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雙方面的關係是不愉快的。
中國文明在大黑暗時代之前，遠超過西洋。十三世紀馬可孛羅眼中，中國簡直遍地黃金。可是十四世紀明政府採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時代開始，對所有的外來文化深閉固拒，中國遂跟西洋隔絕，遠落在西洋之後。
歐洲在十五世紀發生劇烈變化，西班牙發現新大陸，葡萄牙發現繞道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線。各國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陸續向東方發展，葡萄牙商船隊於十六世紀一○年代一五一七年，抵達廣州。六十年後的八○年代一五八○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抵達澳門，並於一五八三年，進入較為接近腹地的肇慶（廣東肇慶）傳教。
因為隔絕太久的緣故，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歐洲，可以說一無所知。當利瑪竇於十六世紀最後一年（一五九九）到達北京，求見當時斷頭政治皇帝朱翊鈞時，政府高級官員在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書籍上，查不出有義大利這個地方，就堅決否認世界上有義大利的存在，幸而會典上載有大西洋國，於是利瑪竇只好承認他就是大西洋國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隊在中國有很好的收穫，初次到廣州四十年後的十六世紀六○年代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涼的小小澳門半島，劃給葡萄牙，作為西洋各國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門太過於狹小了，顯然無法成為商業中心，他們要求進入南中國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廣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紀收復台灣，不再受海上威脅之後，才於十七世紀八○年代一六八五年，開放廣州作為商埠。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的商船隊和商人，洶湧而至。不過這時候的中國已非馬可孛羅時代的中國，西洋也非馬可孛羅時代的西洋，東方和西方互不相識，互不了解，各懷著跟對方相異的觀念和相異的價值標準。
對於西洋的通商貿易，中國所表現的是一種憐恤的態度。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社會，一切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國的產品。尤其是一些鄰國的文化程度相當落後，面積人口又小又少，中國不僅是萬王之王的天朝上國，而且也是物產豐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因小國林立而產生的狹隘的國家觀念，更沒有西洋那種因同樣因素而產生的貿易觀念。只有對藩屬國和進貢國，中國必須負起宗主國的責任，才准許他們前來中國貿易。如果他們對中國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絕中國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國的逃犯之類，中國即停止貿易，作為一種懲罰，這懲罰通常都會使對方屈服。
中國對西洋的白種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猶如白種人對中國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一樣。雖然中國人也曾有一小部份見過歐洲人，並跟他們打過交道做過生意，但這少數人並不能改變大多數人的意見，上自皇帝和統治階級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擺地攤的窮苦小民，他們都堅信西洋人是一個沒有文化的野蠻民族，鼻子特別巨大，皮膚像死人一樣的蒼白，長著貓一樣奇怪顏色的眼睛，鬍子跟眉毛都是紅色的，腳長有三十五公分（一尺二寸），而且身上發出一種奇臭。這種長相已夠使中國人驚駭失措了，更可怕的事還有：英國王位竟可以由女兒繼承，女王逝世後，再由女王的子女繼承，這種改姓亂統的現象，使一向提倡忠於一姓，提倡宗法正統的傳統士大夫，認為英國顯然是無父無君的蠻夷之邦。而法國國王長髮披肩，常常烹食兒童，顯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活妖精。俄國女皇更糟，經常更換情夫，幾個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頭，再換一個接替，也屬於人妖之類。根據這些認定，中國悲哀的發現，西洋人跟犬羊沒有分別，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禮義廉恥仁義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認定的基礎上，中國人更進一步的認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質，他們又以牛奶作飲料，證明他們非吃牛奶、酪漿就不能維持生命。牛奶、酪漿不容易消化，膠結在肚子裡，必須吃大黃和大量飲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幾個月不吃的話，雙目就會失明，腸胃就會壅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時，最貴重的食品，莫過於大黃，即令最貧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掛一小口袋大黃，時常用舌頭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黃和茶葉，只有中國才出產，因之，野蠻的西洋人，必須依賴中國。