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摘自：

《大德高行護國抗暴——記抗戰中的高僧圓瑛法師》(蘭桂英著)

圓瑛法師（1878—1953），中國近代佛教領袖。民國十八年(1929)與太虛法師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並連續數屆當選主席，圓瑛法師一生為團結全國佛教徒、促進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被推選為第一任會長。

號召抗日籌款救國

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出兵強占我國東北三省。適值此年，圓瑛法師被選舉為中國佛教會主席。他目睹流亡到關內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關外同胞，耳聞日本侵略軍在東北的種種暴行，深懷國土淪喪之痛，感到自己作為全國佛教會主席、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應為御侮救亡盡力，有責任喚起民眾抗敵衛國。

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圓瑛法師便在上海圓明講堂親自主持了護國道場，並以全國佛教會主席的名義通告各地佛教會組織啟建護國道場，並致電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強佔我國土之侵略行為。

在圓瑛法師的宣導下，全國各地的寺廟都啟建了護國道場，一時間各寺廟香煙缭繞，聽者雲集。圓瑛法師從佛教的角度闡釋保家護國的道理，起到了號召民眾起來抗敵的重要作用。當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華北時，圓瑛法師又在上海發起啟建丙子護國息災法會，並請在蘇州閉關的印光法師至上海說法，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暴衛國，為抗日將士捐款。印光法師每日說法兩小時，萬眾圍繞，盛極一時，圓滿日皈依者千馀人。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又同為崇尚佛教的國家「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圓瑛法師即以中國佛教會主席的名義致函日本佛教界，號召日本佛教界「共奮無畏之精神，喚醒全國民眾，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在函中，圓瑛法師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之和平，進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從佛學的角度，闡明了處理國際關系所應持的平等原則。圓瑛法師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語重心長，富有說服力，不僅在日本佛教界產生很大反應，而且在東南亞佛教徒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民國二十六年(1937)十月以後，圓瑛法師幾度攜帶其隨侍弟子明暘法師出國，分赴新加坡、吉隆玻、槟榔嶼、怡保、麻六甲等地講經說法，籌款救國。每到一處不僅得到當地佛教界的歡迎，而且得到廣大華僑的熱忱捐助，為抗日救災，籌集了大批款項。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止，總計募得十萬馀元，並陸續匯往上海，充當抗戰經費。

組織佛教會災區救護團

佛經說，菩薩雲游四海，普渡眾生於水火苦難之中。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置中國人民於巨大的戰火苦難之中。對此，圓瑛法師對身邊的弟子說「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罪者橫遭殺戮，豈能眼看著無數生靈在敵機瘋狂濫炸下殒命，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折足的戰士哀號。作為佛家弟子應秉承菩薩原義，行救苦救難之責。」

盧溝橋事變一爆發，圓瑛法師就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由他親任團長，並緊急通知京（南京）滬地區各寺廟派出二百多名年輕僧眾，往上海玉佛寺報到，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隨後，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相繼成立。

身為救護團團長的圓瑛法師，要求參加救護隊的每位僧侶，發揚佛教救世的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無所畏懼，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忘卻身家之我見」，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難。僧侶救護隊深入前線，穿梭於槍林彈雨之中，救死扶傷，護送難民。僅京滬隊第一分隊，「出入江灣、閘北、大場等前線，搶救受傷戰士不下萬人」。本為不染血腥的清靜之地的寺廟也辟為收容戰地傷兵的佛教醫院和接納災區難民的佛教收容所。

民國二十六年(1937)冬，上海淪陷。經過激戰後的上海已是廢墟一片，屍橫遍野。陣亡的中國士兵和罹難的難民的遺骸，日軍不准收埋，中國居民又無人敢冒殺頭之險過問。豈能讓衛國抗敵的戰士曝屍郊野，讓罹禍難民的屍骸遺拋溝壑？圓瑛法師以大無畏精神，發起組織掩埋隊，由玉佛寺、法藏寺、清涼寺、國恩寺、關帝廟、報本堂等寺廟的僧眾和香工組成，圓瑛法師親任總隊長。每天用四輛汽車，由掩埋隊將屍體一具一具地抬上車，送到郊外掩埋。晝夜不停，花了三個多月時間，總計掩埋屍體一萬多具。

圓瑛法師率領中國佛教界在抗敵救災方面的一系列義舉，獲得了國內外的高度贊揚，當時國民黨軍將領陳誠也不得不承認：「真正到前線上去救護的只有他們。」

堅持正義威武不屈

圓瑛法師的正義行為，當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於圓瑛法師在國內外民眾中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對他進行拉攏，要他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企圖以此控制中國佛教界，進而控制中國民眾，遭到圓瑛法師的嚴辭拒絕。軟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猙獰面目，民國二十八年(1939)農曆九月初一，時逢上海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成立紀念之時，正當圓瑛法師在殿堂上供禮佛，日本憲兵突然包圍了圓明講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懷念部進行刑訊，企圖威逼圓瑛法師承認並聲明抗日有罪。圓瑛法師大義懔然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聲念佛。

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這些專家被圓瑛法師高深的佛理駁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的日寇惱羞成怒，對圓瑛法師進行百般肉體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幾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圖迫其就范。但圓瑛法師心繫民眾，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減免眾生的痛苦。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法師名播中外，眾望所歸，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最後，只好將他釋放。脫離虎口的圓瑛法師，仍然不改初衷，為抗敵救災而奔走呼號。

圓瑛法師是現代中國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懷家國憂，在中華民族危難之秋，他不因自己無守土之責而超然物外，挺身團結佛門僧眾，共赴國難。他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大心懿行和無私無畏的事跡，將永載在中國現代史冊上。

原載：《法界電子報》第13期