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中國的蒙古族開始興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橫跨歐亞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國，並在公元1259年迫使繼新羅之后統治朝鮮半島的高麗投降，蒙古勢力遂於日本隔海相望。這時，與蒙古帝國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對於日本獨立於蒙古帝國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趙邙，於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書，說日本自漢、唐以來久通中國，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開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問題，安排在他的行動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對這次遣使的目的講的極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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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國書的開頭，用“奉日本國王”字樣，以區別日本與藩國高麗的政治地位，表示君臨歐亞兩洲的帝國皇帝對尚未臣服的日本國的對等關係。續而以高麗臣服作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應選擇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將招致用兵的威嚇語言作結束。忽必烈滿懷信心的認為，地處海島的日本，對於兵踏歐亞君臨四海的大帝國的國書，是會奉若神明的。國書一到，日本可隨之前來通好，“四海一家”的願望即將實現。可是，忽必烈並不知道當時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鐮倉幕府，而幕府實權盡在執政北條時宗手中。北條氏以武士掌權，藐視公卿大臣，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統治者放在眼裡，甚至當時蒙古帝國強大到什麼程度，也是狹隘的島民們所無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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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條時宗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並沒有見到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到巨濟島就因海中風大濤險，輕信高麗使者風濤險阻之詞而輕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詔切責，並命郎赫德將書送至高麗，由高麗派使送至日本。高麗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達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岡，當時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衛的軍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將蒙古國書及高麗王書飛報幕府。這時的將軍年僅五歲，由相模守北條時宗擁立不到二年，實為傀儡。年輕高傲的北條時宗，不屑一顧的將國書交給天皇政府去討論。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長達五個月之久。　　

當時的龜山天皇政府討論五個月，終於形成一個理由：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鐮倉幕府的態度和天皇不同，正當公卿大臣議論不休的時候，執政北條時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屬武士御家人下令備戰：

　　蒙古人包藏禍心，窺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來日，宜早戒備，以防不虞。　　

幕府對蒙古帝國的戒備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軍進侵高麗時，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連署命令，命大宰府備戰。那時在岩門和大宰府附近構築工事、城郭，以防蒙軍進攻。與此同時加強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復對博多灣今津地帶的守備，由大隅、日向兩國的武士守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開始考慮用軍事力量敲開日本大門，向高麗王下達擴軍備戰的任務，並命其造戰船一千艘，大艦的載重量需達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經高麗出使日本，十二月高麗王遣門下省事申思等隨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節船到達對馬，但對馬島守軍拒絕其登陸。郎赫德束手無策，擄該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回國。忽必烈為了懷柔日本，對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領他們參觀都城。最后，命中書省作書付二人帶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國。將元書呈交幕府，幕府隨即交天皇朝廷討論。這次並非是正式國書，因而給天皇政府提供了靈活回復的條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辭不卑不亢，以不聞蒙古之國名為借口，拒絕通好，同時對忽必烈的威嚇，以“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作為回答，甚為得體。但是，各地武士未見此信，聽說朝廷回信，認為是屈從於外國的壓力，因而大嘩，鐮倉幕府遂扣信不發。　　

忽必烈不見日本回信，於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趙良弼為國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決心打開日本的大門，為趙良弼準備了三千軍隊作為武力后盾，但趙良弼棄而不用，自帶書狀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帝國，同時派忽麻林、王國昌、洪茶丘等率領一部蒙古軍隊進駐高麗國，特別在國信使出發地金洲（今慶尚道金海）附近，駐扎一部陸軍和一部海軍，為趙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麗國境內駐扎軍隊及國信使趙良弼來日的消息后，立即上報幕府與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嚴令各地武士備戰。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趙良弼一行抵達博多灣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灣的轟動。今津守率部持械圍住趙良弼問其來意。趙良弼申明來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圍之。次日，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率軍列陣於西山，然后會見趙良弼。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大宰府少貳和今津守都是當時日本的地方官職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國、上國、中國、下國等幾類，官職有帥（從三位）、大貳（從四位下）、少貳（正五位上）、守（從五位上-從六位下）、介（正六位下-從六位上）等，由此可見，今津守相當於一個今天的警察所長，而藤原經資則是一個守備區司令員之類的角色。 　　

見到藤原經資，趙良弼斥其無禮；藤原經資請罪后，索要國書以便轉交政府。趙良弼說，國書將親獻於國王，若不允，呈大將軍亦可。藤原經資辯解說，自大宰府以東，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國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國書，何以示信？趙良弼說，隋文帝遣使來，曾郊迎成禮，唐時遣使皆得召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趙良弼的質問，義正詞嚴，藤原經資無言以對，但依舊不肯令趙良弼進京。最后，趙良弼以國書抄本交與藤原經資，藤原立即呈報幕府與朝廷。國書中說，曆次遣使通信皆為邊吏阻擾未得結果，特命少中大夫祕書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希望遣使同來，不然發生戰爭將是不幸的。　　

這次國書較上次口氣稍微委婉，將日本堅決不通好之責任，推給邊吏，給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戰爭威脅和在高麗境內駐扎大軍，以及進攻南宋的軍事行動聯系起來，很難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誠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戰禍的南宋僧侶所表現的反對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緒，以及具有巨大影響的日本僧侶非常同情南宋反對蒙古入侵的斗爭，這一切都對幕府執權的北條時宗產生影響。在廷議中，幕府堅持不作任何答復，但日本公卿對於蒙古軍進駐高麗、在金洲集結軍艦的高壓姿態，感到極度惶恐。在這種形式下，趙良弼使團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國的輿論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護，將趙良弼送至對馬島，令其回國。同時派出一個級別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團，由彌四郎帶領，以鎮西守護所使團名義，隨趙良弼去高麗。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日使彌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懷疑日使為國王所遣詐稱鎮西守護所使，遂不予以接見，令其回國。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趙良弼由高麗再次來到大宰府要求進京面見國王，大宰府守護所再次拒絕，不得以被迫回國。出使日本的國信使趙良弼回國，宣告與日本通好的努力失敗，這對於雄心勃勃，擴張欲望極強的忽必烈來說，是難以容忍的。當時，元帝國已經向東征服高麗，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亞進入歐洲，席卷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放眼天下，視線所極，也只有一個彈丸島國日本了；而且當時的日本與苟延殘喘的南宋政權關係十分密切，官方往來和民間交往十分頻繁，對南宋的抗元戰爭有較大的幫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斷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斃。　　

但是，這種強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決定發動侵日作戰的眾多原因中的一個。公元1273年2月，元軍占領南宋屏護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鎮襄陽，蒙宋之間曆時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堅戰結束，南宋的戰略防御體系被徹底打破，南宋的滅亡已指日可待。在軍事上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軍隊，如何處理這些降兵降將，成了忽必烈的一塊心病。全部編入元軍，必然會影響全軍的整體戰力，而且忽必烈對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殺降，史已有鑒，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或項羽殺秦降兵二十萬那樣，給自己留下罵名，何況當時正是打江山的關鍵時刻，濫殺降兵，必然會招致漢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終，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一個，就是發動新的戰爭，在戰爭中去消耗這些元帝國的包袱。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說中日本極為富有。根據《舊唐書》記載：“倭國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斗器。”《新唐書》也記載：“永徽中，倭獻琥珀，瑪瑙若五斗器。”掠奪財富，對於游牧民族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根本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