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杉之尾宜生(日本防衛大學防衛學教室戰史講座)

1.序言

對於大東亞戰爭失敗的原因﹐學者間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其中有一點是大家所共有的﹐就是在敵我間以物質力量為根據﹑特別是在科學與工藝領域的﹐國力與軍力的差異。

除了前述科技力量﹑國力﹑軍力的差別外﹐這裏有另一個造成日本戰敗的原因﹐即是統帥權獨立的問題。戰爭期間﹐盟國有一由文人政治家羅斯福與丘吉爾所代表的最高統帥部。而在日本﹐則有一「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即統帥部與政府的聯席會議）﹐此一聯席會議並無任何法律權威﹐而僅是一個包含海﹑陸軍的大本營與政府之間的咨詢機構﹐而這三者都是獨立的﹔於是這三者在每一個重大戰情發生時都要進行磋商。

此一問題來自於對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所稱「陸軍與海軍服從天皇的命令」的解釋。它被解釋為「統帥權的獨立」﹐或是「國家行政機關與統帥權之間的平行獨立」。戰敗之後﹐「統帥權獨立」被判斷為戰敗的關鍵原因之一。然而﹐到此我們還未碰觸到「戰爭觀」此一使前述錯誤解釋得以成立的原因。

在本文中﹐筆者將檢視前日本帝國陸軍的戰爭觀﹐其次談談過去的戰爭觀與今日日本的和平﹐再談談「我們今天應做些什麼﹖」﹐以求使日本能為「二十一世紀的亞洲的和平與安全」扮演一個積極角色。

2.早期日本帝國陸軍與毛奇

現代日本政府肇始於1868年﹐鑒於武裝力量的缺乏﹐乃開始依循法國建制建設陸軍﹐並在1870年（明治三年）依循英國建制建設海軍。然而﹐部分日本新式陸軍領導人﹐似乎由於見到普魯士先後在1866年與1870年擊敗奧地利與法國﹐乃傾向於走普魯士的路子。

1883年（明治十六年）﹐陸軍部長大山岩遊歷歐洲﹐要求德意志陸軍參謀長毛奇將軍派遣一位教師到新成立的日本陸軍大學校﹐以教授陸軍幹部。被選派的梅克爾（Meckel）少校於1885年（明治十八年）抵達日本﹐並居日三年。在這些年中﹐日本帝國陸軍﹐無論是否曾到陸軍大學校就讀﹐都投身普魯士之途。

梅克爾少校的貢獻不僅在翻新了陸軍大學校的操課與戰技教育﹐也使陸軍體系由法式轉為普式。梅克爾的教育特色在於強調攻擊﹐此外並將軍事史教育與操練﹑戰技﹑戰略的教育等量齊觀。他也重視演訓與幹部騎術。之後﹐他寫到他在日本的經歷稱﹕「我對日本軍官的訓練﹐與我有意或無意底依循克勞塞維茲的精神對普魯士軍官訓練﹐是依循同樣的方式。克勞塞維茲是唯一源自拿破崙戰爭的軍事文獻製造者。誰想要以嶄新的心態追朔戰爭或教育戰爭﹐無論是誰﹐都要根據克勞塞維茲的文獻。因此我也這麼講」。

然而﹐普魯士參謀總部的領導以及繼承者﹐以毛奇為主﹐都秉持了絕對戰爭的哲學﹐並以此做為他們制訂戰爭計畫的指導方針﹔他們因此的主要軍事目標就是消滅敵方部署的部隊。由於他們急切地求取戰爭的勝利﹐因此他們對「什麼是戰爭」的哲學尋求不感興趣。同時他們不是公允地依循「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伸﹐因此檢視戰爭這一延伸方式不能與政治意圖（戰爭的目的）相分離」這個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觀的根本。

在此同時﹐這裏沒有證據證明梅克爾少校曾將此戰爭的根本理論﹐向像教授我國前陸軍大學校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一般﹐教授給我們。對梅克爾少校而言﹐理解克勞塞維茲最強調的政治意圖與軍事行動間的關連﹐應該非常困難。因此他的教育僅限於戰技與演訓。於是對我國從前的軍官而言﹐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只從同意其目的的那些部分去閱讀﹐而且《戰爭論》這本書也只被用來當作操演與戰技的準則。結果﹐過去的日本參謀總部雖一定從毛奇處學到毛奇的德意志參謀總部的系統與操作方式﹐命令至上﹐以及絕對戰爭的操控與部署方式。然而﹐他們卻缺乏對國家政策及戰爭的關連性﹐以及克勞塞維茲所強調的戰爭觀的研究。

