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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年，這是個特殊年份，南宋滅亡，蒙元入主中國全境。

在這一年，中國浙江雁盪山能仁寺住持無學祖元，受日本幕府北條時宗邀請赴日。

那裡離南宋都城臨安700里，離日本最近的與那國島水上距離也是700里。未廢多少周折，無學祖元蒞臨日本，得到日本幕府厚待，先任建長寺住持，後為圓覺寺開山。

這個中國大師是什麼來頭？何以受到日本幕府如此青睞？

無學祖元，俗姓許，號子元。所以世俗社會叫他“許子元”也可以。實事求是地描述，許子元是個非常有精神修為的禪師。關於他的修為，最具傳奇性的故事，是獨守寺廟喝退蒙古兵。

臨安淪陷後，蒙古大軍進逼溫州指向能仁寺，眾僧逃離，只剩許子元一人，蒙古兵揮刀架在許子元脖子上，喝令降服，許子元坦然誦詩：

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里斬春風！

據說，殺手為許子元的氣勢所震撼，狼狽而去。

那麼，許子元為什麼在南宋滅亡後去了日本？

因為國破，寺廟也不能成為避難所。

東渡日本後，許子元的禪道得以廣傳，日本朝野包括武士群廣為受益。

據稱當蒙古大軍伐日時，北條時宗率眾抗擊時那句氣吞山河的“莫煩惱募直向前”也是受到他的啟發。許子元以無我的精神鼓勵了鎌倉執政者北條時宗和日本將士，在抗元中取得文永、弘安兩次戰役的勝利，決定了日本與中國不同的命運。並且，為武士道注入了新元素——所謂“道”就是這樣一個一切皆空，死不易志的氣度。

許子元在中國大陸的命運充滿憂患和悲傷，在日本則煥發了奮發與飛揚，他成功地塑就了日本文化中的剛性。乃至於在歷史重大轉折期，日本文化的剛性時常給大陸的萎靡腐朽強刺激。

南宋滅亡，中土文化遭到巨大摧殘。日本人放眼四海，自感日本是碩果僅存的中土文化繼承人（當時朝鮮半島高麗也在蒙古的控制之下）。此後的日本政府，不但極力拉攏中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日本，也理所當然地把蒙古人治下的中國當作了“蠻夷”，對忽必烈的使者斬殺之，對蒙古遠征軍抗擊之。

當時以許子元為代表的南宋遺民，不消說，是站在日本一邊的。“中土文化情結”將南宋文化遺民與日本連在了一起。許子元赴日佈道當然也是“中土文化情結”的延續一部分。在近代日本與中國交惡之前，認同日本是“中土文化之一傳承者”的漢民族文化移民代不乏人。乃至幾百年後的清末民初，寫《痛史》的吳研人，還把日本痛擊元朝大軍看成是“天道好還”。漢民族亡國後，確實有不少南宋遺民樂見日本同佔據中國大陸的蒙古人交戰。在他們看來，日本抗元，甚至可以成為伍子胥“流吳亡楚”的翻版。

正因如此，中國歷史的第三次移民潮大約就發生在此間。不然就無法解釋崖山之局——南宋海上行朝有官兵17萬，民兵30萬，隨行民眾不計其數。端宗病死後，散去大半，剩20萬。這散去的一部分去哪了？崖山之戰，陸秀夫負幼帝投海，殉國者10萬。而殉國方式除了蹈海，難道就沒有其他遠渡之舉嗎？若遠渡，第一站當然是離日本最近的東洋海面。

可以想見，蒙元滅南宋，一部分不願臣服於異族的“中土士人”流亡日本，最終成為日本的“歸化人”。而數百年後，華夏再遭華夷之變深陷刀俎之中，他們的後裔作為侵略者亦出現在故土上。此情此境，不知許子元們泉下有知，作何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