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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熙自十三歲即位，長期處于內憂外患的情況中，他從實踐中所得的經驗，影響了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自小就重視學問，尤其醉心于禪宗的佛法，這是順理成章的因緣成就。不然，雍正早年，還身為王子的時候，居然潛心佛典，后來被封為親王以后，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臣工，自稱學佛參禪。甚至還雜有出家和尚們的參預，豈非怪事。“知子莫若父”，如以康熙的英明，對兒子們這些作為，絕對不會毫不知情而忽略過去。事實上，他對雍正的參禪學佛，根本就不置可否，也從來沒有告誡過。這不能不說他是有有意培養，至少也是并不反對。
可是一般寫清初歷史小說的人，大多都把雍正的參禪學佛，寫作為奪嫡爭權的手段，認為是以退為進的權術。其實，在康熙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把儲位的密旨，先行寫好，放在“正大光明”匾額后的辦法。這個辦法是雍正本人所開創的。因為他有鑒于歷史上對儲位之爭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為了立太子的事，氣得發昏。現在又親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間立儲和廢太子的事，又加眾多兄弟之間明爭暗斗的慘痛內情，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間，就命總理王公大臣等，將密封建儲事的錦匣，收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后，并且明說是“以備不虞”。所謂“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為人的生命無常，況且身居高位，無常之變更多，萬一本身不保，后繼無人便難辦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選，因環境影響而變質變壞了，要想更換另一個人，也會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勞”，他不如采用這種公開秘密的辦法，早做準備為妙。然而從清末以后，一般人便顛倒清史的前后關系，說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額后的遺詔，搶得皇位，未免有欠公允。
晝夜勤勞“辦事定”
但我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無關這些歷史疑案的爭議，只是說繼康熙以后的雍正王朝，更為明顯的是外示儒學、內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內涵。但要詳細說明這個理由和事實，又是一個很煩復的專題。我們只要提起大家的注意，現在還保存在故宮的檔案中，仔細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所批過的奏折，就會承認他是歷代帝王中最為認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較儉樸，嗜欲比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無誠心辦事的真情，沒有過人的精力，的確是經不起這樣晝夜勤勞文牘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時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時，卻對禪宗佛學方面的編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還要多得多。批奏折、編著書，都要動腦筋，用手來寫的。那個時候，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他身為帝王之尊，不要說日理萬機，就是十多年來關門閉戶，專心寫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豐富的成績。不過。對于雍正深入禪佛的學養方面，我相信將來必有專家去研究，我們姑且點到為止，不必多加討論。但要補充一點，雍正平生書法，也極力學習他父皇的字體，只是筆力勁勢稍有不同而已。所以只要在故宮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找出已經有雍正為康熙代筆批閱處置的資料，便會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養他可能繼承帝位的干練才能。如果這樣，就可明自康熙在臨危時，何以匆促召來雍正，咐囑他來登位的史實了。
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點，在于平定內亂，統一全國。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黃河與運河的災患，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對于全國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意識，存在滿漢之爭的緊張情緒，只能用懷柔綏撫的政策，舉行“博學鴻詞科”，以時間來爭取和緩。
但到雍正登位之前，他處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五年的經驗和閱歷，關于諸多兄弟之間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與滿漢之間的情形，他是深知利弊。尤其對滿族旗人的貪婪和腐敗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極當年所說的“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必須做出處置。因此，他即位以后，立即雷厲風行，毫不留情地先從宗室動手整頓。接著，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貪瀆。所以他首先得罪樹敵的不是漢人，卻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滿族旗人。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結漢族臣民，造謠中傷不遺余力，甚至盡量宣傳他是如何使用奸詐，取得權位的不正不順。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財賦及庫存銀兩，已漸見支絀，并且與各省地方之間的財賦庫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已經有詔諭戶部及各省，要“從長商榷”。