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1838～1896）是清代平民教育家，今冠縣

柳林鎮武莊人。因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

名訓則是清廷嘉獎他行乞興學時所賜。武訓7歲

喪父，乞討為生，求學不得。

14歲後，多次離家當傭工，屢屢受欺侮，甚至雇

主因其文盲以假帳相欺，謊說3年工錢已支完。

武訓爭辯，反被誣為“訛賴”，遭到毒打，氣得

口吐白沫，不食不語，病倒3日。吃盡文盲苦頭

，決心行乞興學。

咸豐九年（1859），21歲的武訓開始行乞集資。

他手使銅勺，肩背褡袋，爛衣遮體，邊走邊唱，

四處乞討，其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

等地。將討得的較好衣食賣掉換錢，而自己只吃

粗劣、發黴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邊吃邊唱：

“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在行乞的

同時，他還揀收破爛、績麻纏線，邊績麻邊唱道：

“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

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他還經常給人打短工，

並隨時編出歌謠唱給主人聽。當給人家推磨拉碾

時，就學著牲口的叫聲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

不用乾土墊磨道。”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郵

差，以獲謝禮；表演豎鼎、打車輪、學蠍子爬、給

人做馬騎等，甚至吃蛇蠍、吞磚瓦，以取賞錢；將

自己的髮辮剪掉，只在額角上留一小辮，以兌換金

錢和招徠施捨。

同治七年（1868），武訓將分家所得的3畝地變賣，

加上歷年行乞積蓄，共210餘吊，悉交人代存生息，

而後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積錢，我買田，修個

義學為貧寒。”

光緒十二年（1886），武訓已置田230畝，積資

3800餘吊，決定創建義學。光緒十四年（1888）

，花錢4000餘吊，在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

，取名“崇賢義塾”。 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

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上學。當年招生50餘名，

分蒙班和經班，不收學費，經費從武訓置辦的學田

中支出。每逢開學時，武訓先拜教師，次拜學生。

置宴招待教師，請當地紳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門外

，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即去。平時

，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事的塾師，叩跪感謝；

對一時懶惰的塾師，跪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

習的學生，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

在武訓的感召下，義塾師生無不嚴守學規，努力上進。

光緒十六年（1890），武訓資助了證和尚230吊錢，又

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二十二年

（1896），武訓又靠行乞積蓄，並求得臨清官紳資助，

用資3000吊於臨清御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取名“御史

巷義塾”（今山東省示範化學校臨清“武訓實驗小學”）

。武訓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

娶妻、不置家 。有人勸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

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

資助，他毫不理顧，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

我修好幾處。”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訓義行，特下示

召見，並下令免征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

同時奏請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匾額。清廷授以“義學正”

名號，賞穿黃馬褂。其名聲由此大振。

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訓在朗朗讀書

聲中含笑病逝於臨清御史巷義塾，終年59歲。師生哭聲

震天，市民聞訊淚下，自動送殯者達萬人，遵遺囑葬於

柳林崇賢義塾旁。10年後，清廷將其業績宣付國史館立

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訓的業績受到世人的

欽敬，許多名家題詞，全國出現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多處

，並曾一度將原堂邑縣改稱武訓縣。1945年，冀南行署

在柳林創辦武訓師範。

1951年，電影《武訓傳》錯遭批判。“文化大革命”中，

其墓被破壞。1986年，國務院辦公廳作出為武訓恢復

名譽的決定。在魯西北的冠縣、臨清，有不少以“武訓”

命名的學校：冠縣的武訓高中、冠縣柳林鎮的武訓學校、

臨清的武訓實驗小學等。

作為清朝末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一個乞丐，冠縣柳林人

武訓靠著乞討斂錢，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

三處義學，購置學田三百餘畝，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之多

，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所以有人稱頌他是“ 千古奇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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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武訓傳》是一部“跨世紀”的作品，攝於1949年到1950年，孫瑜導演、趙丹主演，謳歌了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柳林鎮武莊人“千古奇丐”武訓（1838－1896）幾十年如一日“行乞興學”以至於被稱為“聖人”的傳奇故事。

