？”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觸怒太后，被貶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有人認爲，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句話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書，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寧死”要早740 年。
劉太后死後，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諫（諫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書言事更無所畏懼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爲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仁宗馬上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理會，在宮中仍然過著奢華的生活，范仲淹對此十分氣憤，他冒著觸犯虎威的危險質問道：“如果宮中半天不吃會怎麽樣？現在許多地方老百姓沒有飯吃，豈能置之不理？”說得仁宗無話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帶安撫災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開倉賑濟，並且免除了災區的部分賦稅。爲了勸戒揮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還把饑民吃的野草帶回來獻給仁宗，並請他轉給嬪貴戚們看看，讓他們知道老百姓過的是什麽日子，不要過分奢侈。范仲淹經常大膽上諫，皇帝不快，又將他貶出朝廷。
范仲淹貶到地方後，任所常動，但每到一地，他都興利除弊，注重發展教育。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調到故鄉，擔任蘇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長官），他看到蘇州暴雨成災，伏天的大水，過了秋天仍未退下，農田被淹，秋收無望，數萬家農戶，面臨饑餓死亡的威脅。這樣，走馬上任伊始，他就瞭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導太湖之水海的計劃。他又親臨現場，督修這項工程。在他的領導下，經過蘇州人民一致努力，終於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積水導入了江海。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對保障太湖周圍的蘇、常、湖、秀四州的農業生産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蘇州南園買了一塊地，準備蓋一所住宅。一天，他請陰陽先生看風水，這位先生巡視一遭後，向范仲淹賀喜道：“這是塊貴地，今後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繼出世。”范仲淹聽了笑道：“我家獨佔貴地，倒不如讓出建學，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將相不是更多嗎？”不久，范仲淹就在這裏建起郡學，親自聘請學識淵博的人任教，使學堂越辦越好，名冠東南。由於范仲淹政績斐然，又被召回京師，授天章閣待制，任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事（即宋都，今河南開封）。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僅僅幾個月，號稱繁劇的開封府就“肅然稱治”。范仲淹看到宰相呂夷簡等大官僚，互相勾結，朋比爲奸，將自己的親信、黨羽安插在要職上，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陳腐污濁的空氣。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對這種行徑非常痛恨，故經常向皇帝進言。故而城中流傳著一首歌謠道：“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晉升情況繪製成一份《百官圖》，指著上面開列的衆官晉升順序說：“像這樣的晉升，是循序升遷；像那樣的遽然晉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說這些循序升遷是出於公道，那麽，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於宰相的私意了。況且，大凡屬於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職貶降職至饒州知州（今江西鄱陽）。
范仲淹雖然三次被貶，名望卻越來越高。第一次外貶時，親朋們一直把他送到都門外，稱讚他說：“此行極光（非常光榮）。”第三次被貶時仍有人不顧呂夷簡的威脅恫嚇去送別，並安慰他說：“此行尤光（尤其光榮）。”幾起幾落的范仲淹聽罷大笑道：“仲淹前後巳是三光了。”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以滿腔熱忱報效國家。
軍中有一范 西“賊”聞之驚破膽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邊境局勢突然緊張起來，原本臣屬大宋居住在甘州和涼州（今甘肅張掖、武威一帶）的黨項族首領元昊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並且把國內15歲以上的男子都徵發爲兵，沿宋朝邊境部署了十萬人馬。面對西夏的突然挑釁，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內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團，宋仁宗也舉棋不定，莫衷一是。邊境上就更狼狽了，由於三十多年無戰事，宋朝邊防不修，士卒未經戰陣，平常又缺乏訓練。步兵攜帶武器和口糧，走幾十裏地就气喘吁吁，騎兵中有的不會披甲上馬，射出的箭在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帶兵的將帥也多是皇帝的親戚故舊，根本不懂軍事，再加上將領更換頻繁，軍紀鬆弛，宋軍以如此弱的戰鬥力如何對付咄咄逼人的西夏軍隊？
