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被說成是人民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軍以什麼理由或者說是以什麼藉口燒燬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像的是，當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他們真的只是像那些當年燒燬羅馬的野蠻人一樣隨便在北京放火，很難想像在他們中間竟會產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我注意到，對於英法聯軍當年用於焚燒圓明園的藉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似乎其中真有什麼難言之隱。十多年前有一場火爆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裏面的英國人莫名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於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藉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著作當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幾個字提及，一掠而過，好像是害怕洩露什麼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過知之甚少時，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概。
言歸正傳，再回到圓明園的問題上去。顯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鋪墊，我將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一段歷史並提出新的解釋。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借用塞繆爾 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衝突。當時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是“公使駐京”一項，被清方列為談判中的“第一要事”。至於在今天被人們所看重的“利益”，如開放外貿口岸、允許外國人內地旅遊、協定關稅、保護傳教士、賠款、領事裁判權等等，對於手操生死予奪大權的皇帝來說，都是可以隨意處置的小事一樁，雙方很快就在這些小事上達成了協議。後來，皇帝還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關稅等更多優惠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但這一觀念必須得到夷狄們的認同，所以，中國傳統外交主題就是讓夷狄們前來磕頭，並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費正清稱為“朝貢體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稱之為“磕頭外交”。現在的麻煩在於，夷狄拒絕磕頭，而且他們還要長駐北京。公使駐京必然導致覲見皇上，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一統”觀念的破產，而這種“天下一統”觀念長期以來被人們廣泛接受，與儒家“禮治”思想的結合，就匯成了古代中國獨裁專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這一改變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使合法性的來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儘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絕向皇帝本人磕頭，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樣傚法？如此推導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會搖搖欲墜，那他還能在金鑾殿上穩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長駐北京，又被看作是類同古代的“監國”，按照滿清政府當時的理解，駐京外國公使可以在京城裏任意收稅，干涉政令，折遷民居衙署，建立高樓，布署各類武器，總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為所欲為。中國淪為外夷監守，自然萬不可行。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當第一道防線被英法聯軍強大火力突破之後，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在前不久美國公使到達北京之後，清方堅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國書，這一重大的“外交勝利”曾讓滿清政府相信他們能夠堅守住第二道防線。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談判的最後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線，直達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
滿清政府當時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太平天國擊潰江南大營，攻佔蘇州、常州，威脅上海，英法聯軍集結通州，隨時可能進攻北京。可是滿清政府卻下定決心不在磕頭問題上退讓半步，他們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麼向皇帝磕頭、要麼不親遞國書，口氣異乎尋常的強硬，毫無妥協餘地。如果達不成協議，滿清政府將不顧自己力量虛弱而背水一戰，並調兵遣將，作好了開戰的布署。
當時英方提出遞交國書一項，只是按照西方的國際法慣例行事，並沒有考慮到滿清政府的特殊國情。當滿清政府提出見皇帝需要磕頭時，被他們以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絕。他們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著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裏麵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
其實，在滿清王朝的兩百年曆史當中，也有允許西方來使不向皇帝磕頭的先例，而且還有皇帝與他們握手（行西禮）的記載，但那是在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廣泛懷疑的時候。隨著這種合法性的逐步喪失，任何諸如磕頭之類的煩瑣小事，只要看起來像是能夠證明皇帝及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為之一戰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這類事情上的讓步就如同堤壩上的漏洞，最終會導致大河決堤，使大清江山毀於一旦。因此，當他得到英方拒不磕頭的奏報之後，感到所有三道防線全被突破，忍無可忍，無處可退，立即作出開戰的決定。
對於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後，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並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並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雙方背後都沒有陰謀。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
按照現在的認識，中英雙方出現的種種爭端，在國與國之間關係中是十分正常的，應該通過雙邊協商談判來加以解決，而標榜“鮮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國家關係才是荒謬絕倫的。但滿清王朝儘管在第一次中英戰爭中慘敗，仍然拒不承認英國的平等地位，拒絕與之談判與協商。在他們眼裏，天下只有中國一家，其餘各國都只是中國的藩屬國，根本就沒有資格與中國平起平坐。葉名琛在廣州對英方談判修約的要求一概拒絕回答，甚至連英方談判代表的面也不見。而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到處遞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與中方談判，又都被推至廣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蔣廷黻就此寫道：“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了”。當後來英國駐廣州領事及香港總督不幸由巴夏禮、包令這樣的強硬人物充任之後，他們便不顧英國外交部一再告誡，積極挑起事端。事情鬧到倫敦以後，巴麥尊內閣面臨的任務已不是決定大英帝國是否應該對華開戰，而是大英帝國是否應該支援其在遠東的代表未得到許可便已發動的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
公平的說，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荒謬行為也受到了中國歷史學家的批判，但這些批判所依據的卻是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而中國為什麼又要接受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呢？從中國“天下一統”觀念看過來，西方國際法中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才是荒誕可笑。因此，這就出現了兩套用以判斷國家對外行為的價值標準。用西方國際法行為準則去衡量滿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對不符合它的那些觀念和行為痛加批判，除了膚淺之外，還總有一種事後聰明的感覺。就如同當年的阿Q批評城裏人錯誤的把“條凳”說成是“長凳”一樣，他所依據的只是未莊的標準，並不足以作為憑據。理由在於：國際法並不因為它是國際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當然正確，它同樣需要證明，同樣需要我們去批判，而證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前提和標準。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之上，我們才可能既判斷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觀念和行為是否錯誤，也證明國際法的標準是否正確。如果有必要，甚至這樣一個前提和標準也需要由一個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來加以證明，通過這樣層層遞進，我們將會到達一個終點，這個終點就是我們用以證明國家所有觀念及行為是否正確的基礎。因此，更具體的說，要對“天下一統”觀念及“磕頭外交”的行為進行批判，需要最終深入到有關國家與個人（而不是“人民”）權利相互關係的層次上，需要解釋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需要實際上去分析整個統治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遠不是那些膚淺的道德批判就能辦到。這裡只是提及而不贅述。
