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前言
西元1593年 (明萬曆二十一年 朝鮮宣祖二十六年 日本文祿二年)，農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雙方在朝鮮王京（今首爾）以北的碧蹄館，爆發了一場短促而激烈的戰鬥，史稱“碧蹄館之役”。此次戰役的規模，較之此前的平壤、此後的晉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戰均有未逮，卻由於其在這場戰爭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成爲中、日、韓三國史學家長久爭論的話題。
1593年初，繼平壤戰役大敗小西行長之後，明朝的近四萬援朝部隊在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的指揮下大舉南下，日軍各地守軍望風而走，鳳山的大友吉統，白川的黑田長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紛紛向南撤退，明軍幾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內收復失地五百餘裏，朝鮮三都八道，已有二都（平壤、開城）五道（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咸鏡）的大部分地區落入明軍掌控之中。
而正於此時爆發的碧蹄館之役，卻使明軍一瀉千里的攻勢戛然而止，李如松主力退回開城，開始傾向於和談，而日軍則藉此贏得喘息時間，重新收縮集結兵力，確保了對朝鮮南方的控制。
關於此戰，中、日、韓三國都有許多記載。筆者所能查閱到的資料，中方史籍有明朝援朝經略宋應昌所著《經略復國要編》、將領錢世楨的隨軍記錄《征東實紀》、兵部職方主事茅瑞征所著《萬曆三大征考》，以及明朝史檔《明史》、《明神宗實錄》。近代研究則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松東征考》、李光濤先生所著之《朝鮮壬辰倭禍與李如松之東征》、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關係史》等。朝方的記載，有當時官居李朝領議政兼都體察使（相當於首相）的柳成龍所著《懲毖錄》、朝鮮史檔《李朝宣祖敬昭實錄》，以及申炅《再造藩邦志》、趙慶南《亂中雜錄》等裨史。日方資料，則有舊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 朝鮮役》、中野等著《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北島萬次著《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曾根俊虎《日本外戰史》、青木輔清《朝鮮征伐記》、野村銀次郎《朝鮮軍記》等。
但就是這些來自三國各自的權威資料，對這同一場戰役的記述卻分歧極大，屢屢出現互相矛盾，彼此抵觸的問題，也令後世的學習者們困惑不已。筆者不才，願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試對三國史料進行一下分析總結，希望能求同存異，達到稍稍理清這一段歷史的目的。
愚以爲，以當時三國所處的歷史環境和各自立場，在文書記錄中出現誇大自軍戰績，貶低敵人的情況是很正常的；而又由於資訊不暢、情報不通，即使一些無關勝負的記錄，也難免在對手或第三方筆下出現誤記。因此，一般性的資料資料，己方自己的信史記載應更爲可靠，而當事關勝負戰績之時，第三方的中立觀點就顯得難能可貴，幸運的是，在碧蹄館這場戰鬥中，朝方“將官隨行者只高彥伯等數人而已”（《宣祖實錄》），與其說是明朝盟軍，不如說更像一個軍事觀察小組的角色，無形中處於了第三者的旁觀位置，而此戰之後因李如松堅持退兵而與朝方柳成龍等産生的矛盾衝突，又使朝方的中立心態得以加強，故此，筆者在分析這段歷史的時候，更多的採信了朝方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