1039年，西夏軍隊進犯宋之邊境，次年正月，元昊大軍進逼延州（今陝北延安）。延州一帶地闊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軍出入的必經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這顆釘子。當時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個志短才疏的膽小鬼。他一聽說夏軍來犯，嚇得緊閉城門不敢出戰，忙遣人去調援軍。不料元昊早巳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設下埋伏，援軍剛到就陷入重圍，死傷甚衆，緊接著一面包圍延州，一面將延州以北的36個寨堡全部蕩平，最後延州指日可破，范雍束手無策，只會躲在城中禱告神佛保佑，幸虧這時紛紛揚揚下起鵝毛大雪，元昊怕被風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在這樣嚴重的局勢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將他召入朝，恢復了天章閣待制之職，讓他出任陝西路永興軍的知軍州事（今陝西西安一帶），後來，宋仁宗任命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全面統籌邊防，任命范仲淹和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分別負責延路（西北軍事區劃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涇原路（西北軍事區劃之一，治所在今甘肅平涼）。這時的范仲俺已經52歲了，仕途上的艱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鬢髮，但是忠心報國的熱忱卻不減當年。范仲俺風塵僕僕來到處境最險惡的延州時，呈現在眼前的是戰爭給宋朝和邊民帶來的沈重災難，到處是斷壁殘垣，茅廬草舍被焚燒成了廢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數留下的也是無衣無食，無家可歸，有家難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沈重，當即寫下一首《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 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他發誓要像當年東漢的竇憲擊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紀功而還那樣，保衛邊疆，讓百姓安居樂業。一連數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視察 延一帶地形和邊防守備，聽取守邊將士的意見，視察歸來，便廢寢忘食地謀慮對付西夏的戰略方針。范仲俺認爲，宋軍人數雖多，但缺乏強將精兵，戰鬥力差；西夏軍人數較少，但兵精馬勁，戰鬥力強，加上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其都城又遠在黃河以北的興慶府（住院要夏銀川市）。所以，宋若興兵深入，糧草輜重的運輸，綿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敵騎截擊，一旦糧餉接濟不上，就有被殲的危險，不宜採取深入敵境大舉進攻的方針。但是，夏國經濟力量薄弱，糧食不足，絹帛、瓷器、茶葉等都需從宋朝輸入，這又是它的致命弱點。只要宋軍實行堅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邊城，進行經濟封鎖，同時精練士卒，在夏軍大舉進攻時，扼險堅守，這樣西夏軍無隙可乘，鋒芒受挫，西夏軍屢屢窮兵黷武，無功而返，本國的經濟就會十分貧乏，軍隊的鬥志也會逐漸消失，到那時就可迫其講和了。范仲俺根據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爲主的禦夏方針。這是一個符合客觀情況的戰略決策，但是當時卻被不少人認爲是怯懦的表現，就連與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韓琦也不能理解。韓琦主張堅決進攻。他向朝廷提出：“宋軍擁二十萬重兵，只守界濠，這麽怯弱，自古未有，長此以往，士氣都要喪失光了。況且興師以來耗資太大，再拖延下去，國家經費更加困難，故應該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戰速記。”兩種主張報到中央後，急於求成的宋仁宗採用了韓琦的主張，命令韓琦和范仲俺同時出兵。范仲俺感到這樣做太危險，連上三表反對，但都無效。他只好請求留下 延一路作爲將來招納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強答應了。
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陝西主帥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說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然執意不肯。尹洙見他堅持已見，不禁歎息道：“范公這就不如韓公了，韓公曾說過：‘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處’。”范仲俺一聽，立即反駁道：“大軍一動，關係萬人性命，竟可置勝負於度外嗎？金不敢苟同。”韓琦得知勸不動范仲俺，便貿然決定涇原一路自行出討。他調集了鎮戎軍的全部人馬，又臨時召募了1800名壯士，全交給副將福率領，出兵後，任福及諸將輕敵貪功，被一小股佯裝敗退的夏軍引誘，脫離了原定的行軍路線，深入追擊，當人困馬乏的大軍行至六盤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時，突然鼓角聲大作，伏兵四起，宋軍陷入了元昊的埋伏圈內，經過一場血戰，任福等諸將戰死，死傷萬餘人，僅千餘人力戰逃脫。之後，元昊兵指渭州（即今某肅平涼），但不迅速前進，以免孤軍深入，被對方切斷後路，夏辣見西夏示弱，就命駐渭州的宋軍主動進攻西夏軍，結果元昊看准地勢，將宋軍圍困在定川砦，斷水放火，宋軍全軍覆沒。定川砦戰後，元昊大軍便無所阻攔地直抵渭州，焚掠後還軍。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慘敗，證明進攻方針難以收效，迫使宋仁宗放棄了進攻方針，改而採取范仲俺的守策。戰略確定以後，還必須有相應的措施來保證它的實行。於是范仲俺推行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 等相應的措施。
修固邊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陣地修築寨堡，建立軍事據點。范仲俺的部下種世衡建議，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古寬州的故壘上築城。這裏地處要衝，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糧食，北可以進圖銀、夏二州。范仲俺採納了這個意見，派種世衡率兵前去修築，夏兵來爭，種世衡就一邊作戰一邊搶修。城內缺乏水源，他出重金獎勵鑿井，終於從地下150尺處冒出了清泉，於是取名爲清澗城。種世衡又大興營田，一年收穫糧食近萬石，補充了軍糧；又募商賈通貿易，經濟上逐漸充實起來。同時，鼓勵軍隊練武習射，把銀錢當靶心，誰射中就賞誰，自此人人能射，終於使清澗城成爲延州北面一個堅固的軍事要塞。在范仲俺及其後任的努力下，不僅修築了新的軍事據點，而且還先後修復了永平、承平等舊寨12處；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漢人戶，開闢營田數千頃，恢復了農業生産。考慮到當地百姓遠路輸納賦課，過於勞苦，范仲俺還奏請將城縣升建爲軍一級的行政單位，讓河中府、同州、華州的中下等戶，就近送繳課稅。在春夏季節，則調 延兵馬來 城這裏，就近購食軍糧，可以節省3/10的買糧開支，還不算別的減省。經濟的恢復和軍事力量的加強，使延州及周圍附近的寨堡十分鞏固。夏軍私相告誡說：“別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現在的小範老了（指范仲俺）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像大範老子（指範雍）好欺負。”