其中有關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貪污侵占情形，以及權臣如年羹堯、外戚如隆科多的別有異心，雍正在藩邸的時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寬大為懷，雍正自己又處在諸王大臣及兄弟之間爭權奪利的嫌疑地位，當然不好明顯表態。所以當他登位以后，便著手嚴格處置滿漢權臣，整頓田賦財稅，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歷來在政治上整飭綱紀，肅清貪污，幾乎沒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頭土臉的。宋朝的包拯雖稱“包青天”，但他也并末辦過整理財經的大案。不然，就是萬里無云的青天，也會風云變色。可是雍正卻不顧一切，親自動手做到了，清朝的國庫充足了，貪污犯罪的官吏傾家蕩產了。因此，有關滿漢反對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學佛參禪的健者，他深切體認到永嘉禪師所說“辦事定”的學養，如“止水澄波，萬象斯鑒”。只要見地真，行履切，即有如莊子所說的“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決心，就毅然地做了。
雍正如何“平天下”
雍正元年，正月，還未正式視政之時，就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各官。這就是先聲奪人，告訴大家他要開始整肅了。如照現代觀念來說，他已首先宣布他施政報告的方向了。我們現在依據史料所載，略選幾則他的主要施政，并酌加簡單說明如下。
如有關農業經濟的開發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這是集權于一身的帝王專制政治時代，不是如二十世紀民主時代經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會議決定來辦的。雍正他生在深宮之中，長于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是這樣地獨斷獨行，嚴今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干部的有意阻撓，是不準許的，這是很值得贊賞的事。）
夏四月，復日講起居注官（這也等于是自找麻煩，要大臣隨時記錄他生活和辦事的是非好壞）。然后才“初御乾清宮聽政”。跟著便下令“除山西、陜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其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的貧民。可是雍正卻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
六月，命京師（北京）八旗兵無恒產者，移駐熱河喀剌河屯樺榆溝墾田。（他這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征戰有功滿族八旗的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啊！可是他卻嚴厲地做到了。后果呢？當然是眾怨所歸了。）
八月，諭諸鹽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在中國過去歷代的財政經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鹽和鐵的生產和貿易。經營貿易鹽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鹽商的集散碼頭。鹽商巨賈，有富至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的生活享受勝過王侯。做鹽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愿這些官商勾結，胡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至于建儲匣，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面，就是這個月中的事。
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們原來都是明初俘虜張士誠部下的殘兵敗將的后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紹興，既無恒產，又沒有謀生的技能，便永遠變成游手好閑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的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跟著十一月，又下令“禁止奸棍私販中國幼樨山口，賣與蒙古關口。官員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別議處。著為例”所謂著為例，就是“作為永久立法”的詞句）。
十二月，當時有西洋人，在內地潛傳天主教，因浙閩總督覺羅滿的報奏，恐會有煽惑人心，要求驅逐出境。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國人便加敵視，卻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們到澳門居住，以示寬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兩冀各立“宗學”一所，撿選宗室四人為正教長，十六人為副教長，分別教習“清”“漢”書。
六月，又命內務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產業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后，所種公田之谷，再行征取（這件事，他在文書中，便有“共力同養”的要求，如從現在人的觀念來講，等于是他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試驗農場。事實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對八旗子弟的整肅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征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于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軾請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御潮汐。
