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在噶喇叭國（今印尼）經商十五年的福建人陳怡老，以「交結外國」「誆騙財物」等罪被抄家、充軍。

八個多月前，陳怡老還在印尼擔任「雷珍蘭」，為荷蘭殖民當局打工， 混得風生水起。一回國卻遭受牢獄之災，消息傳到華人社區，影響惡劣。

 
不過在乾隆帝看來，海外謀生的華僑，都是「天朝之棄民」，是背父背君之人。這些人，他「概不聞問」。

清朝為何視華僑為仇讎？

「不戀故土之人」

乾隆十五年三月，陳怡老被押在獄待審。乾隆帝親自過問該案，在上諭中，皇帝認定，「此等匪民，私往番邦，即干禁例」。

乾隆帝提到的「禁例」，指康熙末、雍正至乾隆初年的一系列海禁政策。

康熙五十六年，為應對海盜騷擾，康熙帝下令禁止民眾前往呂宋（今菲律賓）、噶喇叭貿易，並要求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

禁令幾乎斷絕了那些想要回國的華僑的生路，使家鄉親人骨肉分離。鑒於此，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奏准，康熙五十六年前出洋之人限三年回籍。一些難以割捨故土的華僑放棄外國產業，紛紛歸國。

 
但三年過去後，仍有不少人滯留海外。至雍正時，原本放寬的禁令又收緊。雍正五年，皇帝雖然恢復福建一省的南洋貿易，但仍不同意僑民回籍，因為「存留彼地者，皆甘心異域，及五十六年以後違禁私越者」， 「在外已久，忽復內返，蹤跡莫可端倪，倘有與外夷勾連，奸詭陰謀， 不可不思患預防耳」。皇帝特別擔心華僑歸國搗亂，影響國家穩定。

於是，地方官被要求「寧可再加察訪」，「徐徐設法誘問，務悉其底里」。如果有偷渡回來的，「一經拿獲，即行請旨正法」。

另外，雍正帝還下令，如「無賴之徒，原系偷渡番國，潛住多年， 充當甲必丹，供番人役使，及本無資本流落番地，哄誘外洋婦女，娶妻生子，迨至無以為生，復圖就食內地以肆招搖誘騙之計者，仍照例嚴行稽查」。

乾隆帝登基後，再次起用康熙朝末年的政策，允許自康熙五十六年之前出洋之人，在三年內回籍。而恰在乾隆元年，陳怡老私自前往噶喇叭，「干犯例禁」，「負罪」出洋，頂風作案。到噶喇叭謀生後，處境卻十分兇險——他經歷了一場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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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溪慘案

17世紀以來，大量華人湧入印尼巴達維亞島（今雅加達），荷蘭殖民者認為其統治受到威脅，遂橫加諸多限制，然並未阻止華僑人數的增加。乾隆五年閏六月，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對所有華人拘留審查，引起華人反抗。八月十九日，殖民當局派軍警突襲華人社區，殺害華人近兩萬人，鮮血染紅城外的紅溪河水，史稱「紅溪慘案」。

消息傳到朝廷，乾隆帝是冷漠的，「天朝之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因為在朝廷看來，南洋是化外之地，民眾不珍惜文明之邦，背棄祖宗、君父，遠赴化外，是為不忠不孝、「天良喪盡」之徒，自然並非「吾民」。朝廷以儒家倫理貶低了僑民的身份。既然是「棄民」，朝廷就不可能過問他們的海外權益。這一態度，相當符合清朝一以貫之的華僑政策。

 
「棄民」陳怡老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十年後，待其拖家帶口意欲榮歸故里時，「母國」的大牢亦同時敞開。

「私通外番」

乾隆十四年六月，陳怡老攜六七名家人以及其他「番人」計33人， 帶著大量銀兩啟程歸國，行至廈門時，改雇漁船秘密潛回老家福建龍溪縣，不料官員早已得知，他還沒踏入家門，就被捉住。

清朝此前厲行海禁，限制閩人出境的理由之一是僑民勾結外國勢力威脅國家安全。陳怡老亦難逃這一疑罪。

福建巡撫潘思榘告訴乾隆帝，陳怡老「私往噶喇叭，潛住十餘年」，在印尼充當「甲必丹」，還「攜帶番婦，並所生子女銀兩貨物」歸國，乾隆帝懷疑他「借端恐嚇番夷，虛張聲勢，更或洩內地情形，別滋事釁」。刑部奏准，「陳怡老應照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誆騙財物引惹邊釁例，發邊遠充軍」。

 
然而乾隆帝獲得的信息是錯誤的。陳怡老並未在印尼充當「甲必丹」，而是「雷珍蘭」，前者是荷蘭殖民當局的華人社區事務主管官員，後者只是協助甲必丹處理日常事務的副官。二者並無實權，頂多是充當華人與當局溝通的紐帶，「雷珍蘭」的實際權力更小。乾隆十五年三月，刑部奏準擬定的「交結外國」罪名，更可能是建立在錯誤的事實基礎之上。

