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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季宣統末年中秋節過後的第二天，南京城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內，客廳中有許多人在開會。他們都是南京佛學研究會和金陵刻經處的人員，開會的目的，是要選出一位新會長。老會長臥病在床，病情日重，所以授意他們選出一位新會長來。其次，就是老會長如果一旦不諱，如何維持金陵刻經處的存在，並使刻經事業延續不輟。
下午五點鐘，會議尚在進行的時候，內宅傳出了消息，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佛學研究會的老會長、一代佛學大師楊仁山文會老居士，已經安詳往生了。這是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七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楊仁山享年七十五歲。
兩天之後(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末幾中華民國誕生，由秦始皇以後歷時兩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專制政體終告結束。
楊仁山，名文會，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後來改為石台縣。他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家中。
文會的父親朴庵公，於道光十七年文會出生之前，鄉試中了舉人，接著又添了兒子——在五個女兒之後的第一個兒子，可算是雙喜臨門。更可喜的是，在生兒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朴庵公上京會試，殿試中了進士，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進士，授職京官部曹，一家人遷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長大的。
文會三歲時，他的父母就為他訂了親，對方是石埭鄉間蘇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歲。那時民間習俗，男孩訂親，女方總要大幾歲，一來可以照管丈夫，二來可以為家庭增加人手。習俗如此，並非楊家一家為然。
數年之後，文會已八、九歲了，石埭鄉間蘇家寄來書信，告以蘇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損了容顏。蘇父在信中說∶「我女已殘廢，汝家可另婚娶。」
這時，文會的母親孫太夫人，就以此事徵求兒子的意見，不意文會卻說∶「訂婚在前，出天花在後，不應改變婚約。再者，在人道上，殘廢人我若不要，則以後她將嫁何人?」
既然兒子這麽說，婚事就定下來了。
文會十一歲時，朴庵公帶他去見曾國藩——朴庵公與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頗有交誼。文會在曾公面前應對快捷，有問必答。曾公奇之，對朴庵公說∶「此子天資聰穎，可及早安排他去應試。」
朴庵公尚未回答，文會卻接口說∶「我何必在異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朴庵公聞言大驚失色，曾公則微笑不語。
臨別時，曾公說∶「此子將來必有大用。」
這以後，不論朴庵公夫婦如何勸說，文會終生不曾下過考場。〈楊仁山居士事略〉稱∶
居士童時，示現遊戲，條理秩然。九歲南歸，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為樂。性任俠，稍長，益復練習馳射擊刺之術。
這就是文會青少年時期的縮影。
文會十六歲那一年，父母為他在家鄉完婚。新婦進門之後，夫婦和睦相處，文會並沒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滿，而蘇夫人也確是治家能手，把家務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幹女人一樣，性情剛烈，脾氣很大。她絕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所自卑，她處理事情果決明快，就是不大遷就別人。
朴庵公夫婦總覺得兒子受了委曲，朴庵公勸兒子可另行納妾，孫太夫人勸兒子要振夫綱，莫要事事順從妻子。文會對他的父母說∶「我的妻子本來醜陋，別人已經看她不順眼了，我若不敬她愛她，說不定別人就要欺侮她了。至於說納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夠孝順父母，料理家務，生男育女，這也就夠了。要說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須由我自己選擇，兩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愛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計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朴庵公夫婦被兒子說得啞口無言，此事只得作罷。
就在文會完婚的前兩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據了蒙山縣，定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咸豐二年，由廣西進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吳三桂起兵時留下的大批軍械，太平軍順流而東，下漢陽、武昌、繼續東下，破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攻下了南京。
這時，受了戰爭的影響，文會一家十多口也開始轉徙避亂的生活。他們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蘇，而浙江，最後在杭州安居下來。
大約在咸豐八年，文會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到曾國藩的軍中去效力過一段時間。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有如下的敘述∶
曾國藩邀祖父去辦軍務，屢次很得奇功。一夜，祖父到曾處談時事，說到滿清之腐敗，祖父提議說我們何必自相殘殺，為異族犧牲?曾公微笑不答。第二天，對祖父說∶汝父年已老，並且後方軍需也非常重要，現派汝去辦理一切軍需，可是你不能置我於危險地位，切記!切記!祖父明白他的用意，當時就回到杭州。