四年二月，定陜兩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為率。
四月，命云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征收。
六月，禁賭，準許吏胥在賭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即賞給拿獲之人，以示鼓勵”，永為定例。
十二月，兩浙鹽商輸銀，照兩淮鹽義倉之例，于杭州府地方，建倉買米積貯，隨時平糶。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銀攤入地畝征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仆名色。諭旨有：“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其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故著該督查明除報。
九月，給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籽種，令開墾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學舍（督促八旗子弟讀書）。減嘉興、湖州兩府額征銀十分之一。其諭旨有云：“查各省中賦稅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每府多至數十萬兩，地方百姓，未免艱于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于明初。以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后，籍（沒收）富氏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額稅。有明二百余年，減復不一……查嘉興額征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余兩，湖州額征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余兩，俱著簡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為例。”
十二月，命江蘇、安徽丁銀均攤入地畝內征收。
七年三月，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所，丁銀攤入地畝內征收。
八年八月，分京師旗莊為八旗，設官分理。“京畿各有莊屯之地方，旗人事務繁多。應以三百里內為一路，分為八路，設官八員，分司辦理。”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設立書院。
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諭各省生童，不許邀約罷考（嚴禁學生的罷考運動等）。
十月，命陜西督撫確查州縣歉收之處，奏請蠲賑。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這是解放婦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習俗三貞九烈的虛名所束縛）。接著乾隆元年并即“諭審案不許株連婦女”，也是步其后塵而立法的好事。
至于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堯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一書；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家人這三件文字獄的大案，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惡因果，頗為複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素來是皈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眾生平等的道理。但結果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制家法的立場，采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個書在清朝兩百多年中，雖然并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啟發了民國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現在各個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如此，雍正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再退一步來講，過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們的統治手法，都會如三國時代劉備說過一句坦白的老實話，那就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有罪無罪，同為一例。所以佛、道兩家便教人要知時知量，明哲保身，做為茍全性命，不求聞達，獨善其身的規范。但如不幸處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隨時會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礫黃金，同為廢物，即使圣如堯舜，也有殛四兇的記載，孔子也有殺少正卯的故事。雍正雖學佛參禪，當然更不能比于堯舜與孔子，應當受到后世的批評。
大禪師整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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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扮喇嘛的模樣。圖／北京故宮典藏、提供
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當時讀書人及后世攻擊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嚴格整頓佛教禪林的結果。因為從明朝中葉，王陽明理學一系的興起，以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歸入儒學的知見，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為禪宗開悟的極則。因此，陽明之學的流弊，到明末時期，大都猶如狂禪之流，到處都是。當時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家“圣人滿街走，賢人多如狗”的情況。那時禪宗的大匠如密云圓悟禪師，雖然望重禪林，但他的出身，猶如唐代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一樣，并非儒林名士出家。可是從他求學的人，很多是為了逃避明末的黨爭，逃禪入佛的學者名士。他有一個名儒削發為僧的弟子法藏，自認是從密云那里開悟得法的高足。因此，一般有進士、舉人功名的人，就紛紛歸到法藏的門下，從禪宗的習慣，都尊敬簡稱地為“漢月藏”或“三峰藏”禪師。“三峰”、“漢月”就是他掛褡在江蘇的庵名代號。