3·克勞塞維茲的殲滅原則與日本帝國陸軍

克勞塞維茲的名著《戰爭論》名聞遐邇﹐但日本帝國陸軍雖少有人仔細拜讀﹐但卻視之為聖典般盲目的跟從。錯誤概念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這本書只是一部談及可能的戰爭及可預測性的戰爭的書﹐是部尚未完成的書。

1806年﹐在克勞塞維茲26歲時﹐經歷了一場在Iena Auelshutat的可怕戰爭。在仔細檢驗後﹐他得到了一個假設﹐即戰爭的天性就是要制服敵人﹐且是用暴力去實現自身的意圖。而且﹐軍事行動的目標就是要消滅敵人的抵抗能力。然而實現自身意圖﹐常常被消滅敵人的抵抗能力所取代﹐後者反而成為戰爭的目的。根據絕對戰爭的哲學﹐這即成為殲滅型戰爭的理論。

然而﹐隨著拿破崙戰爭的進行﹐克勞塞維茲發現殲滅型戰爭只見於1805年的Ulm之役﹑1806年的Iena Auelshutat之役﹐以及1809年的Wagrum之役。其它戰役則為有限戰爭﹐換句話說﹐僅只為肉搏戰。所以﹐克勞塞維茲必須自我辯解說絕對戰爭論雖然邏輯嚴謹﹐但無法被用在現實上.而且他又說﹐「在戰爭中﹐實際經驗比任何抽象的事實還有用」。

勞塞維茲亦說「愈是緊急﹐愈不需要採取第一步時不考慮最後一步」。當我們看到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克勞塞維茲所言就很容易被了解。由克勞塞維茲於1827年7月10日寫的備忘錄來看﹐可證明他對戰爭的觀點已從絕對戰爭觀改變為現實戰爭觀。而且﹐他亦說「此二種戰爭最大的差別在於有無實際事實。但是﹐與實務有相當重要性的另一點﹑必須清楚指出的是﹐戰爭只是一種用其它方式表現的政策的延續。若能將此確切的記在腦海中﹐將會有助於對此主題的研究並使整個事件更容易分析"。

對於政軍關係的相關性而言﹐克勞塞維茲也以現實戰爭論為基礎稱﹕「那種一旦戰爭發生就得把政治觀點丟置一旁的說法﹐除非是純粹的敵意使得每場戰爭都成為生死存亡的鬥爭﹐否則實在令人難以想象。事實上﹐就像我們曾說的﹐那不過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將政治觀點臣屬於軍事實在荒謬愚蠢﹐因為是政策製造了戰爭。政策是指導的智能﹐而戰爭只是工具﹐而非相反。除了使軍事觀點臣屬與政治﹐沒有其它存在的可能」。這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核心﹐也是他的創造性與基礎性的哲學﹐其中強調了國家政策在軍事之上。

自其備忘錄出版以來﹐克勞塞維茲轉變了他對戰爭的觀點﹐從絕對戰爭轉向現實戰爭﹐並宣告他將修訂《戰爭論》。同時他採取預防措施﹐聲稱假如在他死前《戰爭論》的修訂版尚未出版﹐而未修訂的該書卻出版了﹐它恐怕將引起誤解與批評。

事實是克勞塞維茲果真在他的《戰爭論》修訂版出版前辭世。結果克勞塞維茲繼承者或陷於沒必要的誤解﹐或遭到嚴厲無情的批判。甚至於被視為自施理芬處繼承克勞塞維茲的毛奇將軍﹐也未能了解修訂版的意圖。因此梅克爾這位毛奇的門徒是否了解《備忘錄》的意圖就更值得懷疑。於是一般受到德國幹部訓練的軍官﹐以梅克爾為主﹐都未能全面理解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看法。他們更被施理芬的殲滅戰爭所吸引﹐於是更進一步被魯登道夫的「總體戰」觀念所俘虜。

4.當今日本的戰爭與和平哲學

全面陷於壓服敵軍的總體戰觀念的日本帝國陸軍﹐其實並未認識戰爭的天性。不過﹐由於日本有一個平行於行政力量的古怪的「統帥權獨立」系統﹐因此沒能力準備一場總體戰。由於這個條件的限制﹐日本栽進突然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也只有面對可怕的失敗。那麼現在我們從這一半世紀前的戰敗學習到什麼呢﹖對這一提問很抱歉我並不打算回答。我國大部分人民對當時的軍事領導由於疏忽與驕縱造成戰敗有很多的指責。我們只是以他們為代罪羔羊﹐長久以來並假裝自己是和平主義者。於是我們對戰敗的真正原因也就疏於嚴肅的研究。