但在當時條件下，取證已無可能。陳怡老百口莫辯，唯有認罪一途。於是陳氏所帶貨物全部被地方官沒收，家人盡數遣返印尼（一說老幼男女三十餘口盡數被害），所搭乘的貨船船主謝東發還受杖責、枷號示眾。

陳怡老的遭遇傳到南洋，影響十分惡劣。諸多欲歸國的華僑望而卻步，「自陳怡老獲譴之後，販洋之人，以為大戒。身家稍裕者，總不敢歸。即歸矣，吏役鄉保，嚇騙需索，其家立破。是販洋有室家之人，終無生還日，倚閭守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愁怨者何止數十萬戶」。回國後的僑民，不僅需要面對朝廷禁令的責罰，還有當地胥役等基層官吏的敲詐勒索，哪怕家財萬貫亦經不起這番折騰，最終落得個傾家蕩產的結局。

 
然而，即便朝廷設置種種障礙，也難阻斷僑民對故國的思念。陳怡老案後，仍有不少顯赫華僑試圖回國，結果是增加了更多類似的「陳怡老案」。比如乾隆十九年，福建官員抓到一名菲律賓華商、福建武舉人楊廷魁，他以進貢使團的副使身份回國，本想衣錦還鄉，卻被朝廷發配邊疆做苦力，財物被沒收。又如乾隆四十九年，三寶壟甲必丹華人陳歷生去世，他要求死後必須歸國安葬，棺材上岸後，官員以其「私通外國」 罪名扣押，後經親友賄賂大量財物，方才放行。

有家不能回，回家亦如身在異鄉。華僑之苦，莫此為甚。

心靈創傷

海外經商會惹來邊釁，威脅朝廷安全，這是清朝評估明代以來倭寇、海賊、鄭氏反清勢力擾亂沿海邊疆之後得出的結論。限制出境固然實現了所謂的「安靜」，但滋生了更多問題。

由於閩人被禁止下南洋謀生，當地不少人陷入赤貧，淪為盜賊。一部分人又往內地遷移，土客械鬥時有發生。而限制華僑入境，又在海外產生惡劣影響，母國不管，華人竟成孤兒。這一「集體記憶」，給華僑留下了巨大的心靈創傷。

 
乾隆十九年，皇帝對身懷故土之思的僑民再次格外「開恩」。陳宏謀奏准頒發《曉諭出洋貿易各民攜眷回籍檄》，其中提到「無論例前例後， 果因貨帳未清，不能依限回籍者，一概准其回籍」，意在鼓勵華僑歸國，但其中又附加種種條件，使誠意大打折扣。清朝要求，回籍的人，必須是「貨帳未清」者、「本身已故，遺留妻妾子女」者，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是「良民」，船戶應對此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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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

條件越多，為證明符合條件的手續越複雜，朝廷官員就越多刁難的手段，所謂「私通外番」這種在當時很難得以確證的政治罪名，更是一頂隨時可以用來敲詐勒索的帽子。檄文並不能打破華人歸國的夢魘，甚至到清末還依然存在。晚清詩人黃遵憲曾駐新加坡總領事，他曾寫下詩歌《番客篇》，其中就提到華僑歸國後，地方「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

豈不念家山 , 無奈鄉人薄。

一聞番客歸，探囊直啟鑰。

西鄰方責言，東市又相斫。

親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

曾有和蘭客，攜歸百囊橐。

耽耽虎視者，伸手不能攫。

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

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鱷。

借端累無辜，此事實大錯。

事隔百餘年，聞之尚駭愕。

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鍋？

黃遵憲光緒十七年（1891年）擔任新加坡總領事，詩中「聞之尚駭愕」 之事，即發生在百餘年前的乾隆、嘉慶年間，「陳怡老案」便是啟動華僑悲情敘事的第一道閘門。

華僑歸國障礙直到清末被西方打開國門之後才逐漸打破。隨著朝廷官員的頻繁出使，華僑雖在外國，仍不變服飾、不變髮型、懷念故國的舉動給官員留下深刻印象。光緒十九年，時任出使歐洲英、法等四國大臣的外交官薛福成上疏光緒帝，請求開放海禁，獲准。清朝最終廢除了自康熙末年以來推行的各條出海、入境禁令，諭令「外洋僑民聽其歸里， 嚴禁族鄰訛索，胥吏侵擾」。

「陳怡老案」百餘年後，包括南洋在內的所有僑民遂得以合法出入境， 已不再是「天朝棄民」，不再是「非奸即盜」，身份合法化，實現了權益保護的第一步。然而，此時的清朝日薄西山，正經歷著痛苦的國家轉型， 無力海外維權。這大概是乾隆帝萬萬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