“漢月”的弟子中學者眾多，聲勢日盛，便有談禪的專著，闡揚唐宋以后禪宗的五家宗旨，標榜一個“○”（園相）為指標，或說平常著衣吃飯，即知即行等等，就是“當下即是”佛法的禪。其實，給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的作為，早已離禪離佛愈遠。這樣流傳廣了，密云大師知道了，大為不然，就著文章來批駁他們。可是“漢月藏”的弟子們不服氣，又著書反駁師祖密云。如《雍正語錄》所說的《五宗救》、《辟妄》、《辟妄救》等書名，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但自滿清入關以后，“漢月（三峰）”一派的弟子，愈來愈多。其中大部分還是“反清復明”的讀書分子，有的以出家為僧作掩護，有的便以居士身份，住在禪林寺院，做為伺機而動的據點。明末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就與“三峰”及“反清復明”分子有密切的往來，而且以詩文交誼、不涉世務做擋箭牌。蒼雪大師遺著《南來堂詩集》，在他唱和的詩中，便有許多明末人物的史料。“漢月藏”一系，后來又專以禪宗五宗的“曹洞宗”相標榜，意在脫離“漢月藏”的傳承來自“臨濟宗”的作用。雍正在王邸的時候，早已開始參禪學佛，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而且他受章嘉大師的啟迪印可以后，對于禪悟，自認為是已經破了三關的大徹大悟者，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禪師的身份，收出家和尚們做弟子。因此，他對明末清初佛教的禪宗叢林，和蒙藏密宗的教法．其今的利弊得失，以及龍蛇混雜的情形，都弄得非常清楚。
雍正登位以后，便以禪師而兼帝王的立場，大刀闊斧來整頓佛教的禪林，下令盡毀“漢月藏”一派《五宗救》、《辟妄救》等著作，并命“漢月（三峰）”一系的出家僧眾，統統要重新改投“臨濟宗”的門下。在圣旨威嚴管束的同時，他又聲明自已是個明眼宗師，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認為他的見地有錯誤的，盡管進京找他面談對錯，他只以出家衲僧的立場相見，絕不以皇帝的權威壓人。總之，要和他講論佛法，他自認為只是一個禪師或居士而已，并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見。可是當時如雍正一樣，對于參禪學佛，確實下過一番真參實證功夫的出家人，并不多見，當然便沒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禪師們，一領布衲，芒鞋拄杖，敢在帝王前面瀟灑自如地侃侃論辯佛法了。因此，他把幾個跟他參禪學佛多年的和尚徒弟，分別派到江、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禪寺叢林的住持，并命督撫以下各官照應，做為佛門的護法。如揚州的高旻寺、杭州的凈慈寺、嵩山的少林寺等，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住持整頓。經費由地方財政的贏余中劃拔，及募集功德所得，或由皇室支付，統報由雍正自行核定。但從雍正的整飭佛教和禪宗以后，便使中國的禪宗，局限于高旻寺的禪堂之中，只以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定為參禪的風規，直到現在。這倒合了一句古話：“良冶之門多鈍鐵，良醫之門多病人。”
但我們需要知道，雍正整頓佛教和禪宗各叢林寺院，從佛法的立場來講，他是確有正知正見，并非歪纏。但同時也使那些皈依佛門，抱著“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于，臨時冒充參禪學佛的和尚，走投無路，弄假成真了。因此，后來“反清復明”的幫會組織，就都離不開與佛門有關。可惜過去一般對歷史記錄的大儒，偏偏固執成見，認為佛、道兩教，都是孔子所說的“異端”，從來不關心它與中國政治文化有關系的重要，所以并不深究。尤其對于清史，如入關前后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皇，如不了解禪宗和密宗的淵源，當然所有論斷，就多有外行之談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認為破壞佛教最厲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難（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但并沒有說雍正這樣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災難。事實上“三武一宗”的事，是有關歷史文化恩想的沖突，和佛、道兩教的宗教斗爭，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結果，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絕對盲動。至于雍正的整頓佛教禪林，他是以內行對內行，他的本心原在維持佛法的正知正見，當然不能把他做為迫害宗教的事件來論斷。
但另有一件與雍正整頓佛教禪林有關的故事，我也追究了幾十年，直到如今，仍然是屬于“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那就是：中國佛教的出家人，為什么要在光頭上燒戒疤？開始在哪個朝代？根據佛經大小乘的戒律，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西藏等地區的佛教傳承，出家人剃除須發以外，也都沒有這個規定。我曾經在五十多年前，訪問過幾個前輩的師友，都無法作答案。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和一位老和尚討論過此事。他說，應該從清朝入關以后開始，而且可能起于雍正的時代。