范仲俺的主張又推行到陝西沿邊各路，沒過幾年，宋在延州與慶州間修築了大順城，在環州和鎮戎軍間修築了細腰城和葫蘆泉諸寨，打通了各州之間的道路，擺脫了孤立無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應援，宋軍的防守能力大大地加強了。
精練士卒，就是採取各種辦法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宋朝皇帝的詔旨中曾規定了各級將領統率軍隊的數目，若遇敵侵犯，地位低的軍官就帶軍隊先行出陣抵禦。范仲俺說：“戰將不選擇適當的人，只以官階高低作爲出陣先後的標準，這是自取失敗的辦法。”於是，他認真檢閱了延州的軍隊，淘汰了一批怯懦無能的將校，選拔了一批經過戰火考驗的有才幹的人代替他們，他又淘汰老弱，選擇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們分成6部，讓每個將領統率3千人，分別予以訓練，改變了過去兵將不相識的狀況，臨戰時根據敵軍多寡，調遣他們輪流出陣抗敵。范仲俺又積極召募士兵，因爲原來守邊的大都是從內地調來的已經腐化的禁軍，這批人既不耐勞苦，又因久戌思鄉，鬥志不高，而從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強悍敢戰，又因保衛家鄉，鬥志較強。精練士卒，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此外，范仲俺能以身作則，將士沒喝上水他從不說渴，將士沒吃上飯他從不叫餓，朝廷賞賜給他的金帛都分發給將士。范仲俺賞罰分明，獎勵勇猛殺敵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將領，對克扣軍餉的貪污分子則當衆斬首，毫不留情。這樣，在范仲俺的率領下，西北軍中湧現出許多像狄青、種世衡那樣有勇有謀的將領，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招撫屬 就是大力爭取宋夏交界的少數民族－－ 族。在沿邊橫山一帶散居著不少 族部落，由於力量單薄，他們在宋、夏間持觀望態度，有的曾投靠西夏，爲元昊作過向導。范仲俺一方面築堡立寨，切斷他們與西夏的聯繫，並用兵保護他們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招撫他們， 族酋長來見，范仲俺屏退衛兵，親自接入內室，推心置腹相談。 族人親熱地喚他“龍圖老子”（當時范仲俺的職銜是龍圖閣直學士）。對受戰爭損害的族人民則撥給空地，發放糧食、農具等幫助他們恢復生産。這一政策更受到族人民的擁護。這樣， 族部落紛紛歸附宋朝，擔任宋軍的向導，並出兵助戰，有力地支援了宋軍。
通過實施以上的措施，扭轉了宋朝被動挨打的局面，使已經破壞的邊防重新又鞏固起來。邊境上流傳著一首歌謠說：“軍中有一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仲俺），西‘賊’聞之驚破膽。”而西夏境內由於長期用兵，物資奇缺，物價飛漲，百姓怨聲載道，無力戰爭。這樣，雙方從慶曆三年（1043年）開始議和，到慶曆四年正式達成和議。宋夏重新恢復了和平，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爲安。
主持慶曆新政 推行政治改革
慶曆三年四月，宋夏局勢剛剛和緩，宋仁宗便將范仲淹調回東京，升任爲參知政事（副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當時，北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而行政效率越來越低，軍隊數量不斷增加，但內憂外患不時爆發，百姓負擔十分沈重，國家財政卻入不敷出。不少有遠見的人擔心封建國家的命運，連連上疏要求宋仁宗進行改革，在嚴重的危機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見范仲淹等人，賜給他親筆寫的詔書催促說：“你們爲國盡心，不必有什麽顧慮，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趕快提出來。”並且叫人打開宮中的天章閣，在條案擺好紙筆，督促他們立即寫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貫主張改革，以治理天下爲己任。早在天聖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萬言上書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議：選擇賢明的人作州郡長官，舉薦有成績的人當縣令，排除社會上的遊散懶惰勢力，裁汰冗員並取締過度侈費，嚴密選舉制度，培育將帥以加強邊防等。後來他又經常上書，分析民間利病和朝政得失。現在他更覺得責無旁貸，但他又深知積重難返，他對人說：“皇上對待我，真夠信任的了。不過，事情總有個先後緩急；以往長期安定局面中積累的弊病，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國家的危機如此嚴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時間是耽擱不起的，於是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爲准。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爲。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二）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升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爲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爲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爲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爲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四）擇長官。針對當時分佈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財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爲，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爲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産事業。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于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佈朝廷號令。范仲淹認爲，法度是要示信於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爲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爲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佈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更了。
