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老看到一些關於對家康或康熙的評論，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指責他們實行鎖國政策，造成了其國家後來的落後和被侵略。
我在真正對日本歷史感興趣後，就常把德川家康和康熙做比較，這兩個人都成功的使自己的國家從戰爭、饑荒和無秩序中走出來，建立和強化了封建統治，但我在此只想對他們在對外交流方面的共同點和相似點做些評價。
家康開始統治日本的時候遇到困難和康熙時代有些相似：戰國時代好不容易結束後又歷經了侵朝戰爭失敗、關原合戰、大阪之戰。社會生産力雖然還沒有倒退但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而且在戰爭中失敗的武士大部分成爲敵視新政權的浪人。而康熙從登基之初就面臨比家康還嚴重的問題：北方俄羅斯人不斷地進行掠奪、朝中以鼇拜爲首的保守派在進行圈地、三藩幾乎成爲割據勢力，而更遠方的臺灣則完全不受他管轄。
這時候的日本，基督教已經傳入近百年，傳教士、南蠻商人和他們的信徒已經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家康對此非常瞭解，甚至特別找來了一名英國水手，向他請教世界知識、天文和數學，並給他武士身份，還爲他娶了日本妻子，甚至取了個日本名字叫三浦按針。家康之所以要找一名英國人作爲自己的顧問並非是偶然的，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爲了爭奪對日本的貿易權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互相爭鬥，任命一名英國人可以做出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態度。同時，家康也意識到對外貿易的不斷擴大會動搖他的統治。雖然從中可以獲得大量的財富，但隨之而來的海盜、走私等問題也源源不斷，尤其是一部分對他政權不滿的浪人和大名還試圖借助外國商人、傳教士的幫助來推翻他的統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當時的海上貿易已經非常昌盛，在南洋等地已經成爲可以和葡萄牙船隊抗衡的強大勢力。因此家康很可能從商人口中得知了那些打著“傳播基督教”和“自由貿易”幌子的強盜是如何對待當地人的。而爲了不讓同樣的慘劇發生在自己國家身上，家康理所當然地選擇了鎖國。1612年頒佈了禁教令，更從1615年開始對朱印船貿易進行限制。以前看到一篇貼子，認爲進行鎖國是秀忠的主意而與家康無關，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觀點，很多學者，尤其是研究日本歷史的西方學者都有這一看法。但我是不能苟同的，家康是幕府的創建者而秀忠只是執行者，沒有家康在對外問題上的決策，秀忠是無法做出徹底禁絕對外貿易這一決定的。
就像家康身邊有三浦按針一樣，康熙身邊也有被奉爲老師的外國人：德國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在康熙身邊的時間不常，可影響卻大得多。 康熙的父親順治帝就稱他爲“瑪法”，按滿語這可是爺爺的意思。順治這樣稱呼湯若望並不僅僅因爲其年紀，還因爲他的母親、蒙古貴族出身的孝莊皇太后拜湯爲義父（一說教父）。順治自小就信仰基督教。直到生命的最後兩年才改信佛教（大家都知道原因，我就不多說了）。而湯的發言權也不僅僅限於一個傳教士，其影響力甚至可以達到改變國策（即使在順治下達遷海令後，通過他的遊說，葡萄牙人依然可以繼續在澳門居留貿易）和決定皇帝的即位（康熙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寶座有很大一部分是出於湯向順治帝進言）。而康熙所懂得的所謂“聖祖三絕學”（算術、天文、火器）也是由湯和其繼任者南懷仁教授的。
家康和康熙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在他們掌握權力的初期，都不排斥對外貿易和外來宗教。
家康早在三河時就開始大力發展經濟，而在以後稱霸天下的每一步裏，除了能看到武力擴張和政治上的勾心鬥角外，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他在經濟領域的貢獻：建立“樂市”，統一甲斐全境的度量衡，爲了招攬外地商人來做買賣召集民夫修好了道中雲馬役，拓寬江戶的水道，鑄造武藏小判……在統一天下後甚至放寬了自豐臣以來對基督教的限制，默許其在境內傳教（此舉無疑是爲了討好日本的基督教信徒和南蠻商人）。
康熙在征服了臺灣後（1683年）馬上派專員巡視粵閩二省及澳門地區。轉年就將自1661年起的遷海令撤銷；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以及外國商船入港貿易。一年後就在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和江南雲臺山（江蘇連雲港）設立海關——這充分說明了他對對外貿易的重視。然而這道門打開的時間並不久，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朝廷頒佈南洋航海禁令，禁止中國商船往南洋貿易。
從這裏不難看出康熙和家康一樣，並不是出於對外界的不瞭解而下令鎖國的，他們都是偉大而睿智的統治者，都在實踐中摸索出一條真理：無論說得多動聽，這些來到他們國家的外國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日本（中國）人口袋裏的錢，變成自己口袋裏的錢；把日本（中國）人變成他們的奴隸（在這一點上康熙比家康感受更深：家康只是看到有外國商人和地方官員勾結，把日本人販賣到國外去；而俄羅斯人在北方用燒殺掠奪把自己的真實意圖清楚地告訴給康熙）。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家康也好，康熙也好，他們都是封建統治者。對他們而言，培養大批自耕農和小地主，讓被戰爭摧毀的小農經濟得以復蘇才是穩固政權的唯一途徑。對外貿易對他們而言類似於速食麵——肚子餓的時候可以充饑，但決不能當主食。所以他們從中獲得利益後馬上將其抛棄，防止對自己的統治起不良作用。
“一夫不耕，天下必有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寒者”，在那個生産力低下的年代，讓過多的人忙於經商必然會導致農業人口減少，進而使農產品産量減少，對外貿易固然能夠充實國庫，可帶不來足夠的糧食；沒有足夠的糧食，即使是最溫順的老百姓也會成爲暴徒，那個時代康熙和家康最需要解決的都是農民問題，只有把農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他們的政權才會穩固。因此，流動性大、帶有許多不穩定因素的對外貿易理所當然地被禁止了（這樣說也許不夠準確，但起碼主要的貿易都被禁止了）。
我不明白爲什麽現在會有那麽多人對家康和康熙作出的決定持否定意見，這可是他們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所作出的必然選擇。假如他們沒有禁止對外貿易會怎麽樣呢？這個假設雖然毫無意義，因爲歷史不會改寫。可是我還是要提醒一句：回想一下在美洲、非洲大陸上發生的事情吧！那裏的人民比我們遭受了更多也更長的苦難！即使在亞洲也有印度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可以比較。
歷史是不帶有任何偶然色彩的，一切都必須符合生産力的發展。有著強大封建統治的傳統農業國不可能和歐洲那些貧瘠國家一樣走上重商主義道路，而將國家後來的落後歸咎於當時的統治者是不公正的；就像將當時國家所取得的成就全歸功於他們一樣不公正。這就是我要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