文會回到杭州，大約是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楊家在杭州是逃難性質，租賃的住宅並不寬大。後來，楊家隔壁遷來了一家鄰居。這家鄰居的住宅，前面與楊家隔壁，兩家各有門戶，而後面院子卻無牆可隔，和楊家共一個院子。這家鄰居，也是外地遷來避難的，只有姑嫂兩人帶一個小孩。即與楊家是共院的鄰居，難免和楊家婦女有往來。有時和楊老太太閒話家常，有時向楊家借點零星東西。兩家只有文會一個人是年輕力壯的男人，遇有什麽重工作，楊老太太就會找文會為鄰居幫忙。就這樣，天長日久，文會和鄰家那位姑娘牽引出一段情緣。
鄰家那位姑娘不但知書識字，還會作詩填詞。她每天除了看護侄子外，就是讀書吟詩。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會和那姑娘接觸多了，才發現她不僅粗通文字，而是一個極有成就的才女。
文會在十幾歲時就曾說過∶「要說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須由我自己選擇，兩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愛才行。」現在果然被他選擇到了。他愛慕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也愛慕他。兩人情苗漸長，愛意日深，周圍的人自然也感覺得出來。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會的「並妻」。
文會以此事和父母商議，朴庵公十分贊成，楊老太太卻說∶「遲遲再說。」原來她的兒媳——文會的蘇夫人此時有孕在身，楊老太太說遲遲再說，意思是等兒媳生產，若是男孩，文會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會再娶，兒媳也就無所抱怨了。就這樣，這件是就擱置了下來。
不意蘇夫人十月懷胎期滿，一舉得男。這一來，楊老太太站在兒媳這一邊說話了∶「妻已生子，無娶並妻之禮，若娶妾則可。」當然，這也是蘇夫人要說的話。
問題是，那個姑娘也是出身書香人家，哥哥在外省做官，斷無為人做妾媵之理。即使她願意，文會也斷不會讓他心愛之人受此委曲。
在宗法社會中，妻與妾之間，差別極大。《白虎通》謂∶「妻者，齊也。」妻與夫站在平等地位，而妾媵只比丫頭的身分高一點，是要受大妻管束的。「並妻」則不同，並妻俗稱「兩頭大」，彼此地位平等，不得互相侵犯。文會既然敬慕那位姑娘，斷無委曲她做妾之理。因此，斷然的對母親說∶「寧可不娶，也不能以此女為妾。」
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說∶「由於雙方固執不讓，婚事之議遂未成功。」
想像中，這是一場極大的家庭風波。蘇夫人才幹出眾而個性倔強，文會則果斷而又執拗。朴庵公和楊老太太也意見分岐——朴庵公支持兒子，老太太維護媳婦，兩老之間也難免不有所爭執。這件風波的結果，文會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而他和蘇夫人之間，也難免不以此而拉遠了夫婦的距離。
至於那位鄰家姑娘呢?想像中自然也是十分傷心。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會見面，還是遷居他處，甚而終身不嫁，黃卷青燈，以了餘年，原始資料中沒有說明，於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測了。
文會心中以後是否還有那位姑娘呢?〈我的祖父〉一文說∶
「經此一次打擊，祖父更覺世事無聊，就終日在西湖邊散步。一日，在湖邊書店裡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
趙文在「都不願過問了」一語下面，打了個括號，注釋說∶「或不盡然。蓋以後孫媳婦中，據祖父說三嫂最像該女，而對三嫂寵愛勝過別人。可見一個人情恨斬斷不是容易的事。」
楊仁山居士早期的傳記資料，有《楊仁山居士遺書》中的〈楊仁山居士事略〉、沈曾植撰〈楊居士塔銘〉、張爾田撰〈楊仁山居士別傳〉、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等，都不曾提到上面這一段「情緣」，也許是「為賢者諱」。但是，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如果沒有這一段情緣，或這段情緣有了圓滿的結果，也許就沒有以後的佛學大師楊仁山居士了。
文會遭此打擊，一時萬念皆灰，更感到世事無聊。他丟開公事家事，終日到西湖邊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邊漫步，在書肆中發現了一本《大乘起信論》，當即買下，置之案頭，家居無聊，讀別的書俱不愜意，拿起《起信論》來讀，不覺間不能釋手，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閱讀。讀了若干遍之後，忽然悟得論中奧旨，頓覺國事家事、愛情事業都是過眼雲煙。由此開始，他到處去求購佛經，埋首閱讀，他竟在佛經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處。
另有一說，謂∶「先是有不知誰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覺甚微妙，嗣於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
關於這一點，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特別辨明∶
一日，在湖邊書店裡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一說在安慶購得，乃誤，在安慶購得者乃《金剛經》)買回閱讀，日夜不離手，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
文會自從讀了《起信論》後，就開始到各書肆、寺院中去求購佛經。遇到親朋往他省者，就託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腳僧，就詢問人家來自何處寺院，寺院中有沒有佛經。他「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
朴庵公和楊老太太見兒子對佛經著了迷，心中憂愁，但又無可奈何;而文會的蘇夫人，是個剛烈倔強的女性，她對丈夫這般行徑，只有一聲不響，保持緘默，希望由時間來沖淡那一段家庭風波。