中國只要拒絕通商，那就是說：中國只要拒絕賣給他們大黃茶葉，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於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對東方龐然大物的中國，深懷敬畏，奉命唯謹，並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喪失尊嚴的事。以跪拜禮來說，這個在以後不斷因它而鬧僵的最尊敬的禮節，西洋人開始時完全順從。十七世紀三○年代一六三七年，英國貿易團代表約翰威特，到了當時還沒有闢為商埠的廣州，就用雙膝著地的跪拜禮，晉見中國官員。五○年代一六五五年，荷蘭使節戈義爾，晉見中國皇帝福臨，也行三跪九叩重禮。上世紀（十八）二○年代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節亞勒散，晉見中國皇帝胤禛，同樣下跪。不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爭氣，他們互相排擠，互相使用醜陋的手段，向中國官員打小報告，甚至誣陷傾害對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國的歡心，以謀取多賺幾個錢。中國官員高高在上，當然也無法把他們瞧得起。
廣州既闢為商埠，西洋商人獲准進入廣州，中國稱他們為「夷商」，對他們有很多限制，諸如：夷商必須住在他們自己的「商館」之內，不准跟中國人接觸，一切由中國商人組織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貨物全部交給洋行，由洋行付給貨款。
──這仍是古老的傳統制度，回溯十六世紀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對「洋行」就可有一個概念。不過市舶司是政府經營，洋行是商人經營。
上世紀（十八）五○年代一七五九年，中國清政府頒佈了一項對西洋商人的管制條例，有左列重要規定：
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廣州貿易，過期就要回國或回澳門。
二、夷商在貿易期間，必須住在商館之內，不准攜帶武器，不准僱用中國僕婦。
三、夷婦不准進廣州。
四、在貿易期間，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園遊玩。
五、夷商不准坐轎。
六、夷商不准直接晉見中國官員，有所請求時，應寫妥呈文請洋行代轉。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購買東西，不准探聽物價，不准買中國書籍。
這個條例顯示出自十四世紀到本世紀（十九）約五百年之久，中國對西洋的畸形觀念，和商業上的畸形關係。所謂畸形觀念和關係，這是二十世紀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卻認為十分正常。
中國文明在大黑暗時代之前，遠超過西洋。十三世紀馬可孛羅眼中，中國簡直遍地黃金。可是十四世紀明政府採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時代開始，對所有的外來文化深閉固拒，中國遂跟西洋隔絕，遠落在西洋之後。
歐洲在十五世紀發生劇烈變化，西班牙發現新大陸，葡萄牙發現繞道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線。各國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陸續向東方發展，葡萄牙商船隊於十六世紀一○年代一五一七年，抵達廣州。六十年後的八○年代一五八○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抵達澳門，並於一五八三年，進入較為接近腹地的肇慶（廣東肇慶）傳教。
因為隔絕太久的緣故，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歐洲，可以說一無所知。當利瑪竇於十六世紀最後一年（一五九九）到達北京，求見當時斷頭政治皇帝朱翊鈞時，政府高級官員在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書籍上，查不出有義大利這個地方，就堅決否認世界上有義大利的存在，幸而會典上載有大西洋國，於是利瑪竇只好承認他就是大西洋國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隊在中國有很好的收穫，初次到廣州四十年後的十六世紀六○年代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涼的小小澳門半島，劃給葡萄牙，作為西洋各國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門太過於狹小了，顯然無法成為商業中心，他們要求進入南中國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廣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紀收復台灣，不再受海上威脅之後，才於十七世紀八○年代一六八五年，開放廣州作為商埠。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的商船隊和商人，洶湧而至。不過這時候的中國已非馬可孛羅時代的中國，西洋也非馬可孛羅時代的西洋，東方和西方互不相識，互不了解，各懷著跟對方相異的觀念和相異的價值標準。
對於西洋的通商貿易，中國所表現的是一種憐恤的態度。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社會，一切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國的產品。尤其是一些鄰國的文化程度相當落後，面積人口又小又少，中國不僅是萬王之王的天朝上國，而且也是物產豐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因小國林立而產生的狹隘的國家觀念，更沒有西洋那種因同樣因素而產生的貿易觀念。只有對藩屬國和進貢國，中國必須負起宗主國的責任，才准許他們前來中國貿易。如果他們對中國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絕中國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國的逃犯之類，中國即停止貿易，作為一種懲罰，這懲罰通常都會使對方屈服。
