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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小，但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鹽不但是生命所需，同時還是古代防腐劑，甚至是國家的生命。看看中國古代對於鹽的管理、政策就知道鹽是多麼重要。

商周兩代實行等級分封制，納「貢」代稅。所謂「青州厥貢鹽」，就是青州以「鹽」作為貢品，以代賦稅。當時，食鹽的產運銷由百姓們自己經營，官府僅在產地設官，督促民眾按時采煮。

但是春秋時期情況就開始有了變化，甚至是一個影響千古的變化。猗頓，本只是一個農民，後來在陶朱公的啟發下，把家搬到河東鹽池附近，專心搞起鹽業和畜牧生意，僅十年就成為富可敵國的「企業家」。鹽業經營的巨大商機和利潤，被齊國國相管仲看在眼裡，於是，他將食鹽的生產、運輸、銷售收歸國有，推行食鹽國營制度。齊國臨海，擁有豐富的海鹽資源。儘管在食鹽生產方面，管仲部分放權給百姓，但官府仍然嚴格控制生產者的生產時間和食鹽資源的管理。至於食鹽運輸，均歸官府統一運輸。除了為政府賺錢外，食鹽官府專運還能達到一定的戰略目的：對於那些不生產食鹽的諸侯國，一旦發生衝突就禁運食鹽。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早利用經濟制裁達到政治目的的案例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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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開放鹽禁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弛山澤之禁」，意味著食鹽國營政策被取消，民間可以「自由」開採、運輸和銷售。鹽官不再承擔食鹽的產、運、銷，只負責徵收鹽稅。漢武帝時，長期的對外衛國戰爭致使國庫日漸空虛。於是，武帝把目光投入到利潤豐厚的鹽鐵業，重新開始施行鹽鐵國家專營，以圖創收。對於私自煮鹽的人，除了沒收工具外，還要處以「釱左趾」，即給左腳戴上鐐銬的懲罰。官府以低價強制收購鹽民們生產的食鹽，轉手又高價出售，食鹽價格猛漲，百姓買不起，只能「淡食」。食鹽運輸等勞役也要征發百姓，這些都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隋到唐前期，和漢初一樣，採取官少管、促生產的執政理念。隋文帝立國第三年就宣佈廢除了鹽禁，凡是鹽池、鹽井，政府「與百姓共之」。唐初諸帝也基本繼承了這一方針。直到唐代中期，唐玄宗開始敗家，導致財政赤字，君臣一起想方設法生財創收，於是食鹽國營又被提上了日程。但唐中期後的食鹽國營制度，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叫做「榷鹽法」。所謂「榷鹽法」，是指食鹽國家專賣制度，由以前的官運、官銷制改為就場專賣制。也就是說，鹽民生產食鹽，政府低價買來，再高價賣給商人，由商人運輸到政府指定經銷店販售。這樣，政府不但控制了食鹽的貨源，也掌握了食鹽的批發環節，成為當時政府的主要經濟來源。

此後，雖然鹽政多有變化、管理機構和管理辦法更加細緻，除元代時而商運商銷、時而官運官銷外，其他朝代大體都遵循了榷鹽專賣制度。根據《天工開物》的說法，官府販賣鹽的價格要比成本高出十倍，可見其利潤之大。除此之外對比其他朝代的記載，官鹽賣得最貴的時候1斤可抵100斤糧食，最便宜的時候也能抵20斤。因為巨額的利潤，鹽行業的稅收正常情況下占比國家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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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除了官方售鹽，不得不提還有私鹽販子。食鹽專營及其鹽課收入是歷代政府的重要財源。鹽運使一向是個肥缺，制售販賣私鹽的行為雖然受到政府一再打壓，但在巨額利潤的刺激下，仍舊不絕如縷。這裡以乾隆三十年時鹽價為例，當時一引鹽在海濱一帶是0.64兩白銀，運到揚州後加上運費、鹽稅，達到1.82兩左右，從揚州運到東南六省零售價10兩左右，如此豐厚的暴利難怪當時拼了老命也要私販食鹽了。可以說，中國古代的鹽業專賣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風的官民鬥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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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鹽販子是歷史上有一個很有趣的職業。有些私鹽販子還參與了農民起義，其他沒有直接參與軍事鬥爭的私鹽販子中，也不乏造反起義的支持者。公元881年1月16日，黃巢在長安登上皇帝寶座，國號大齊。兩年之後，他就從皇帝寶座上被趕下台，不久即在山東泰安附近兵敗自殺。黃巢的老家在山東菏澤，三代都是私鹽販子。販私鹽在唐朝是死罪，但是利潤奇高。作為私鹽販子，黃巢家裡並不缺錢，所以在百姓因為吃不上飯而造反的時候，黃巢的造反更是一種藉機獲取更大利益的策略。而元末更是典型，朱元璋起義的經費大多是私鹽販子提供的，就連他的對手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也都是私鹽販子出身。可以說，封建歷史上的元末農民起義，基本上是一夥私鹽販子在爭奪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