轉眼到了同治元年，文會二十六歲。洪楊的太平軍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現在進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強弩之末。是年，曾國荃大破太平軍，光復蕪湖，進圍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漸漸安定下來，楊家一家人就遷回安徽省會安慶居住。文會到了安慶，仍是埋頭在佛經中，不過問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邁的朴庵公病倒了，並且病情日益沈重。楊老太太眼見老伴臥病，而兒子鎮日裡念佛求道，不問世事，不由得心中憂急，忍不住責問兒子∶
「你父臥病在床，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和奶媳婦是婦道人家，你的孩子還小，似你這樣丟下家務不管，整日裡念經求道，我們這一家老小，將來可有何依靠?」
文會回答他母親說∶「我現在落身世界中，必盡我的天職，雖不求奢望，總能家人溫飽。我並非落髮為僧，不過是研究佛經，將來能廣大流傳，就是我的願心了。」
由夏入秋，天氣轉涼，朴庵公的病並未好轉，終至撒手西歸。一家人按照禮俗舉哀盡孝，做完七七，已屆寒冬。開春之後，文會全家把朴庵公的靈柩運回石埭，擇吉安葬。事畢回到安慶，趕上時疫流行，文會感染了時疫。病癒之後，適曾公國藩檄委他任米穀局事，他為了負擔家計，不得不出山任事。
同治三年，曾國荃攻克南京，忠王李秀成被擒，太平天國滅亡。隔年，李鴻章署兩江總督，當時南京城殘破不全，遂委文會「董江寧工程之役」。這樣，文會一家人由安慶遷居南京。
文會自咸豐末年開始學佛，四、五年來，只是個人摸索，沒有善知識可資請教，沒有志同道合朋友共同研究，甚至於找一本佛經都十分困難。要問江南文物薈萃之地，何以佛經如此難找?原來洪秀全起兵，是以「上帝教」為號召。太平天國統治下的軍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強迫信奉上帝教，不得信他教，拜他神。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曾說∶
嗣是所過之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
太平天國之亂，前後十五年，太平軍所過之處，寺院經像，蕩然無存。這就是楊仁山學佛的那個時代，佛經難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寧工程局期間，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於佛學頗有研究。二人一見如故，彼此切磋佛學。由王梅叔的介紹，又認識了邵陽魏剛己、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等人，都是有志學佛的人。他們不時聚會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才能普濟眾生。這時江南佛教文物經典毀於兵燹，如能刻印佛經，廣為流傳，實是弘揚正法、續佛慧命的不二法門。於此，文會的學佛，又進入一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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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文會在南京約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經費，創辦「金陵刻經處」。選覓善本、刻印經書，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第一部經書，是魏默深輯的「凈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妙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的合刊本。
魏默深名源，默深其子，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生，早於楊仁山四十三歲，他和龔自珍是同一時代的人。默深少有才名，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以屢試不第，三十四歲時從杭州禪宗學者錢東圃學釋典，潛心禪理。五十二歲中進士，數任縣令，六十歲致仕，專修凈土，自署名菩薩戒弟子魏承貫。他手錄「凈土四經」，交其好友周貽朴刊布流通。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在杭州僧舍坐化，享年六十四歲，金陵刻經處首刊的「凈土四經」，就是魏默深手錄，周貽朴刊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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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經處自同治五年創立，至宣統三年文會逝世，四十餘年間，刻印了經典兩千餘卷，先後流通經書百萬餘卷，佛像十餘萬幀，詳見本文附錄「金陵刻經處創辦始末」，此處不贅。
文會於同治十二年，辭去江寧工程局的職務，同時也辭謝了李鴻章函聘他到北方辦工程的差事(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駐節天津)而「屏絕世事，家居讀書」。在家中「參考造像量度，及凈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請高明畫家，在他的監督指導下，繪成了一幅「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懸在家中供奉觀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苹身泛舟遊歷蘇浙各地梵剎，並便中訪求各寺院古舊的經書，供刻經處刻版刊印。聞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剎，猜想也許會有古本經書，於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無所得」，並且在外日久，旅費用完了，幾至不能回家。
這時仍有老母在堂，而兒女相繼出世，多年辦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於刻經。為了家計，於光緒元年應聘到漢口主持鹽局工程-他多年辦工程，成了工程專家。他所經辦的工程，堅固省費，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後來他的長子楊自新也辦工程，南京獅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楊自新督造的。
光緒二年，漢口鹽局工程結束，文會應老友曹鏡初之邀約，到長沙去商議設置長沙刻經處的事。同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也約他湘鄉一晤。於是到了湖南。順道遊覽南嶽，登祝融峰。也去拜訪了曾紀澤。