中國對西洋的白種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猶如白種人對中國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一樣。雖然中國人也曾有一小部份見過歐洲人，並跟他們打過交道做過生意，但這少數人並不能改變大多數人的意見，上自皇帝和統治階級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擺地攤的窮苦小民，他們都堅信西洋人是一個沒有文化的野蠻民族，鼻子特別巨大，皮膚像死人一樣的蒼白，長著貓一樣奇怪顏色的眼睛，鬍子跟眉毛都是紅色的，腳長有三十五公分（一尺二寸），而且身上發出一種奇臭。這種長相已夠使中國人驚駭失措了，更可怕的事還有：英國王位竟可以由女兒繼承，女王逝世後，再由女王的子女繼承，這種改姓亂統的現象，使一向提倡忠於一姓，提倡宗法正統的傳統士大夫，認為英國顯然是無父無君的蠻夷之邦。而法國國王長髮披肩，常常烹食兒童，顯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活妖精。俄國女皇更糟，經常更換情夫，幾個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頭，再換一個接替，也屬於人妖之類。根據這些認定，中國悲哀的發現，西洋人跟犬羊沒有分別，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禮義廉恥仁義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認定的基礎上，中國人更進一步的認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質，他們又以牛奶作飲料，證明他們非吃牛奶、酪漿就不能維持生命。牛奶、酪漿不容易消化，膠結在肚子裡，必須吃大黃和大量飲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幾個月不吃的話，雙目就會失明，腸胃就會壅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時，最貴重的食品，莫過於大黃，即令最貧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掛一小口袋大黃，時常用舌頭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黃和茶葉，只有中國才出產，因之，野蠻的西洋人，必須依賴中國。中國只要拒絕通商，那就是說：中國只要拒絕賣給他們大黃茶葉，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於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對東方龐然大物的中國，深懷敬畏，奉命唯謹，並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喪失尊嚴的事。以跪拜禮來說，這個在以後不斷因它而鬧僵的最尊敬的禮節，西洋人開始時完全順從。十七世紀三○年代一六三七年，英國貿易團代表約翰威特，到了當時還沒有闢為商埠的廣州，就用雙膝著地的跪拜禮，晉見中國官員。五○年代一六五五年，荷蘭使節戈義爾，晉見中國皇帝福臨，也行三跪九叩重禮。上世紀（十八）二○年代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節亞勒散，晉見中國皇帝胤禛，同樣下跪。不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爭氣，他們互相排擠，互相使用醜陋的手段，向中國官員打小報告，甚至誣陷傾害對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國的歡心，以謀取多賺幾個錢。中國官員高高在上，當然也無法把他們瞧得起。
廣州既闢為商埠，西洋商人獲准進入廣州，中國稱他們為「夷商」，對他們有很多限制，諸如：夷商必須住在他們自己的「商館」之內，不准跟中國人接觸，一切由中國商人組織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貨物全部交給洋行，由洋行付給貨款。
──這仍是古老的傳統制度，回溯十六世紀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對「洋行」就可有一個概念。不過市舶司是政府經營，洋行是商人經營。
上世紀（十八）五○年代一七五九年，中國清政府頒佈了一項對西洋商人的管制條例，有左列重要規定：
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廣州貿易，過期就要回國或回澳門。
二、夷商在貿易期間，必須住在商館之內，不准攜帶武器，不准僱用中國僕婦。
三、夷婦不准進廣州。
四、在貿易期間，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園遊玩。
五、夷商不准坐轎。
六、夷商不准直接晉見中國官員，有所請求時，應寫妥呈文請洋行代轉。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購買東西，不准探聽物價，不准買中國書籍。
這個條例顯示出自十四世紀到本世紀（十九）約五百年之久，中國對西洋的畸形觀念，和商業上的畸形關係。所謂畸形觀念和關係，這是二十世紀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卻認為十分正常。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7/2/3 下午 09:51:29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