《武訓傳》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敘述細膩、技巧熟練，趙丹以精湛的演技把武訓的莊、諧、悲等性格成分刻畫得渾然天成，因此影片公映後獲得廣泛贊譽，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報刊4個月內就有40多篇贊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問世。

 然而風雲突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其實是毛禦筆撰寫的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批判文章，由此一場群眾性的批判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毛澤東在社論中疾言厲色地批道：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鬥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於到了如此之多，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
   
對於武訓，晚清政府和民國政府都推崇倍至、褒獎有加；對於《武訓傳》，廣大公眾也好評如潮；但為什麽對毛澤東要對《武訓傳》大加撻伐呢？在當時無論如何是令人費解的。

但是，時至61年後的今天，人們不難發現當年這場全國性大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的真實用意，其實並非僅僅針對電影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它同時亦為其後來一場場的政治運動做鋪墊。

另一方面，《武訓傳》所提倡價值觀念和取向與中共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不符。顯然，毛認識到武訓身上具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偉大的，它可以直接與最殘酷的暴力相抗衡。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人性中真實和善良的力量。如果任武訓精神發展，必然會導致中共整個意識形態大廈的坍塌。而當時中共剛剛建政不久，出於鞏固新政權的需要，毛澤東發起的這場文化批判運動意在引出即將大規模進行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即毛想通過政治鬥爭的形式，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從而達到為其服務的目的。「批判《武訓傳》是名，進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才是實。」

有學者認為，對《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後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毛澤東為1966年發動全面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文革」做的鋪墊。

有業內人士認為，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武訓傳》被批與當時私營電影公司的處境有很大關係。「當時國營的創作隊伍還沒建立起來，每年將近3/4的國產電影都是私營企業拍的。當時主張公私合營，但私營電影企業不願意，一批判《武訓傳》，就全都願意了。」

《武訓傳》被批判前後持續了一年多，給電影藝術創作的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並徹底改變了整個中國電影史的進程。據統計，1950年，拍攝的國產劇情片29部，而1951年僅有1部。

趙丹在《武訓傳》中成功的飾演了主角武訓，大獲好評，但卻因此遭遇了巨大的迫害。在《武訓傳》被批判後，趙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電影。並從此對創作也失去了信心，趙丹在《銀幕形象塑造》一書中透露自己「演戲時猶如在『九宮格』裡學描紅，戰戰兢兢，不敢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藝術魅力，而只求如何把人物表現得『正確』，想像力便不夠豐富了。」

「當批判的陣勢突然在一個早晨拉開時，孫瑜和我簡直嚇傻了眼……。我失去了往日的熱情和開朗，變得終日惶惶，常常寢食不安，徹夜難眠。在家裏，我不再是溫情的丈夫、慈愛的父親，卻像一頭暴躁的獅子，動輒大發雷霆……。批判運動總算過去了，傷痕卻永久地鐫刻在心上。」

趙丹之後出演的多個角色都被批為「有武訓的影子」。「文革」發起後，趙丹不可倖免地成為了被專政的對象。1967年，趙丹被投入監獄。當5年多後趙丹被放出來時，他幾乎都不會說話了。

導演孫瑜半生輝煌的電影事業也隨之改寫，此後在創作上再也沒有起色。自1927年到1949年，孫瑜共拍了二十多部影片，是當時電影界首屈一指的導演。但從1950年到去世只拍了3部。

孫棟光回憶說，《武訓傳》遭到批判後，他父親在創作上多少變得有些縮手縮腳，對於政治特別小心。「他儘量保持原來的風格，但以後的作品卻很難有靈光閃現的東西。」

孫瑜本人在《武訓傳》之後基本上再沒拍過好的作品，可以說他的藝術生涯就此結束了。這位才華橫溢的電影人，由於《武訓傳》的創作，在大半生裡都在無奈中苟活著，能夠活下來已經算奇蹟了。在晚年時，孫瑜只整理出版了《孫瑜電影劇本選集》和譯作《李白詩新譯》，以及自傳《大路之歌》。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武訓才是偉大的，他才是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樑！日前，一位只在專業書中聽說過這部電影的女大學生，拿著學校的贈票前來「補課」。「本來以為這部電影會多麼『反動』，可看到最後也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裏。不是已經很『革命』了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