（十）減徭役。范仲淹認爲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爲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爲一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級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爲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范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器呀！”范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沈沈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但是，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並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佈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辣，是個詭計多端的傢夥，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爲憑自己的資歷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復。於是他讓家裏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僞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裏說要廢掉仁宗。夏辣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於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麽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4個月的訂曆新政終於失敗。
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貶到鄧州，之後又輾轉於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調往潁州（今安徽阜陽），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終年64歲。遺著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三卷（今本爲《奏議》二卷）；《尺牘》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補編》一卷。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當年范仲淹貶到鄧州後，身體很不好，這時，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諒從嶽州（今湖南岳陽）的來信，要他爲重新修竣的岳陽樓作一篇記。范仲淹爲了激勵遭到貶黜的朋友們，便一口答應了 宗諒的請求，就在鄧州的花洲書院裏揮毫撰寫了著名的《岳陽樓記》。范仲淹用洗煉優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瀾壯闊的景色，並且借景抒情，勸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憂傷，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擺脫個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爲人準則，是他憂國憂民思想的高度概括。從青年時代開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個有益於天下的人。爲官數十載，他在朝廷犯顔直諫，不怕因此獲罪。他發動了慶曆新政，這一政治改革，觸及到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各個方面，雖然由於守舊勢力的反對，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這次新政卻開創了北宋士大夫議政的風氣，傳播了改革思想，成爲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興修水利，培養人才，保土安民，政績斐然，真正做到了爲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嚴謹，十分儉樸，平時居家不吃兩樣葷菜，妻子兒女的衣食只求溫飽，一直到晚年，都沒建造一座像樣的宅第，在死後入殮時，連件新衣服都沒有。然而他喜歡將自己的錢財送給別人，待人親熱敦厚，樂於替人家辦好事，當時的賢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導和薦拔下成長起來的。即使是鄉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離任時，百姓常常攔住傳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讓范仲淹繼續留任。
范仲淹的行動和思想，贏得身前身幾代人的敬仰。 州和慶州的百姓，與歸附宋朝的 族人民，都畫了他的肖像，給他立生祠，來紀念他，他噩耗傳到各地，人們深爲歎息，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爲他建祠畫像，數百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器哀悼，齋戒了三天才散去。歷代仁人志士也紛紛以范仲淹這位北宋名臣爲楷模，學習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閃耀著奮發向上的思想光輝，仍有著啓發和教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