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指的就是像西施這樣的人。
越滅吳後，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個千古之謎。傳說和歷史的真實相駁詰，千年之下，聚訟紛紜。但歷史總是留有有意無意的後門，官方刀筆吏的指縫間也常常洩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歷史學家為什麼總是視而不見呢？
那時正是春秋時期，諸國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動。吳越爭戰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國的兩個幫派借著吳越泄私憤，兩國的王們倒似乎是陪襯和佈景了：吳國起決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孫武和伯嚭，越國是文種和範蠡。
臥薪嚐膽的故事婦孺皆知。伍子胥輔佐吳王闔廬伐越，闔廬被越軍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囑兒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後夫差大敗越王勾踐，勾踐攜妻赴吳國為人質。大臣文種和範蠡設計賄賂吳國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構陷伍子胥，並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踐。勾踐回國後，臥薪嚐膽，最終於西元前473年伐吳，徹底滅了吳國。吳王夫差自殺而死，自殺的時候蒙著面孔，說：我沒有臉去見伍子胥啊—此前數年，夫差“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這又是一個著名的故事。不知為什麼，古人的行為中總是蘊含著一種極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伍子胥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來，置吳東門上，幸災樂禍地觀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蘇州尚存胥門。伍子胥的臨終遺願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屍，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國語·吳語》)申胥即伍子胥。—請注意，此處第一次出現了“鴟夷”這種東西。鴟夷，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裝進“鴟夷”，壓上石頭，投到江裏，讓他永遠浮不上來，作為對伍子胥臨終遺願的報復。沒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讖，夫差被勾踐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吳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國語》、《史記》無載，直到東漢時期的《吳越春秋》，才出現她的儷影。至於西施的結局，更晚至北齊的《修文殿御覽》轉引《吳越春秋》載：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請注意，這是第二次出現“鴟夷”這種東西。越王勾踐仿照伍子胥之死，也把西施裝進“鴟夷”，壓上石頭，投之于江。但是奇怪的是，今傳的《吳越春秋》卻並無這段文字。至於民間盛傳的西施和範蠡相戀的故事，惟一的記載是唐朝的《吳地記》轉引東漢《越絕書》載：“西施複歸範蠡，同泛五湖而去。”但是同樣奇怪的是，今傳的《越絕書》也並無這段文字—看來，幾乎同時成書的《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歷史更迭的時間鏈中都有佚文；史書的類似命運，同樣大量存在於中國古代典籍之中，這是中國歷史的悲哀，也是自孔子以降官方修史的罪惡宿命。
西施到底是鴟夷沉江，還是與範蠡同泛五湖？似乎成了一個謎團。善良又善於自欺的民間選擇了後者。於是“美人計”西施故事的大團圓結局，撫慰了中國民間的好奇心。
但是“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的記載顯然是有所本的。《墨子·親士》篇中第一次提到西施之死：“西施之沈，其美也。”“沈”通“沉”。西施沉江而死，是由於她的美貌—墨子已然斷言無疑。墨子出生並成長於春秋末期，即吳越故事的尾聲階段，又是緊鄰吳越的魯國人，或耳聞或目睹吳越故事的壯烈活劇，當是最權威的見證人。血腥的征伐之下，厚黑的陰謀之中，哪有什麼大團圓的意淫烏托邦啊。
再看範蠡的結局。《史記·貨殖列傳》載：“範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又一次、第三次出現了“鴟夷”！越滅吳後，範蠡不辭而別，改名叫“鴟夷子皮”，前往齊國。“鴟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個人好好地姓範名蠡，後來離開齊國到陶(今山東定陶)的時候又改姓朱，卻偏偏在離開越的時候改名叫皮袋子，這難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嗎？“鴟夷子皮”，這是什麼樣的名字呀！難道複姓“鴟夷”，名“子皮”？這件離奇的舉動發生在西施沉江之後，因此是範蠡和西施相戀的鐵證！
西施鴟夷沉江，範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於湖上，為了紀念刻骨銘心的愛人，范蠡拋棄了基本的更名原則，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鴟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鴟夷為名。愛情，只有愛情，刻骨銘心的愛情，才能解釋如此離奇的舉動，也才能稍稍撫慰一顆破碎的心。這個名字不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踐的殘忍手段，公告了範蠡和西施的生死戀情，同時草蛇灰線，傳遞出範蠡和越王勾踐的恩怨糾纏。
—臺灣小說家高陽如此解釋範蠡自稱“鴟夷子皮”的緣故：
鴟夷是用牛皮或馬皮做的酒囊，用得著時，虛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著時，不妨掩而藏之，範蠡以此自況，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說，吳王夫差賜屬縷劍，命伍子胥自殺，用鴟夷盛了他的遺體，投之于江，所以範蠡自稱鴟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高陽《清官冊》)
二說皆非。前者無法解釋為什麼後來齊國請範蠡做相的時候，範蠡拒絕的原因。既然“君子用行舍藏”，齊國請他做相，正是君子“用”的時候到了，為什麼還要“藏”起來呢？後者直以範蠡自為越王罪臣，就更離譜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藏良弓和烹走狗的人不仁義，並非“良弓”和“走狗”有罪在前。況且範蠡本非越人，乃是楚人，本來就是四海遊蕩，輔佐越王只不過是想成名立業，試一試自家本領如何，功成身退，再繼續遊蕩四海，何罪之有？
歷史學家們閉目塞聽，不願深究範蠡何以自況“鴟夷子皮”的真正原因，也許仍然是“成王敗寇”的心理慣性使然，因為西施之死揭破了帝王霸業之後的骯髒秘密；可是他們也錯過了考證出西施和範蠡相愛的鐵證的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