紀澤是曾文正公長子，字頡剛，即世稱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時，遺命紀澤，謂楊某可堪重用。以是紀澤希望與文會見見面。光緒四年七月，朝命曾紀澤為出使英法兩國大臣，紀澤約文會同行襄助。文會便以參贊名義，隨曾紀澤到了歐洲，在歐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倫結識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條文雄。以後三十年間，他和南條保持友誼，不曾中斷。南條在日本為文會搜購得我國唐代散逸的佛經註疏近三百種，文會以之在刻經處刻印流通。
光緒六年，曾紀澤改派為出使俄國大臣，約文會同行，文會堅辭回國。曾紀澤要保舉他做官，他也堅辭不受。紀澤不得已，給他長子楊自新保舉了一個六品同知。
文會回家後，仍忙他的刻經事業。惟這時經書愈刻愈多，不但經書積存的多，而經版的積存也愈來愈多。木版印書，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個字，一本十萬字的經書，就要刻出五百片經版。古語「汗牛充棟」，指的就是竹簡或木版而言，文會為了解決經版保存的問題，他和刻經處的人去了幾次蘇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處永久的藏版之所，終以經費未集，土地也沒有購成，直到光緒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齡巷建了新宅，才解決了經版的保存問題。這所巨宅，他後來捐給了金陵刻經處，列為公產，迄今仍被列為政府保護的文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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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二年，貴池劉芝田出使英國，以文會曾隨曾紀澤使英，嫻於英國國情，堅約文會同行為助。文會情不可卻，仍以參贊名義隨行，二度赴英倫。文會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國政治制度，和工業發達的原因，領悟到泰西各國富強之道，在於以實學為本。他建議劉芝田，上種種條陳給清廷政府，無奈這時西太后當國，所上條陳有如泥牛入海。文會為此對時政頗感灰心。光緒十六年，劉芝田回國出任廣東巡撫，文會也由英回國。此後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經弘法為職志。
光緒二十一年，錫蘭人達磨波羅居士來華，由英國傳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紹，與文會在上海會晤。達磨波羅以復興印度佛教為目標，希望得到文會的支持。文會對達磨波羅的抱負十分贊同，曾計劃訓練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協助達磨波羅弘揚佛教，這就是他後來創辦「祇洹精舍」的原因。
文會晚年(六十歲以後)，追隨他學佛的弟子為數頗多，如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蒯若木、孫少侯、梅擷芸、歐陽漸等，是其著者。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稱∶ 惟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亦云夥矣。
光緒三十四年，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祗洹精舍。祗洹精舍是年冬季開學，翌年初春，太虛法師也入精舍就讀。《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載曰∶
春，大師以華山之策發，棲雲之慫恿，就學於南京祇洹精舍。凡半年，於古文及詩頗有進益。楊仁老授《楞嚴》，蘇曼殊授英文，諦老(諦閒法師)任學監。同學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與梅光羲、歐陽漸、邱 明，亦有同學之誼。
文會門下眾多弟子中，入民國後，實以太虛大師與歐陽漸居士二人最為突出。二人同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對近代佛學之復興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歐陽漸，字竟無，江西宜黃人，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以優貢出任廣昌縣教諭。受同鄉桂伯華之影響，從文會學佛。後以喪母、大病種種挫折，決計捨身為法，再到金陵刻經處，任校對經書之責。越年，文會病逝，以刻經處編校相屬。時值辛亥起義，革命軍攻南京，竟無於危城中守經坊四十日，經版賴以保全。
入民國後，竟無於金陵刻經處內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於內學院講《成唯識論》，門下學人畢集，如呂澄、王恩洋、聶耦耕、黃懺華、陳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門下。梁漱溟、湯用彤亦從而問學。梁任公亦受業兼旬，以病輟，報竟無書曰∶「自悵緣淺，不克久侍。然兩旬所受之熏，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
竟無後於內學院設法相大學特科，闡揚法相唯識之學。時，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緇素兩學院遙遙相對，雖屢有法義之諍，卻帶動了近代佛學的進步。
楊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緣」，促成他進入佛門，於佛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之創辦刻經處，影響到後來各地繼起的刻經處，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他之創辦祇洹精舍，門下人才輩出，促成了中國佛教的復興。他是近代佛教復興的啟蒙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韋爾契教授(Holmes Welch)譽之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文會可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