由於戰爭的可怕失敗﹐大多數日本人直率底拒絕使用「戰爭」或「軍事」這類字眼﹐也永不允許他們自己卷入戰爭。我們被引領著去相信當我們聲言和平就可達致和平﹐而無需嚴肅面對社會真像與戰爭威脅。我們也避免對軍事角色的維持和建設世界和平與安全做出現實的認可。於是我們日本人﹐在過去的戰爭的反射下﹐實際上並未盡心盡責的審視我們自己。我們也不了解﹐未能嚴肅省思自身而呼喚和平的危險。

5.結語

我以上陳述的總結是﹐經過戰前與戰後這麼長時間﹐從政治或社會的諸現象顯示出日本人中仍有一普遍的問題﹐即我們仍未能掌握戰爭的真正天性。在二十一世紀﹐存在著許多可預見的危機與危險﹐而完整的醒悟戰爭的天性乃是吾人的天職﹐假如吾人將積極貢獻我們自己於亞洲的和平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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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的原因──從軍備研發的觀點

序言

　　大東亞戰爭失敗的原因﹐是兩國在國力與軍力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在物質力量上的差異。換言之﹐即是在科技力量的差異。這顯然是從結果所呈現的事實﹐而且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如克勞塞維茲所述﹕「戰爭是透過任何其它的手段﹐以求達到策略的延續」這個結論﹐倘若以策略面來考量的話﹐可就不一定真確了。因此﹐就像李德‧哈特所稱﹕「戰略是為了達成政治上的目的﹐而運籌軍事手段的一門藝術」﹐而其原則是﹕「與其說手段依從於目的﹐還不如說是目的服從於手段」。因此問題在於﹐在兩國之間的國力與軍力有著重大差異的假設下﹐該如何構思戰略﹖換言之﹐焦點在於能認清有限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並妥善運用在戰略上﹐以達成戰爭的目的。

馬裏亞納的獵火雞大會

　　大東亞戰爭期間的決定性軍事挫敗是1944年七月絕對防衛區的重心馬裏亞納的失守﹔而其結果並導致從大戰爆發以來就一直在位的東條內閣下臺。由於塞班島﹑關島﹑以及提尼安島（Tenian）落入美軍的手中﹐使日本全境幾乎都籠罩在B-29的戰略轟炸之下。由於1944年6月19至20日的馬裏亞納海戰戰敗﹐使馬裏亞納的失守已是無可避免。

　　馬裏亞納海戰是由中將小澤治三郎所領導﹐由九艘航空母艦﹑包括「大和」與「武藏」在內的五艘戰艦﹑以及總數七十三艘的巡洋艦驅逐艦所組成的日軍﹐對抗由海軍中將卡爾‧密茲契(Karl Mitcher)所率領﹐十五艘航空母艦及七艘戰艦組成的美軍。在這場戰役中﹐日本海軍預期敵軍的位置會在前方﹐因此可以率先攻擊他們。六月19日的凌晨﹐日本的偵察機在塞班島西方﹐發現了美國機動艦隊的蹤影。

　　敵軍與我們的第一機動艦隊相距550公里﹐其攻擊範圍似乎不超過460公里。因此﹐對小澤與其軍隊來說﹐適當的作法就是採取遠距攻擊的戰術﹐他們堅信因此自己絕對可以取勝。然而﹐雖然日本海軍有必勝把握﹐但是美國艦隊卻透過新發明的雷達系統﹐獲知了日本戰機的行動﹐因此日軍將面對的是以逸待勞的美軍﹔這種情形超乎日軍想象之外。

　　九月三十日﹐美軍機動艦隊的旗艦之一列星頓號（USS Lexington）的雷達﹐已經發現一架日軍的大型戰機位於前方兩百公里左右並向前移動。這時的列星頓號航空母艦已裝備了能偵察來襲敵軍戰機的各式雷達系統﹐包括用來偵察來自水平方向敵機的SC雷達﹐偵察飛行中敵機的SM雷達﹐與防空大砲相連以擊落敵機的馬克二型（MARK II）雷達﹐以及用來尋找海上敵艦的SG雷達﹐並已準備攻擊。根據雷達系統所提供的精準信息﹐450架的地獄貓機隊展開了出人意表的攻勢﹐日軍戰機也一架架地被擊落。那些打在日軍機艦的子彈都設有「可變式定時引信」。

　　「可變式定時引信」是一種能在15公里的範圍內﹐使用雷達波以在目標物的近距離爆破的設備。由於這種設備﹐讓日軍失去了第一戰機隊的244架﹐以及第二戰機隊的82架飛機。換言之﹐總共326架戰機之中﹐日軍就損失了230架飛機﹐與395位飛行員。這就是美國人所稱的「馬裏亞納獵火雞大會」。

