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二戰時期德日法西斯建立了政治、軍事同盟關係，但實際上兩國間矛盾極大。根本就不是什麽“好哥們”！這裏僅僅從兩國在對蘇聯和中國的外交政策的相互衝突這個角度，對兩個法西斯國家間的矛盾做一剖析。
1936 年11月25日，德日兩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建立了政治同盟；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又於柏林簽訂了《同盟條約》，建立了軍事同盟。其後，三大法西斯加快了對外擴張的步伐。表面看，全世界的法西斯勢力加強了聯合；實際上，他們的同盟並不是如其所謂的鋼鐵一般的堅固，三國之間各懷鬼胎，尤其是德日兩國間矛盾極大。其根本原因是兩國互相矛盾的征服戰略（而不是希特勒宣揚的雅立安民族優越論引發的德日種族隔閡）；對中國和蘇聯的不同態度爲其主要表現之一；其緩和是由於雙方對外政策的調整；其影響則是使軍事同盟名存實亡，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德日兩國的征服戰略及其矛盾之處：
二戰初期，對德國言，希特勒的計劃是首先和英國達成全球性的妥協，以便德國能在歐洲大陸上自由行動，逐個孤立其鄰國，以閃電戰方式將其一一擊破。接著揮戈東向，打垮蘇聯，奪取地理上的原料基地。最後，擁有強大艦隊的德意志帝國將與英美決戰於海上，奪取世界霸權。
對日本而言，早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及其後的《田中奏摺》中已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公式。當然，在具體的侵略方向上，日本內部亦是意見不一。從日俄戰爭到蘇俄建立再到二戰結束，日本一直對蘇聯懷有極大的敵意，以至於陸軍主張“北進論”。又由於與蘇衝突的接連失利及對東南亞資源的渴望，以海軍爲主的勢力主張“南進論”。而內閣由於體制上的缺陷無法駕禦軍部，其外交政策成爲軍部行爲的“擦屁股紙”，侵略方向上更是朝三暮四，無所適從。自己內部都無法統一意見，更談不上與盟國協調了。
德國的政策是先西歐後東歐（故必先穩住蘇聯），先陸地後海洋（故必先穩住英美）。所以，對蘇聯，德國希望日本在其發動對蘇戰爭前勿與之衝突，在其與蘇開戰後從蘇聯後方牽制之；對歐美，則希望利用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的侵略吸引英美的注意力，牽制英美的軍事力量；對中國，則採取騎牆和調和的政策，既利用日本的實力，又利用中國的資源。但日本向來重利輕義，不會如德國希望的那麽配合，前面已提過日本內部的不統一，在外交政策上，日本更是大行投機主義，且對德國的外交策略不僅不配合，甚至連理解都談不上，尤其是對德國的對蘇、對華政策十分惱火。兩國戰略的分歧甚至對立，使其無論政治的或軍事的聯合都是貌合神離，有名無實。
二、對華、對蘇政策的矛盾的具體表現
對蘇聯政策
1936年，德日兩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時就包含了直接針對蘇聯的秘密附件。反共、反蘇既是他們穩定西方的煙霧彈，也是他們原先的目的之一；只是當時的聯合還只限於政治領域。但當1938 年兩國準備進一步締結軍事同盟時，在一系列問題上産生了分歧，尤其是在對蘇聯的政策上。德國建議締結一個既針對蘇聯又針對英美的軍事同盟條約，並規定一旦締約國之一捲入戰爭，其他締約國將立即予以軍事援助。日本則擔心締結廣泛而緊密的盟約會使日本失去外交上的迴旋餘地，特別當日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時，過多樹敵只會使日本處於更爲不利的戰略態勢。所以日本主張同盟條約只針對蘇聯，不包括英美；締約國不承擔“自動參戰”的義務，是否要參戰要經過“協商決定”。日本希望德國配合他的“北進”計劃，這與正在向捷波擴張的德國欲利用日本牽制英美的意圖是背道而馳的。後希特勒雖有一定讓步，同意“協商決定參戰與否”，但日本仍堅持自己的立場寸步不讓，使談判陷入僵局。由於德國進攻波蘭的日期迫近，而三國同盟又遲遲不決，這使德國不得不背著日本秘密地與蘇聯談判以孤立波蘭，終於在1939年8月23日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這就違背了與日本在《反共產國際協定》中的秘密協定，使日本的“北進”計劃失去外援，再加上日蘇諾門坎衝突中日方的失利，使“北進”計劃的實現更加渺茫。日本平沼內閣不得不因此發表了“複雜離奇”的聲明，以此爲由總辭職。這件事日本稱之爲德國對其的第一次背叛。
日本感到被抛棄的同時不得不調整對蘇政策，“南進論”擡頭，並且中止了締結軍事同盟的談判。不料就在其與蘇剛剛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不到三個月，德國再一次“耍”了日本—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了。可笑的是，其前的《三國同盟條約》簽訂時，德國還有意做日蘇接近的仲介。而《三國同盟條約》與《日蘇中立條約》本身又是矛盾的。德國再一次打亂了日本的計劃，使其“南進論”的實施又差點泡湯，難怪近衛文磨稱之爲“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的第二次背叛行爲”。而日本由於短視的、機會主義的對外政策，輕率決定了南北並進論，最終形成了與美蘇均爲敵的不利局面。日本對蘇外交的連連失利，一方面是與德戰略相矛盾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其二元外交、短視外交長期執行的必然後果。
