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主要兵制，是以衛所兵為主的士兵，同時代的日本，也採用以士兵為主的兵制，但歷史表明，兩種士兵的戰鬥力卻有一定的差異：壬辰之戰明軍雖在戰略上獲勝，在具體的戰役上卻並無多少光彩可言，而東南沿海的抗倭戰鬥，明朝衛所軍面對數量無多的倭寇，屢戰屢敗，最後還是依靠戚繼光的募兵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同是士兵，戰鬥力差異如此巨大，原因何在？

裝備並不是主要問題所在。 當時日軍的裝備的確很有特色，火器方面，日本鳥槍槍管長，下有木床，有準星照門和防塵蓋，重僅5斤多，準確、易攜帶，比當時明軍裝備的無瞄準裝置的笨重火銃優越很多；在冷兵器方面，日本刀的威力也曾令明人側目。 但日本人在兵器上的劣勢也不少。 由於日本仿造的火砲以荷蘭式重砲為主，野戰中較少用砲，而明軍則自1523年（嘉靖2年）起就在南京根據葡萄牙人的輕炮仿制大樣佛朗機，後又改制成更便於攜帶的中樣、小樣佛朗機，大量裝備部隊，在野戰的砲火威力上，明軍佔有重大優勢；而冷兵器方面，日本刀固然出色，但日本人的長兵和馬隊卻並不比明軍優異，日本各式長槍桿長，刃長而薄，形制近於中國南北朝時的長矟，在使用的便利上不如明軍的常規長兵：白木杆槍和長柄刀，至於騎兵，日本馬品種的先天不足，和日本人非常奇怪地沒有把日本刀用於騎戰，使得日本騎兵無法構成對明軍騎兵的裝備優勢。

裝備上各有千秋，那麼問題只能出在兵制本身。

明代的士兵制主要採用衛所制，衛所兵的特點是，寓兵於農，守屯結合，屯田成為各級軍隊指揮員的重要指責之一，按當時的規定，邊地衛所，守屯比例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內地則是2：8，這樣做，可以節省大量軍費開支，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稱，“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但軍隊的戰鬥力和訓練程度，卻因為大量的屯墾任務而日漸削弱。

明代的士兵另一大特點是軍籍和民籍嚴格分開，軍丁士襲，一人從軍，一家即永遠為軍戶，輪流出丁，至期返衛，軍戶絕則勾其貼戶，永不和民人混雜。 這樣的長處在於兵源有保證，士兵的生活比較穩定，戰爭和生產兩不耽誤，但不斷的逃亡和餘丁補缺，各級將領的腐敗、吃空額和傭使士兵為農，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衛所兵的戰鬥力。

更深層的原因是軍戶地位的低下。

明代重文輕武，科舉入朝成為各個階層最為羨慕的坦途，當時人人誦讀的啟蒙讀物《神童詩》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這樣的氛圍下，被明確排斥在科舉仕途之外的軍戶子弟，其社會地位顯得低下，加上明代對罪人的處罰中又有“拿來做軍”的所謂“恩軍”制度，無形中讓軍戶的社會形象更加不堪。

明代又是個商業發達的社會，生活豪奢的商人雖不入士流，卻也能得到士俗的另眼看待，而軍戶卻被嚴格束縛在屯地上，不得經商為業，這使得軍戶的士氣和生活狀況更加低下，對於正常的訓練、操典和征戰，都沒有多少積極性可言。

而此時的日本正逐步推行著“兵農分離”的政策。

原先日本各家武力的主力就是士襲化、專業化的“家臣團”，但平時務農、戰時應徵的農民仍然在數量上佔據“足輕”的主要成分。 隨著火器等更專業、更複雜兵器的推廣，以及戰爭的持久化、規模化，各大名紛紛把各自的武力專業化，建立常備軍，同時限制農民的武裝化，以確保糧源的供應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早在1588年豐臣“刀狩令”頒布前，各地大名已經開始不同程度地採取上述措施，如織田家的黑紅母衣等，至豐臣氏令出，遂為定制，農民的各種武器被收繳並銷毀鑄成佛器，並被限制在土地上務農，而武家則專事武事，不得擅自離營，經營農商，這樣的措施確保了日本各大名軍隊的戰鬥力和訓練水平。

更重要的是，被約束在行伍中的武士對於這種約束是歡迎和樂於接受的。

日本和明代不同之處在於公卿的家族化和封閉性，尋常武士和國人無法通過任何渠道進入朝廷為官，而且相對於公卿階層的腐朽和無力，武家在日本社會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並擁有一系列政治上、經濟上的實惠，成千上萬的日本普通人如未發跡前的秀吉一般，把有朝一日成為武士當作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這樣的社會現實，為武士階層的穩定和其士氣、戰鬥力和慾望的維繫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十六士紀初，日本的“兵農分離”尚未普遍，但當時東南沿海的“倭寇”，實際上是少數日本浪人和破產武士與中國沿海海盜、武裝走私集團的組合，非職業兵的“足輕”比例很小，其成員之剽悍善戰，可想而知；而朝鮮戰場上的日軍已經是“兵農分離”後專業化了的武裝力量，戰鬥力和訓練水準有了明顯的進步。

更致命的是，同為士兵，日本方面在使用中很少打破大名、家臣們原有的各級建制，平時編制即是戰時編制；而明代的成制，是臨戰時由朝廷臨時命將授印，稱“掛印將軍”，並配備助手，組成戰時領導機關，然後從各處衛所調兵歸屬其指揮，在歸屬、出戰時又往往拆散各衛所原有編制，把他們重新組合，劃撥給各級將領，這樣就造成指揮、協調方面的很多不便。 再加之明代喜用文臣為帥，太監監軍，戰鬥力就更虛弱了。

因此戚繼光才極力主張募兵，即組建兵為將有的純志願軍隊，並在東南抗倭和北邊抗擊韃靼的戰爭中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可惜他的成果並沒能制度化、普遍化，其所建勇營，也在其下野後很快被編入軍戶。

勇營真正成為國家編制軍隊，已是19世紀下半葉的清末，而此時的日軍，已開始按“2－2”方塊制組建近代化軍隊和西式的參謀、後勤機關了，我們又大大落後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