　　因此﹐由於被稱為「雷達系統」與「可變式定時引信」的新電子儀器的發展﹐日方不得不面對此次致命的挫敗﹐即使他們已經採取了「提早發現與包圍攻擊」的不敗戰略亦然。由於馬裏亞納海戰的失敗﹐日本海軍與美國海軍的相對戰力﹐從起初在攻擊夏威夷時的76比100﹐轉變成20比100。日本海軍期望奪回原先優勢的美夢就此幻滅。

美國與日本的戰備發展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大東亞戰爭的失敗之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同時也是佔領軍的科技調查小組負責人卡洛‧康普頓博士(Dr.Carl Compton)﹐在他所撰的「科學與信息活動調查報告」之中﹐指出了日本的戰備發展範圍﹐內容如下所示﹕

　　「在大學研究實驗室與大型企業工作的（日本）科學家﹐均具有國際性的水準。尤其﹐與大學有關的科學家﹐他們積聚的未公開的科學能力﹐遠勝於軍事研究機關的研究人員。日本在大戰中的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有效地利用這些人力。

　　日本國內的科學科技研究與發展﹐缺乏一個合適的組織架構。此外﹐陸軍與海軍之間的協調性亦有缺失。日本顯然擁有許多能乾的科學家。我認為﹐倘若在研究與發展上﹐能有一個合適的組織架構﹐那麼日本就能運用他們的才乾。」換言之﹐日本內部之所以忽略研究與發展﹐不該歸咎於科學家的無能﹐而是缺乏能夠動員科學家的組織架構。

　　我已經提過﹐馬裏亞納海戰的失敗﹐是因為美國的電子武器所發動的意外攻勢所致。那麼﹐美國的武器研發體系又是如何﹖一九四○年六月十五日（即德軍進佔巴黎的隔日﹐與大東亞戰爭爆發相距一年半的時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基於國防的重要﹐並為了發展與科學研究相關的設備以利於國防﹐因此成立了國防研究委員會（簡稱NDRC）。卡內基研究院的院長梵尼柏‧布什博士(Dr.Vaniber Bush)出任該委員會的主席。

　　NDRC的成員包括了﹕哈佛大學的校長詹姆士‧寇南博士(Dr.James Conan)﹐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卡洛‧康普頓博士﹐貝爾研究所的所長法蘭克‧朱耶特博士(Dr.Frank Juett)﹐卡內基研究院的物理學家理查‧杜魯門博士(Dr.Richard Truman)﹐檢察官寇威‧康(Conway Coh)﹐陸軍準將喬治‧史壯(George Strong)﹐以及海軍少將哈樂德‧波文(Harold Bowen)。為了研究上的目的﹐該委員會成立了五個分會﹐在這五個分會之下﹐共有34個部門。為委員會工作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共有三萬人左右﹐預算將近五億美元。

　　除了NDRC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稱為「國家航空咨詢委員會」的組織﹐其目的是促進飛行器的發展。這個委員會經過重組之後﹐改稱為科學研究與發展部（簡稱OSRD）。聚集於OSRD與NDRC之下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還有那群軍事將領的智能及領導力﹐共同催生了在馬裏亞納海戰之中﹐獲得了耀眼勝利的雷達與可變式定時引信。的確﹐在整頓科學/科技方法與領導能力方面﹐此處所提到的差異﹐成為戰爭中清楚顯然的勝敗分歧。

結論

　　我想在此引入一個例子﹐來說明日本在組織科學家之卓越能力上的疏失。1919年五月﹐東北帝國大學的電機工程學教授八木秀次﹐與他的學生宇田新太郎(Shintaro Uda﹐譯音)﹐在研究「短波束」之後﹐發明了「八木/宇田天線」。

　　1926年二月﹐八木教授與宇田的理論﹐也就是被稱為「發射出最強烈電子束的投射器」理論﹐發表於帝國學會刊物上。在這項發明之後﹐歐洲與美國將八木/宇田天線﹐運用於飛行器的雷達及儀器登陸上。

　　然而﹐在日本﹐八木天線只有運用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酒田與飛鳥(Asuka﹐譯音)之間的無線電通訊公共用途﹐另一個則是新瀉和佐渡之間的警方電話通訊用途﹐即使它在1932年所進行的實驗中﹐已經展現出卓越的成果亦然。

　　1941年﹐亞洲圈戰爭剛爆發之際﹐八木教授提議擴大八木天線的用途﹐但是通產大臣說了句「它沒被承認為一種重大發明」就否絕此議。

　　海軍方面亦同﹐作戰方法仍首重砲擊的運用﹐電子設備極不受到重視。為此﹐康普頓的報告以下面這句話作為總結﹕

　　「日本沒有利用一流科學家的真正原因﹐正是日本領導人所持有的自以為是和過於自信的態度﹐這無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