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個人快樂的定義——蔣揚欽哲仁波切

台灣身心靈導師胡因夢、國際巨星李連杰聯袂作序推薦

宗薩將揚欽哲仁波切：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說服大家都去追隨釋迦牟尼佛，成為佛教徒，修習佛法。我有意地不談禪坐的技巧、修行或咒語。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出佛教與其他見地不同的獨特部分。而我在此試圖將這些艱深的概念，以我所知最簡單的語言來說明。

圖書介紹：在本書中，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以最簡單的語言來說明佛教最核心的四法印見地，幫助讀者檢驗自己是否有佛法的正見。文字簡單易懂，卻包含了深入淺出的層層奧義。下筆如行云流水，詼諧幽默又字字珠璣。在輕快的字句后面，充滿了引導眾生脫離根本困境的智慧。這本看似簡單的書，傳達的卻是佛法的核心教導——佛教的四法印，並引導你貫穿在個人思維、心態和生活中。作者所涉及的面向，揭示的問題，指出的方向，會給讀者種下解決生命中根本問題的種子。

個人快樂的定義

問一個佛教徒“什麼是人生的目的？”是不恰當的。因為這個問題暗喻在某一個地方，也許在一個洞穴之中或者在一個山巔之上，存在著一個究竟的目的。仿佛我們可以透過追隨聖者、閱讀書籍以及熟悉秘教修行，來解開這個秘密。如果這問題是假設在億萬年以前，有某個人或神設計了一個人生目的的圖表，那麼它就是一個有神論的觀點。佛教徒不相信有一個全能的創造者，而且他們不認為生命的目的已經或需要被決定和定義。

對佛教徒比較適當的問題是“什麼是生命？”就我們對無常的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非常明顯：生命是一個巨大的和合現象，因此生命是無常的。它是隨時變化、短暫無常經驗的集合。雖然有各式各樣的生命形式存在，但其共通點是沒有任何一個生命希望受苦。我們都想要快樂，無論是總統、億萬富豪，或是辛勤工作的螞蟻、蜜蜂、蝦子和蝴蝶，大家都想要快樂。

當然，在這些生命形態之中，痛苦和快樂的定義有極大的區別，即使在範圍相對較小的人道之中，也是如此。對某些人痛苦的定義，是其他人快樂的定義，反之亦然。對某些人而言，只要能夠生存下去便是快樂，對另外的人而言，擁有七百雙鞋子是快樂。有些人，在臂膀上有個貝克漢姆模樣的刺青就會快樂。當一個人的快樂取決於享有一片魚翅、一根雞腿或一根虎鞭時，快樂的代價是另一個生命。有些人覺得用羽毛輕搔是性感的，另一些人則偏愛奶酪磨碎器、皮鞭和鏈圈。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寧願娶一個離過婚的美國女子，也不要戴上大英帝國的王冠。

即使在個人身上，痛苦和快樂的定義也時有變動。一個輕佻的調情時刻，可能因為其中一人想要更認真的關系而突然變調，期待轉為恐懼。當你是個小孩的時候，在沙灘上堆築沙堡就是快樂。在青少年時期，看著穿比基尼的女孩和赤裸上身的男孩沖浪是快樂。在中年，金錢和事業是快樂。當你八十多歲的時候，收集陶瓷鹽罐是快樂。對許多人而言，不斷調適於這些無盡而又經常變化的快樂定義，即是“人生的目的”。

我們許多人從所處的社會學習快樂和痛苦的定義；社會秩序支配我們衡量滿足的準則。這是一套共同的價值標準。來自世界兩端的人，能夠基於完全相反的快樂文化指標，卻體驗完全相同的情感——愉悅、厭惡或恐懼等。雞爪是中國人的佳肴，法國人則喜愛把肥鴨肝塗抹在吐司上。如果資本主義從不曾存於世上，想像一下世界會變得如何。我們會很快樂地活在沒有購物中心、沒有豪華汽車、沒有星巴克、沒有競爭、沒有貧富差距、享有全民健康保障的社會。而腳踏車會比悍馬休旅車（Humvees）更有價值。然而，我們的欲求是學習而得的。十年前，在偏遠的喜馬拉雅王國不丹，卡式錄放機是富裕的象徵。逐漸地，豐田Landcruiser越野車俱樂部取代了錄放機俱樂部，成為不丹繁榮與快樂的終極願景。

這種把群體標準視為個人標準的習慣，在幼年時就開始形成。小學一年級時，你看到其他同學都有某種鉛筆盒。你發展出一個“需求”，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鉛筆盒。你告訴了母親，而她是否為你買那個鉛筆盒，就決定了你的快樂水準。這個習慣持續到成年。隔壁鄰居有一台液晶電視或一輛嶄新的豪華休旅車，因此你也要擁有同樣的——而且要更大、更新的。渴望並競相擁有他人所有的事物，也存在於文化層面中。我們常常對其他文化的風俗和傳統，比自己的評價還高。最近，台灣有位教師決定蓄起長髮，這在中國是個古老的習俗。他看起來高貴優雅，倣如一個古代的中國戰士，但是校長卻威脅他，如果他不遵從“規矩”——意即西式的短髮，就要把他開除。現在他把頭髮剪得短短的，看起來好像被電擊了一般。

目睹中國人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難為情，令人訝異。但是在亞洲，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諸如此類的優越／自卑情緒。一方面，亞洲人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但在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的文化有點令人反感或落后。幾乎在所有的生活層面，他們都用西方文化來替代——舉凡衣著、音樂、道德規範，甚至西方的政治體系，都是如此。

在個人和文化兩方面，我們採取外來的和外在的方法，來獲得快樂，克服痛苦，卻不了解這些方法常常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我們的不適應帶來了新的痛苦，因為我們不僅仍在受苦，而且更覺得從自己的生活中疏離，無法融入體制之中。

有些快樂的文化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來說，銀行賬戶里有一點錢、舒適的住所、足夠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他基本的生活條件，確實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但是，印度的苦行僧（sadhus）和西藏走方的隱士之所以感到快樂，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一個鑰匙圈——他們不必恐懼財產會被別人偷走，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東西需要鎖起來。（文：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