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過的說明了滿清王朝所堅持的“天下一統”觀念之荒謬。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英法聯軍對中國的進攻並沒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爭，而是被當作是“叛亂”；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的宣佈為“剿夷”、“討逆”。
滿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禮看著英法聯軍的最高統帥，根據“擒賊先擒王”的傳統計謀，他們在通州談判另外懷有的一個目的就是誘擒巴夏禮，期望巴夏禮就擒之後，英法聯軍群龍無首，必定自亂，然後乘機大舉進剿，穩操勝券。當天中午，英法聯軍4000人就與清軍精銳僧格林沁部近萬人在通州張家灣交戰，結果清軍慘敗。數日後雙方在通州八里橋再次交戰，英法聯軍約6000人大敗清軍精銳約 30000人。皇帝聞訊後如驚弓之鳥，厚顏無恥的宣佈“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然後從圓明園蒼皇出逃，從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談判代表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
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裏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因為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梁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
這些西方外交官在監獄中還受到了殘酷的心理折磨，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中國決心死戰，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後，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於已被宣佈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儘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可以說是怒不可遏，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燬紫禁城，後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臉面（當時英法正與清方談判《北京條約》），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在焚燬圓明園的前幾天，英法聯軍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門“代為看守”。英法聯軍分四批入城，並將司令部設在國子監。英法聯軍列隊入城之時，清軍士兵夾道跪迎，北京居民觀者如市，這一場面後來被痛斥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隱去。
對於當時的咸豐皇帝來說，圓明園被焚燬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樣的聖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燬的噩耗之後，當場口吐鮮血，舊病復發，一年不到就死於熱河。不過，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皇帝的那種感覺似乎離他們遠了一點，他們每天為生計奔波，只盼望能有一個平安的日子。在專制極權制度之下生活的人們毫無任何尊嚴可言，他們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並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們成群結隊闖進已無人守衛的皇家禁苑，帶走他們所能夠找到的一切。他們的行為被說成是“盜賊”，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圓明園以供淫樂的行徑卻是被冠冕堂皇的宣佈為全國人民的崇高道德責任，今天把圓明園說成藝術精萃、輝煌瑰麗，皇帝的行逕自然就是一項功彪史冊的偉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後來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徵，真是天大的笑話。皇帝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頭或不向皇帝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皇帝為了他所認為的屈辱而不惜一戰，卻是以國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為代價，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還使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終喪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那是中國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羅斯付出的代價，這樣慘痛的損失永遠也無法彌補。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一場代價最為昂貴、同時又最為無聊的戰爭。
正如蔣廷黻教授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所寫的那樣：“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麼呢？北京駐使，內地遊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擬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
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最讓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燬的圓明園更進一步被貼上了愛國主義的醒目標識，當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動員永遠新鮮的題材，儘管它只是皇帝們荒淫無恥、尋歡作樂之地。對圓明園的財寶也作了極盡誇張的描繪，字裏行間卻讓人看出某種垂涎的神態，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終生享用無盡的財寶，豈容他人染指。至於談到圓明園的藝術成就，即使它被吹噓成“萬園之園”、“天上之園”、中西建築合璧等等，從建築學的角度看來，並沒有太大價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築，所謂宮殿樓閣、亭臺碑碣、橋廊水榭均為清代風格，較之中國古代如唐宋時期建築，已經是一個大的倒退。更何況後來又新建了大同小異的頤和園，就更沒有什麼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園區的規劃和佈置中，各景區特點過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築，往往不能和自然風光相調和，破壞了整個園林的風格。特別是圓明園中的西藏建築和長春園中的歐式建築，更是十足的敗筆。再說圓明園中的歐式建築，全都屬於洛可可風格。這種在十八世紀演變形成的建築風格最大的特點是：整個建築的結構、尺度和質感完全淹沒在瑣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裝飾當中，沒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築中一個頹廢的流派，藝術價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紀國際主義建築大師密斯凡 德羅對此類建築從來就不屑一顧，甚至拒絕參觀，說明它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卑下地位。不過，它卻深得皇帝喜愛，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個人好惡理所當然要演繹為時尚。於是，清代的藝術風格流行著同樣是瑣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裝飾，形成了一股到處氾濫的潮流。
在對圓明園被焚燬經過有了一個大致上的了解之後，我們的義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兩國了。皇帝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不僅違反西方的國際法，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即使這一準則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遵守。額爾金勳爵在中國，最痛恨那些 “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由他來下令焚燬圓明園，不啻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怎樣，比起中國在那場戰爭中所喪失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圓明園實在算不了什麼。對圓明園的大肆渲染和對國土淪喪的只字不提或是輕描淡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英法聯軍放火報復的憤怒譴責與對專制制度野蠻暴行的有意隱瞞同樣構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通過如此處理，圓明園才能在政治動員中發揮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熱情緒之外，還能把社會輿論導向現實政治所需要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