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談 明 末 的 火 器(1)
■扳手
(一)
有明一代數百年，軍隊裏的火器應用也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明朝建國時軍隊以步兵水師為主，到靖難之變後，得益於朱棣個人的經歷，戰略重心北移，騎兵成為主力。軍馬來源加強了，騎兵戰力提高，統一後生產發展得到保障，如是方有漠北遠征之勝。這個時候火器的應用仍然從屬於步兵裝備，所謂神機營的建制僅起削弱敵軍衝鋒勢頭的作用，離戰場 主力的地位還差的很遠。至於裝備中的“武鋼車”，效用也缺乏確實記錄，應該還算是步兵防禦騎兵衝擊的阻擋型兵器，就其殺傷力上來說，甚至不及馬援當年：)(胡說的)
後來戚繼光在與倭寇的交戰中，認識到日產火繩槍的威力，結合江南水鄉的地理特點，創造出結合火器運用的戰法，並且改制了明軍裝備中的鳥銃，使其威力大增。戚鎮守薊北後，更將他的經驗應用到軍隊的改建當中，加上張居正在財力政策上的支援，明軍的火器裝備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明朝國力正盛，帝國周邊沒有大規模的戰事發生，所以戚繼光改革後的明朝軍隊沒有經過在平原地帶大規模野戰的檢驗，更談不上依此加以革新。這也可以說是明軍中火器應用雖受重視，但始終沒有出現決定性進步的原因。也因此明軍的火器在世界兵器發展史上沒有重要的地位。
之後確實的檢驗在朝鮮戰場上到來。中朝聯軍與日軍在朝鮮進行了幾乎是當時所有兵種的較量。戰爭最終的決定因素包括雙方軍隊的規模大小、後勤保障是否順暢以及國力的強弱，火器運用水準不在其中。日軍是先被壓到海邊，然後被拖垮的。應該說他們在修建城堡並據此運用火槍的能力上，比中朝聯軍高了不止一個檔次。日產火槍的製造水準也佔優勢。而明軍雖號稱擁有龐大數量的火器，對付日軍的城堡並沒什麼好辦法。幾次會戰都是傷敵不及八百，自己傷亡一千。戰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學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這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明軍火器的確實水準，戰場上憑實力說話，並非空喊“遠程重炮”射程可及“數十里”便可制勝的。
非常遺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鮮戰爭中得來的經驗，明軍中的精銳便緊接著被派到山海關外對付滿洲人了。這就是史載的薩爾滸大戰，也是強調火器裝備後的明軍第一次與強悍的馬上民族的軍隊展開對攻。此時的明軍有戰爭經驗，兵是精兵，將是良將，火器裝備充足，人數上佔優勢。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呼應，齊發進擊。結果如何呢？滿族人的領袖努爾哈赤口占一偈曰“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滿洲軍隊於是一路向前，幾天工夫明軍被殺得乾乾淨淨。
現在我們來當事後諸葛亮，自然可以指點江山，說明軍統帥的戰略有誤，分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軍分兵後的幾路人馬，各自都配有有戰爭經驗的統帥，也都有與滿族軍隊一較高下的戰力，單從人數上來看也並非不堪一擊。而滿洲軍隊可以一戰再戰，每戰必克，充分說明沒有遭受到重大的殺傷。這場會戰中的前兩場戰鬥是硬碰硬的廝殺，明軍部隊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動用他們的火器以及相關裝備，如動用偏箱車結成車陣。然而弓馬嫺熟的滿洲軍隊在較量中卻絲毫不落下風，從容地證明了明軍昂貴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騎射突擊好用。當然啦，明軍也確實倒楣，努爾哈赤圍攻杜松軍時突然天降大霧，對火器發射不利，點起火把來照明吧，火光處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於是被殲。話說回來，兵者既為死生之大事，作戰不力大約不可以用戰場上的突發狀況來推咎。何況餘下來的幾場戰鬥，我們也都沒看到明軍的火器有什麼出色的演出。總的來說，薩爾滸一戰的失敗，暴露裝備了大量火器的明朝軍隊作戰效率的低下。現在你再回頭看我對“神機營”一文的批評，應該會了解到我為什麼恥笑他只列火器數量便敢發豪言，為什麼要求列出技術參數和戰果敘述。在我看來，他所引述的那些數目字和好聽的名字，不過是當時明軍將領領餉的證據，如同小皇帝大婚時臣子們的禮單，好聽好玩的詞兒不少，能吃能用的不多。
(二)
另外，關於明朝的火器，一個普遍存在的誤解是把在袁崇煥--吳三桂一段時期內明軍火器運用水準的飛躍，看成是漢民族軍事科技史上自在發展的必然，於是孤守寧遠，號稱擊傷努爾哈赤的戰果便與之前的明成祖、戚繼光，還有那一長串好聽的名詞“雷飛炮”“虎蹲炮”……相輔相成，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繁榮的假像。
我們從最熟悉的袁崇煥開始說。天啟六年袁崇煥守寧遠抵抗努爾哈赤建立大功的時候，他城頭上有十一門大炮，皆非自有知識產權，謠傳是依照從澳門運來的海盜沉船上的“舶來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門紅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楊廷筠二人合議捐資，自澳門購得。面對於這些相對先進的重型火炮，初時明軍中無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設定三維尺規，如何提高發射效率，皆一竅不通。這時候，一個官方史書上諱莫如深的勢力登場了，在明末歷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歐洲耶穌會傳教士發展開來的天主教勢力此時已開花結果、初窺廟堂，和東林黨人暗相呼應，成為一大政治勢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啟，孫元化，王徵、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於階等，加上一個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馬竇。他們形成了一個“西學集團”，這個集團的建立，得益於鑽了孔老夫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空子，應該說，在明末清初諸般角色齊集登場的風雲時代，這些人代表了中華文明發展的另一個可能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