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即日本海盜。　　

倭寇對中國的傷害，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上上世紀（十四）末葉到上世紀（十五）三○年代，是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侵犯。第二階段，從本世紀（十六）二○年代到六○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燉在位期間），則是中國明政府官員貪污和政治黑暗召來的外侮。　　

十四世紀末葉，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統治的革命領袖方國珍的勢力，雖然被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併吞，但他的若干部屬，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結，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簡單的頭腦無法處理廣闊的海洋上的事務，於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國漁民們捕魚，而且把沿海漁民和船戶，統統編入軍籍，改做戰士。這種作法只能傷害民生，不能根絕海盜。適逢十四世紀九○年代日本南北朝結束，南朝被併，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臣僚，向中國發展，也加入了海盜行列，聲勢就更浩大。　　

上世紀（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變閉關政策，一面准許日本跟中國作正規的貿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請他加強海禁。足利義滿雖然拒絕日本國王的封號，但對正規貿易感到滿意，所以對騷擾中國的海盜，嚴厲剿捕，沿海社會秩序遂漸漸恢復正常。　

　──日本這時已十分中國化了，處處模仿中國，但中國對日本卻一直像瞎子一樣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紀，還不知道日本有一位萬世一系的天皇，而總是把他的征夷大將軍（幕府）或最高執政官（關白）當作國王。　　

中國沿海保持八十餘年的平靜，然後進入第二階段。　　

本世紀（十六）二○年代一五二三年，日本兩個商船隊，一隊由宗設率領，一隊由瑞佐率領，先後到達當時中國東方最大的港口寧波（浙江寧波）。宗設先到，瑞佐後到。依照中國規定，商船到達後，由市舶司（海外貿易管理處•海關•招待所混合機構）檢查報稅，並設宴款待。先到的先檢查，坐上座；後到的後檢查，坐於次位。瑞佐後到，當然後檢查和坐於宗設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個無微不至的貪污集團，瑞佐的一個翻譯人員宋素卿，把重賄送給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監）賴恩（市舶司首長是一個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擔任，合法的收入呈獻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於是，賴恩就先檢查瑞佐的貨物，並在宴會時請瑞佐高高上座。宗設氣得暴跳如雷，要毆打瑞佐。賴恩袒護瑞佐，更暗中幫助他準備軍械。宗設無處申訴，就攻擊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設追擊，沿途燒殺，奪船出海回國。　　

明政府的反應不是檢討錯誤，而是認為一切罪過都由於貿易，就把市舶司撤銷，一些高級官員堅持這樣作才能發揚中國的國威。　　

問題是，政府主持的貿易機構雖然撤銷，但貿易不會停止，只不過由政府轉到了民間。日本商船隊到達後，改由當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為代理店。最初雙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國富商積欠日本商船隊的貨款日多，最多的達一萬餘兩，少的也有數千兩。日本人不斷討債，那些富商使出種種推拖手段，等到實在推不下拖不下時，就索性逃的無影無蹤，明政府對這種騙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隊吃了啞巴虧後，只好轉而委託有聲望絕不致逃掉的「鄉紳」，想不到鄉紳的手段更為毒辣，積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隊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島嶼坐索。鄉紳們大為煩惱，最後想出了砸鍋補鍋妙計，他們警告地方官員說：「倭寇為患，不是突發的，有它的歷史性，現在又橫行海上了。聽說他們殺人掠財，無所不為，如果不早日撲滅，恐怕有嚴重的後果。」政府官員跟鄉紳是一個鼻孔出氣的，果然出動軍隊，要把討債的日本商船隊當海盜進剿。鄉紳卻適時的向日本商船隊透露軍隊出動的消息，教他們逃走。日本商船隊十分感激他們的照顧，欠債就更多起來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詐欺花樣，日本商船隊被愚弄了二十餘年。最後，到了四○年代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隊的忍耐達到飽和，就佔領了若干島嶼，誓言得不到債款，決不回國，中國如果用武力對付他們，他們就用武力對抗。　　

鄉紳們發現法寶已不靈光，只好請明政府的軍隊真的向日本商船隊攻擊，日本商船隊早已準備妥當，從本國帶來的武裝部隊，即登陸應戰。並把那些進剿的明政府軍隊擊潰，索債軍跟在潰兵屁股後，一波一波的攻城掠地。於是戰鬥蔓延三省：浙江、福建、南直隸（江蘇省）。日本正當的貿易商人，遂被迫變成「倭寇」，他們因對明政府官員和奸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憤怒加到所遇見的無辜的中國人身上，所到之處，備極殘酷。　　

這場災禍歷時十九年之久，到了六○年代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將領戚繼光，才把已失去索債初意，全成為海盜的日本最後一支突擊部隊，在仙游（福建仙游）消滅，倭寇才告平息。中國為那些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價是數十萬人死亡，和廣袤五十萬方公里的富庶地區全部殘破。──僅杭州一城，日本所殺的中國人的血，就匯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