如果這樣，那就是在雍正收拾“漢月（三峰）”一系，飭令統統歸到臨濟宗門下以后所開始。他為了同時緩和滿漢之爭的作用，施行仁政，當他在位的十三年中，曾經兩次在夏天盛暑時間，命令清除刑獄，釋放一些罪犯。如誠心愿意懺悔改過，準許入佛門出家修行。但又恐一般始終心存“反清復明”思想的人，從中煽動，便咐囑他所派往江南一帶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們，提倡以《法華經》、《藥師經》和《梵網經菩薩戒》的舍身懺罪、燃燈供佛的作用，接受三壇大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的同時，便在一身最寶貴的頭頂上燃燈，以表志誠。這樣一來，即使要在出家以后，再來蓄發還俗，從事“反清復明”運動，或是怙惡不悛者，都無法逃過檢查身份的法網了。從此以后，除蒙、藏喇嘛以外，就形成內地漢僧的頂上，都有戒疤為記了。除此以外，又有在禪堂中警策參禪入定的香板，也是由雍正當時在王府領導修行，交一把寶劍給一個和尚徒弟說，如果你在七天中不開悟，就以此自裁吧！結果，此僧果然不負所望，所以后來在禪堂中集體參禪時，便變更形式，做成劍形的香板，也是雍正禪師的杰作云云。有關這兩件事，是否如此，我仍然不敢確定，只如野老村言，備做研究參考而已。
至于后來寫歷史小說的人，便把雍正描寫成學武少林寺，并與南京大俠甘鳳池、白泰官，乃至了因和尚交往，以及呂四娘報仇等事，說得津津有味，有趣之至。甚至還有把乾隆也寫成曾經學藝南少林寺，和洪熙官有關系，因此火燒少林寺等等，不一而足。雍正是學禪的行者，他在即位以前所編集的《悅心集》中便收有“十載勛名身外影，百年榮辱鏡中花”的警世名言，這些毀譽對他來說，又何足論哉！
定鼎守成一奇才
至于雍正在位的時期，對于中國文化上歷來所敬重的儒家傳統和先師孔子的尊號，他雖然不像歷代其他帝王一樣，隨時要聽從儒者出身的大臣們的建議，做出特別表示尊儒尊孔的舉動，但他也步康熙的后塵，做過幾件事，算是對儒家文化也有了交代。如雍正元年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這又是出手不凡，以虛名以博實譽的出奇之舉）。二年八月，定從祀孔廟三十一人，包括有鄭康成、諸葛亮，乃至清初的名儒蔡清、陸隴其等。三年正月，親試應差學政各員文藝。如云：“因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并未考試，其中并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后，荒疏年久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并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委差。”六年六月，授先賢冉雍后裔世襲五經博士。雍正為什么忽然心血來潮，在孔門七十二賢中，偏要這樣重視冉雍，實在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唯一可以為他解釋的，可能是他有感而發，覺得有德有學的帝王之才，實在太過難得。孔子曾經稱贊“雍也可使南面”，所以他便有這一道詔命吧！
依照前面所講的觀點，總結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有關整肅傳統文化的作為，從明儒王陽明開始，融會禪學于儒理的流弊，到明末萬歷祟幀時期的黨爭，以及進入順治、康熙王朝以后，所有逃儒入禪的前明遺老和遺少們，在這位“雍和宮圓明居士允禎（雍正）破塵大禪師”的棒喝之下，幾乎都無立錐之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了。
同時又設置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內分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左右各二人，號為“僧錄八座”。選任出家的僧官，先由禮部考試，再送吏部備案，最后交內務府（皇宮內務主管機構）的掌儀司、禮部的祠祭司會同考核，再報由內務府大醫請旨準可，才移吏部頒發符札委任。這樣一來，掌握僧官的實際權力都在內務府中，等于是由皇帝的親自監管。各省地方僧官的選任權，便交內督撫決定。至于從雍正親自主持參禪，經他自己認可的禪師和尚，有資料可查者，而且經他親自派遣，住持江南等名剎，便有性音、明鼎、超盛，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萬壽寺方丈超鼎、圣因寺方丈明慧，和元日、超源、實徹、悟修等十僧，猶如他出家眾中的十大弟子。當然，也等于是他外派視察民情的耳目。在滿漢的大臣中，如張廷玉、鄂爾泰、福彭、允祿、允禮、天申、圓壽，和他自己的兒子寶親王弘歷（乾隆）等八人，等于是他座下在家眾中的得法弟子，可倚為治國的左右手。其他有關從他隨緣參學的妃子、宮人、太監，當然在他的選佛場中，還不能得到榜上有名的記錄。
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學詞章并不亞于任何一位翰林進士；談禪說道，并不遜于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一般評論，便只能說雍正猶如漢代的文（漢文帝）景（漢景帝），過于忮刻而己。但他對用人之道，卻真能實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則。換言之，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寧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如果學問好、有品德，如張廷玉等人，始終就給以高位，留置內廷。出身功名不高，但的確別有才能，如田文鏡、李衛等人，便委以重任外放。至于科名循序漸進的人，雖詞章華麗，也只能位任文員，安置在翰林館職而已。雍正在十三年中，得以坐鎮京畿，背靠漠北的滿蒙，右握西北，左攬東南；西南有事，只需一個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來說，他確是做到了如《詩經》所說：“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了。但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來說，他卻落于“靜慮而后能得”的窠臼，對于“親民”而“止于至善”的外用（王）的實際，難免自有遺憾之處。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誠說得對：“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雍正即位以后的禪病，正陷在過于練達而又曲謹的漩渦中而不自覺。
也許大家會問：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既然已經開悟，又何以只有五十八歲就死了呢？參禪開悟，并非是求仙道的長生。一個人事無巨細，都要事必躬親，晝夜勤力，日理萬機十多年，不累死也會癱瘓的。況且他對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轉身一路工夫，還須求證，并未到家。這是他無法告人、無處可問的關鍵所在。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也許將來或可知道謎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