對華政策
自魏瑪共和國以來，一次大戰後德國的對華政策均是十分友好的，至納粹德國初期仍是如此。（雖然政府與軍工界有著不同的計劃）原因很複雜：一方面，一次大戰後德國與中國雖分屬敗勝兩個集團，但均爲被壓制的國家，政治上同病相憐；另一方面，德中雙方均認爲發展友好關係是有利可圖的，中國方面，歷史上中德兩國積怨少，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官長期對德國抱有好感。
德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即悄悄重整軍備；在凡爾塞體系的嚴密封鎖下，中國成爲絕好的軍備資源基地，同時又是軍工産品的理想銷售市場，還是德國重工業投資的潛在地區。對中國而言，德國不僅提供了一種現代化的榜樣，而且又是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重要的軍事顧問和武器供應商。雙方的互相需求使兩國關係相對於同一時期的中外關係而言更加平等。
希特勒上臺後，表面上德國的對華政策仍是魏瑪時期的繼續，以至於“九一八事變”至“七七盧溝橋事變”期間德國軍事顧問訓練了大批的中國軍隊，無論是編制、武器還是服飾都是德式的。實際上，希特勒有著自己的打算：對德國的征服世界的計劃而言，日本比中國有著更重要的作用，北可牽制蘇聯，南可牽制英美；而中國則只有資源，沒有實力，不符和希特勒的盟友要求，[ 伊犁將軍以爲“弱國無外交”這句話不但表現在與敵對國家的外交關係上，也表現在與相對友好的國家之間，弱國在國際社會想找一個盟友也很難。] 雖然中國豐富的戰略原料對德國的戰備很重要，但這只是戰前及戰初的意義，一旦德國以閃電戰征服了歐洲，獲得新的原料基地後，中國便沒有太大價值了；即使有，也是在德國征服蘇聯之前，或許還可能發揮一點牽制作用。在希特勒的棋盤上，中國只是個隨時可抛棄的小卒罷了。但由於時機的不成熟，德國還不能立即抛棄中國；再加上德國國內軍工界的在華利益，使德國不得不在中日的對抗中採取一種騎牆的政策。一方面繼續向中國提供包括軍事顧問和武器在內的各種支援；另一方面對日保持友好的盟國態度。七七事變後，德國甚至反對日本的全面侵華行動。“德國警告日本‘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他們的行動’，甚至認爲日本的行動與‘反共產國際協定’相抵觸，因爲它阻礙了‘中國的統一，從而爲共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幫助’。”爲了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德國甚至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試圖做中日調解的中間人，後因日本的得寸進尺而使調解破裂。1938年，爲了能與日本簽訂軍事同盟，德國不得不開始犧牲在華利益。希特勒主動修改對華政策，親華的國防部長被撤職，承認僞滿州國，停止對華軍事援助，撤走軍事顧問團和駐華大使。但日本並不十分買賬，結果軍事同盟條約談判陷入僵局。對日本而言，德國在華勢力的存在、對中國的軍事援助，無論從何種目的上講都是對其侵華計劃的破壞。早在1934年的“天羽聲明”的發表，不僅是針對英美等國，同時也是陣對德國的在華軍事顧問團的。日本對德國以私人公司的名義對華提供援助亦十分惱火，卻又無法正面解決之。德國爲了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而在對華政策上向其妥協當然使它高興，但日本並不打算讓德國分享在華利益。改變對華政策後，德國資本家的在華利益遭受巨大損失，與僞滿州國的貿易根本無法彌補這個缺口。而日本也正在報復性地排擠德國的經濟勢力：“一位喝醉酒的日本軍官向他的一名德商朋友透露，儘管德日是好朋友，但德國人終將會被踢開。” 可見德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妥協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
結論
二戰是由德意日法西斯爲一方進行的。我們平時只是將他們籠統地概括爲軸心國集團，並不十分注意他們內部之間的矛盾。實際上，與同盟國之間的勾心鬥角一樣，軸心國之間亦存在著大量的矛盾與衝突。其矛盾的根源則是各國不同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全球戰略。本文所想表明的德日兩國在對蘇、對華政策上的矛盾其實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在真實的歷史中，法西斯軸心國之間的內部矛盾遠不止此。或許，他們之間的矛盾要比同盟國之間的矛盾還大。正因爲這些矛盾的存在，使軸心國之間的聯合貌合神離、有名無實。這也是他們失敗得如此之快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